当代新闻学理论把舆论监督视为新闻媒介的普遍功能之一。在新闻实践中，舆论监督不仅见诸西方媒体，也越来越多地为我国新闻界所运用。但由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不同，中西方的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迷信。
中西方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
对中西方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是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关于人性论的基本假设、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对中西方的舆论监督思想起着有力的塑造作用。
一、舆论监督思想的理论基础
美国传播学者赛伯特认为：“关于公众通讯工具与其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之间的任何理论，是被人与国家之间关系某些哲学原则所决定的。这些原则包括：人的性质；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人对国家的关系；基本哲学问题，知识与真理的性质。”我们关于舆论监督思想的比较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思路进行的。
人性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关于人性论的假设是相互对立的。西方政治思想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出发，主张人性本恶。既然恶是人类的天性，那就不可能彻底地灭绝它，而只能将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采取适当的途径与手段来利用和引导这种天性，使之产生积极的效果。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舆论监督思想，一方面认为组成政府的人并不具备道德上的任何优势，因而需要警惕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作恶；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并非与人为善，而以揭丑、曝光为能事，常常抱着一种恶作剧心态。
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性善论为主流，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一类说法众人皆知，根深蒂固。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不坏的主意，不仅不能让普通群众从中分得任何好处，反而对他们极为不利。人性本善表面上是说大家都原本心地善良，其实大为不然，因为传统政治话语中的“人”，是治人者而非治于人者。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之高低是君子与小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分界线。权力的大小于是成为衡量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而儒家正是靠着他们所掌握的道德资，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的。他们的批评多集中在君主是否崇尚武力、生活奢侈、宠信奸佞等方面，几乎都是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
因此，人性论假设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超验的哲学命题，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如何认识权力的重要前提。性恶论和性善论对舆论监督各有益处。分别持两种观念的基督教和儒教在历史上都对政府权力起到过一定的约束作用。不难看出，性恶论更容易使人们对权力可能导致的腐败产生警惕，而性善论则有利于政府官意识到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但问题在于传统的权力约束方式都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并且两种假设都包含着对普通民众的否定，所以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批评与现代舆论监督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综合起来讲，现代舆论监督思想隐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人性论观点：对公共权力而言，它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需要时刻提防其越轨之举，甚至把他们当作坏蛋来对待，这是一种性恶论的立场；反之，对社会公众则寄予了高度信任，认为他们是一切权力的来，并且不会被腐化，或者说不会犯错误，这无疑是性善论的观点。中西方传统文化为现代舆论监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比较起来说，对权力者持性恶论观点也许之于现代舆论监督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化心理
从报道内容来说，舆论监督主要的，或更多的是负面报道，不同的文化心理对它的接受程度各有差别。
负面报道是西方新闻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它们的新闻作品中负面报道的比例远远超过正面报道。美国新闻记者杰克·海敦认为好消息往往不成其为新闻，坏消息才是新闻。例如战争、灾害、飓风、地震、喷气飞机失事等，都是新闻，他甚至断言：“火灾和事故，都是每天的新闻。”杰克·海敦的目的并不在于给新闻下一个标准定义，而是对西方新闻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总结。对灾难事故的热衷，体现了西方新闻记者在新闻事实的价值选择上的共同倾向，也是其悲剧性文化心理的反映。根据这一观念，灾难性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视而不见只能是自欺欺人，幻想能摆脱这种结果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正确的选择是正视它，并战胜它。
从中国的文学传统看，以“大团”为结局的小说和戏剧占了绝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数量非常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不论从作家的创作心理还是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看，都表明悲剧意识的缺失。因为中国人普遍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悲惨的结局如果降临到好人或无辜者的头上，就会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话剧《曙光》，在表现洪湖地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时，描写了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冯大坚被坚持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林寒杀害的情节。不少观众感到无法认同，他们不解地问：“冯大坚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这么有能耐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快就死了？很可惜，死得太早，是不是叫他死得晚一点，或者不死？”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中国受众是缺乏悲剧意识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学者都一致认可这一结论，如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很少是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孔子反复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对虚幻世界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一位中国学者在谈到他对西方舆论界的印象时写道：“看不少西方政客的传记，都发现他们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的气氛下，如履薄冰地坐着首相、部长等临时交椅的心态。因为这些国家的电视尤其是报纸的最大功能就是揭露。好人好事很少有人表扬，做了就做了，但若有歹徒行凶、官“下水”之类的消息，就会被整个新闻界炒来炒去，直到有了大快人心的结果。我的印象是，社会舆论和心理都不喜欢好人好事受表扬，而愿意欣赏坏人落网、官丢官之类的奇闻。”出于对悲剧抵触的文化心理，中国公众不希望在媒体上看到太多的负面报道。北京零点调查公司怨怨愿年就社会安全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全国个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市民感到不安全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听到有人近期受到不法侵害、外地到本地来打工经商者太多和媒体上传播太多的违法犯罪案件。调查报告特别指出媒体上关于突发、暴力事件的过多报道会影响到人们的安全感。
主体性观念思想史家认为，中西文化在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迥然异趣的认识。在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相分”或“天人分裂”。根据这种文化背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只有通过征服自然才能完善自我。而在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基本态度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主张人与外界和谐相处。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为新闻信息交流活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天人分裂”思想造成了一系列的分离和对立，如人与自然的分裂、个体与整体的分裂、现实与来世的分裂、政权与教权的分裂等。同经济上的分工与合作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样，社会生活中的分化与沟通也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不断分化的社会现实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使沟通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西方近代新闻事业就是商品贸易与商品生产相分离的结果。以沟通为目的的信息交流活动，注重的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性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舆论监督活动更容易展开。
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背景中，人只有在与外界的“和谐”中才能保存和发展自我。在生产活动上，人们必须与自然界相“和谐”，也就是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经商则被认为是奸诈者的行为；在社会交往上，人们必须与他人“和谐”，也就是对长辈要尊重、对上级要崇敬、对君主要忠诚等。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信息交往的目的不是沟通情况，而是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自觉服从这一角色要求的约束。因而，注重调节、注重维持秩序的目标追求，便成为中国文化背景中占统治地位的信息交流活动的突出特征。
中西方新闻传播在注重调节与注重沟通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注重整体与注重个体的差异。近些年来新闻学界提出的混沌主体性与分化主体性的范畴，正是上述两种思维结构的区别的反映。所谓混沌主体性，指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尚未分化，主客关系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因而信息流通范围以自然或认为划定的边界为限，所有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都以巩固整体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分化主体性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异质主体通过利益交换和平等沟通得到整合。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主体性观念上，开始由混沌主体性向分化主体性转变，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西方舆论监督思想
尽管舆论监督主要是在西方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之后才出现的，但其思想资植根于相关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且一直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制约。
性恶论关于新闻媒介与其他所属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是由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些基本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人的本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即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西方世界普遍认同人性本恶的说法，认为人类天性具有作恶的倾向，不管个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达到完善。无论百姓还是国王，都有原罪，都有作恶的可能。这样一来，期待一个人格完美的统治者如儒家的“圣王”或柏拉图的“哲王”作为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的想法，在基督教思想中也就无从产生。从这种心态出发，统治者并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同样会犯错误的人；国家这种机构并不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组织，只不过是“必要的恶”。在西方伦理观念中，正如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政治思想，认为人类的弱点使政府存在着蜕变的可能，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加以制约。美国建国时期的思想家麦迪逊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既然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权力是由人行使的，而只要是人，就有作恶的倾向，就有堕落的可能，所以政府制度的设计不能寄托于好的统治者，而是要让即使是坏人当政也不至于造成太大损害。也就是说，人类本性的弱点，使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变得必不可少。
防止统治者腐化堕落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民的监督。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看来，人民是他们的统治者的唯一监督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促使统治者恪守他们制度的真正原则。而人民监督政府最主要、最经常的中介就是报刊这样的新闻媒体。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写道：“要珍惜我们人民的这种精神（干预政府），并且让他们警惕地监督政府。不要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而是要靠开化的办法去改正他们。如果一旦他们不去留心公共事务的话，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及州长都将变成狼了。这似乎是人类本性的普遍法则，尽管有个别人是例外。”契约论在基督教观念中，上帝和其子民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被信奉者与信奉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有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上帝与人之间订立契约，通过契约相互约束，违者受罚。一部《圣经》实际上也就是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契约，所以它又称为《新旧约全书》。
到近代，西方政治学家将契约观念运用到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国家自人民的契约。荷兰政治学家格老秀斯首先阐述了这种主张。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财产之分，人人自由平等，个人是自己权利的保障者，有权抵抗他人的不正当行为。随着人类发展，出现财产分割，人们觉得孤立的家庭不足以抵抗强暴的侵逼，于是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后来，霍布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洛克将它又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他提出政府于人民的契约，政府如果违背了人民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人民就可以把滥用权力的人当作敌人来对待，用强力对付强力。
社会契约论极大地提升了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近代之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被认为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即舆论对权力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而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视为全体人民经过同意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舆论因此成为国家主权的来，构成法律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人民的意见既然是各级政府的基础，公众的舆论毫无疑问就应当成为约束权力的权力。
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世俗化过程，教会势力不断衰落，舆论的社会控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们注意到，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关乎一个人的声誉。世俗舆论所能给予的奖励——名声，是封建贵族和教会人士所不屑的，但商人们却趋之若鹜。哈贝马斯在分析舆论的古典含义时提到，舆论有两个原始意义：一为纯粹的意见即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二为意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誉，也就是一个人在他人舆论中的“名声”。“舆论如果尚未得到证实，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意见；这种舆论和人群中可疑的声誉意义上的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对舆论的声誉意义所作的批判正是西方传统观念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