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先生认为：“舆论监督包括工作监督、政策监督和道德监督，是指公众对某人某事发表批评和揭露性的意见。前两种监督是为了纠正错误，防止官僚主义。道德监督具有正义立场，是对‘丑与恶’的曝光，具有巨大的心里惩治威力。他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心理压力理论。”刘建明的定义把舆论监督划分为两种类型，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科学定义所追求的严谨性与涵盖力。在这个定义中，刘建明先生揭示了舆论监督的众多属性：第一，舆论监督的多种类型；第二，舆论监督的本质性主体是公众（而非媒介）；第三，舆论监督具有正义立场和惩治威力；第四，舆论监督的力量于社会心理压力理论。但是，若把舆论监督只看成是“对某人某事发表批评和揭露性的意见”，又似乎不能充分表达“舆论”的内涵和“监督”的广泛性社会意义。
孙旭培说：“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施政活动的公开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在这个定义中舆论监督的属性有所延伸，不仅仅指批评、披露，同时包含了对权力者的评价，对政务公开即知情权的强调等。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定义中舆论监督的主体模糊或主体丢失。是谁“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抑或作者是指“传媒”？主体模糊便无法确定舆论监督的本质属性。当然，在这个定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党政工作监督。
综合以上几种定义，我们感到理论界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并不一致：
对舆论监督的主体理解不同。有的指党的工作监督，有的指媒介监督，有的指政治意义上的监督，有的指学术意义上的监督。
事实上，人大的立法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检察、审计）、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审判）等都是国家监督，具有法律与行政的强制力，是硬监督。但国家监督是内部监督，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容易造成监督的失控。而舆论监督是公众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无形而有力的舆论倾向，是一种软监督。它所具有的不是法律与行政的强制力，而是来自于公众舆论所形成的压力。舆论监督是外部的社会监督，主要是对权力组织及其成的监督。媒介监督也不同于舆论监督，媒介的对应形式是新闻报道，舆论的对应形式却十分丰富：流言、民谣、书籍、文告甚至民歌、笑话等都是舆论的范畴。舆论，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播着公众意见。舆论监督是公众对社会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然、自在、客观无形的监督形式，它以公众舆论这种无形的压力监督公共权力，对公共权力形成制衡和约束的威力。这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以防止权力异化。媒介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种主要形式。在现代社会，常常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舆论的载体表达公众声音。但媒介不可避免带有自身的主观倾向，不可避免地依赖其背后的政治势力以及经济势力。当它真正代表舆论时“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其作用等于‘媒介的影响力垣现实舆论’”（陈力丹语）。但是，我们知道，媒介在不同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舆论姿态。在我国，因为大众传播媒介归党、国家和政府所有，而我们的政府是人民代表选举制，党和政府在根本利益上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媒介被形象地比喻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我国媒介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党政权力的延伸。当然，从根本上说媒介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媒介或者媒介新闻，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民意或公意。它的有效发挥对于行使公民民主权利、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公平正义原则以及保持社会稳定团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的重视、人民群众的欢迎。
对舆论监督的属性认识不同。在我国相当大的范围内，舆论监督被等同于批评报道或叫负面报道，其实，舆论监督还有比批评报道更为广泛的外延：一些针对某种不良社会组织状态、现象以及公众人物所表现出的具有纠正意义的积极倾向的或建议性的舆论也是一种监督；对那些在腐败、丑恶的氛围、事件中依然表现出坚定的、正确的、优秀品质的公众人物或行为方式的歌颂和赞扬也是舆论监督。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上海曙光医院成立了伦理委会，纠正以往不正确的做法。如，过去医院称呼病人都只叫“伊床”“伊号”“伊伊病”，忽视人的概念，伦理委会要求，医院不仅仅要做到治病，还要做到人文关怀，提倡“治病从尊重开始”，提倡病人与医生平等的观念，因此，改称伊床、伊号为“伊伊先生”，病床之间还设置隔断。那么，曙光医院如此体现人文关怀，如此尊重病人，不正是对许多医院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做法的批评与警示吗？还有，一段时间里，电视台、报刊、网络铺天盖地地谈论着牛玉孺，人们传诵着他如何廉洁奉公、勤俭执政的事迹。这种舆论的传播不也是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权力者的镜照，甚至是批判吗？陈力丹先生在《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就表述说：“公众表达的意见可以是赞扬、批评，形式和渠道也是多样的，因此，舆论监督往往体现为正反两种监督效果。”应该说，凡是能够触动人类灵魂、引导人的精神指向、匡正人的意识及行为偏差的舆论行为和舆论方式都可称之为舆论监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就是统治者采集民歌用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舆论监督手段吗？
什么是监督？“监”在古汉语中是照视之意。《诗经·小雅·大东》：“监亦有光。”《新书·胎教》：“明监所以照形也。”既是照视便就镜照、关照、反照无不可也，只要照出丑陋或照出美丽都已实现了“监”之“照形”的目的。“监”后又引申为监视、监察之意，因此正反皆可督察、督促和敦促。中国的语言具有象形和内涵丰富等特点，用中国式的的语言加以表述，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监督之意。
“督”自古即为监察、处罚之意。《史记·李斯列传》：“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司马贞索隐：“督者，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另外，古汉语中“督”字还有中央、中间之意，《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郭象注释说：“督，顺中以为常也。”那么，“监”与“督”连在一起，“监督”一词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方依照一定的准则监察、督促另一方，使之合乎规范不偏不倚。“合乎规范不偏不倚”与正义的根本精神相一致。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和维护秩序，舆论监督即在正义精神引导中以各种方式纠正偏差行为、镜照丑恶、敦促美好、张扬正义，因此说舆论监督是社会制衡的力量。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还对社会（公众）具有价值指导作用。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力量，一种文明标志。如《央视论坛》请了几位专家做节目嘉宾，以贪官李真的物品拍卖为话提，进行了讨论。专家认为，这是市场行为，但是一旦操作起来其行为的结果就不仅仅是经济价值的增长与否，而且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选择。有位专家说：“希特勒的物品就不流传。”这个节目就起到了舆论监督应有的作用，即对公众价值观的指导作用。它预警似地告诉人们不能只看钱，钱的主人是社会的罪人，是破坏公共秩序、践踏社会公正原则的犯人，他的物品、他的钱财不应当载着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传承给社会和公民，更不能成为特权者的榜样，而应当加以鞭挞和谴责。陈力丹说：“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不错，我想正确界定舆论监督的属性，就是为了使我们明白，舆论监督不等同于媒介监督，舆论监督也不等同于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不仅仅是管理者的宣传工具或政府部门开展工作的某种手段，也不仅仅是党政权力的延伸；舆论监督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作用；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公民有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当我们的公民都能认识到自身权利并自觉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舆论监督便自然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成为一种文明标志。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对舆论监督进行了如下定义：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它是一种自然、自在行为，是公众自愿、自由表达的意见和看法，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而舆论监督就是公众通过舆论这一意识形态方式对社会各种权力组织及其成的行为及行为方式施行评价和约束，使之符合社会正义的运行要求。
如刘殊威在研究如何识别虚假会计报表时，发现伊伊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一个空壳，于是在《金融内参》发表了一篇远字的文章，她以一个学者的良知明确指出：银行应立即停止对伊伊股份公司发放贷款。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大众媒体纷纷参与报道、发表见解。刘殊威只是个学者，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和上级意图，但其公正言论及其产生的反响对伊伊公司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并最终促使伊伊公司受到制裁。这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强有力的制衡力量，是最具有广泛性、道义性的监督形式。
（二）舆论监督的意义
原始社会的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法律”。氏族部落通过意见表决的方式制约人的恶德、恶行，达到一定范围的“天下大治”。
古希腊城邦用召开民众大会演讲或在陶片上、贝壳上签名的方式监督领袖的言行，并决定那些不得人心的领袖是否引退或流放。
中国古代的舆论监督形式较为丰富，有采诗、谏诤、朝议等，当时统治者派出采诗官采集民歌、民谣、街谈巷议，“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如《诗经》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诗歌表达了民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了民众通过街谈巷议表达对暴政不满的故事，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而谏诤、朝议，都是古代官吏向封建君主进言，规谏其过失的舆论监督行为。当然，这种监督的作用是与统治者对舆论的态度和自身的开明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由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出现，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契约的一种保障机制而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地位和功能。在西方甚至被称为在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目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开始走向理性化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也对舆论监督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制定相应的舆论监督法规，如珠海市颁布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采访报道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规定记者进行舆论监督时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都必须接受采访；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各级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部门要积极与新闻机构建立联系制度，互相配合，并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吉林省政府作出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阻碍新闻舆论监督；青海省委、省高级法院都表示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并提出新闻监督与司法监督相联系，互相协作解决问题；而安徽省更是明确表示，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权力机关和公务人，安徽省政府还举行“接受新闻监督恳谈会”，省长王金生在会上提出：各级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以高度的自觉性，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观念。与此同时，学者们对舆论监督的研究也形成热点。虽然我们现在所言“舆论监督”的概念在其内涵上差异较大，其中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的不同领会，有政治角度和学术角度的不同解释，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共同的，那就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舆论监督”的观念在社会公众中得到了普及，公众的权利意识得到增强，这是中国社会富有现代意义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也不仅仅是批判的工具，舆论监督对于增强公民意识，对于提倡公平、公正、平等观念，对于密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对于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对于扬善制恶、推进社会正义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三）舆论监督的依据和理论基础
舆论监督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才具有实质意义，进一步说舆论监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中国新闻传媒实践的产物。西方没有“舆论监督”的直接概念，或者说没有“舆论”和“监督”固定搭配的词语，学界常常用“看门狗”解释西方的舆论监督，自然有众多的不同，近年来西方报刊出现了“泽怎责藻则增蚤泽蚤燥灶遭赠责怎遭造蚤鄄糟燥责蚤灶蚤燥灶”一词，有学者认为这是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用语。
中国舆论监督的依据是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有关规定。我国《宪法》第猿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宪法》第条中与之对应的条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些条款包括了几个互为联系的基本内容：第一，是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即通过各种形式公开发表意见、表达思想的权利，这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第二，是公民的知情权，即对社会公共事物有了解、获知的权利。公民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公共事物的管理与政策操作的了解知情是保证言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第三，是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舆论监督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保障。
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民主监督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现代化民主制度建设链条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党和国家是支持和鼓励舆论监督的，但是，时有地方权力使舆论监督陷入困境，甚至举步维艰。由此看来，依法开展舆论监督还要完成许多建设工作，包括制度建设、法制建设、机制建设和素质建设。第一，要强化舆论监督的自律制度。第二，要完善保护舆论监督的法律条例。第三，要提供舆论监督的法制环境和社会共识环境。
舆论监督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