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乾嘉学派把中国的“小学”传播推向空前的繁荣，但这只是钻在故纸堆里封闭式的诠释传播。也曾产生直面社会的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通俗文学传播，但是在末日王朝的封建统治下，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传播和民主思想传播始终受到严格的控制。在这時代，西方的学术和文学艺术急速袭击而來。新的传播形式和内容，使早先只埋头于古典书籍的文人头脑清醒。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潮的传播，对中国传统的、封闭的思想以极大的冲击，促使一批觉悟的文人开始思考，从旧思想范畴的桎梏中挣扎出来，追求更深远的知识。这在当时形成了一股“西学东渐”的强烈浪潮。“西学东渐”对中国来说有过两次：一次在晚明，以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为主来华传播西学；一次在晚清，以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为主来华传播西学。一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史。
晚清政治外交传播的新动向
一、新形势下的传播冲突
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
16～18世纪，也就是在我国明朝（1368～1644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欧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相继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江南地区虽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由于封建专制政治的压制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一个站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到了近代比欧美列强已明显落后几个世纪。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出现，从整个世界来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5～18世纪，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地球重新认识的转折年代，也是世界格局发生空前变化的关键年代。1492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498年达·伽马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新航路的开辟，1522年麦哲伦绕行地球的成功。1581年尼德兰革命成立的荷兰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发生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怀着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和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一批又一批西方殖民者，乘风破浪，驶向非洲，驶向美洲，也驶向亚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兰西、普鲁士、英吉利等国家，在世界各地，为夺占殖民地而争斗、厮杀。从世界范围来说，争夺殖民地的时代拉开序幕：在15、16世纪，为葡萄牙、西班牙时代；17世纪为荷兰时代；18～19世纪，为英吉利时代。
经历了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英国迅速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它的殖民地。在开拓殖民地的争斗中，英国的势力超过了衰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超过了荷兰，也超过了和它同时迅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法兰西。1816年，英国完全统治了印度。1824年，英国又占领了新加坡，部分占领了缅甸，并开始把中国作为侵略的重点。
19世纪20、30年代，中英贸易每年出超多达200～300万两白银。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美资产阶级决定向中国输入鸦片进行贸易走私。这样，本来是鸦片贸易的经济传播，迅速转化为通过走私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强盗行为，并转化为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腐蚀的侵略性文化传播。沧桑多变，号称东方强国的清王朝在列强面前黯然失色。早在16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纷纷来到了中国。
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是16世纪海上的霸王。1514～1516年，即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葡萄牙海船开始到达广东沿海。1517年有8条带有武装的葡萄牙海船闯入珠江口，并开炮示威。1518年，以西门·安得洛德为首的葡萄牙人又在珠江口的屯门建筑碉堡，作为他们的据点。1521年，明朝政府派兵围困屯门，把西门·安得洛德这伙海盗赶跑了。接着，葡萄牙人又到闽、浙沿海进行同样的海盗活动。1546年和1548年，明朝官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两次讨伐，把葡萄牙人在浙江盘踞的据点扫荡干净。1549年在福建的葡萄牙人，也受到了一次重创。这样，经过打击，在华的葡萄牙人没能像他们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但是他们终于用行贿的办法，在1561年（明朝嘉靖四十年）使明朝地方官员承认澳门作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帮助明廷夹攻以林风为首的中国海盗，但他们也只能在福建海口通商。
16世纪末，俄国沙皇政府用武力征服了西伯利亚西部的诸民族；17世纪40年代，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北岸侵占了尼布楚城，并在黑龙江北岸河曲处建立一个前哨小站雅克萨，阴谋继续向下游发展。1685～1686年，清朝康熙皇帝两次出兵围攻雅克萨，1689年中俄双方订立尼布楚条约，阻遏了沙皇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侵略野心。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霸主。1601年荷兰船只首次到广州，此后，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侵扰厦门沿海的若干地方，把俘虏的华人抓到爪哇做奴隶。1624年，明朝官军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强占了台湾。1661年，即清朝顺治十八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跑了荷兰人。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来华的船只是为葡萄牙人所雇佣的，这是在1635年，即明崇祯八年。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人威代尔率领的舰队（共4只船）闯进珠江口，与虎门炮台相互炮击。炮台被毁，英国舰只也因受到损伤而退出。由于当时英国在东方主要是经营印度，它在中国海口又受到先来的葡萄牙人的排挤，所以直到17世纪末年，英国只有少数船只到广东海口从事贸易。
在这一时期，中西接触频繁，西方知识随着器物传播而纷纷输入，其内涵都是国内朝野人士所未曾见闻，未曾经验的。对这些陌生的新事物、新人群、新思想，不免产生诸多误解或反感。于是，冲突频频发生，战争和交涉，仇视和疑惧，也反映到清政府和社会民众的传播行为中来。这种传播行为和传播观念突出表现在如下几点：
（1）根据历史上对付外民族的经验，用中华文化去同化外来的民族。
（2）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用武力来对抗外来入侵者，使之臣服天朝。
（3）采取自足的经济策略，排斥外国商品，只允许外国商人在有限范围活动。
例如在元、清两代时期，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外来民族的“华化”，即使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在汉、唐两代时期，以大量消耗国力民力的方式，进行大规模扩展，迫使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以表示臣服；至于对外域商人，采取不完全摈斥，但决不予以重视的态度。正因为此，所以当晚清面对西方强大的列国时，从不认真了解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一律斥为“洋夷”，仅仅单方面要求对方朝贡，强调礼仪细节，用封建传统去迫使对方就范。
据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或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17日，历任兵部侍郎，理藩院、礼部、工部、吏部、户部尚书，八旗都统，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的耆英负责主持和约，他提出要亲自会见英国人谈判，奏云：“如果将来议有成说，奴才等自应会同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道光朱批：“既有成说，总以不会面方好。”皇帝不赞成跟外国人直接接触。此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5月8日大臣赛尚阿干脆提出说：“惟有豫绝其求见之路，庶足以杜期于觊觎而省枝节。”意思就是要彻底关闭中外接触的门路。在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门户之后，清政府竟仍然推行一种自我封闭的外交政策。咸丰即位不久，在一次为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对外交涉事件中，便谕令军机大臣称：“惟与外洋交涉事件，自应循守旧章，以杜哓渎，尤须随时应机通变，期于制驭得宜”，“凡事慎之于始，勿自我发端，转启将来饶舌也。”所谓“自应循守旧章”，充分反映了清政府在涉外传播上封闭保守的思想。
二、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
明清之交，欧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资产阶级四处钻营，牟取暴利；与此相反，中国封建主义进入末世，统治者开始采用与世隔绝的办法，以保卫自己的存在。
17世纪40年代，满族贵族统治中国后，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阻碍了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了解。
（一）清廷闭关政策对外方面的主要措施
1.限制通商口岸
清朝初年，由于南方沿海抗清势力的存在，1656年清签下禁海令，断绝中外联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由于台湾抗清势力被镇压，清廷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地为通商口岸。到了1757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担心洋人日趋宁波，扩大中外接触面，影响民风土俗；担心洋人深入内地，滋长东南沿海人民久已存在的反清情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又下令通商口岸只限广州，封闭其余三口岸。
2.设立公行
在明代以前，中国对外贸易都是通过政府特设的市舶司来经营的。随着外贸的发展，由官吏直接与外国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称为“官牙”或“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18世纪初，为避免相互竞争，洋行的商人组成垄断性质的公行，通称十三行。公行具有商务与外交的双重职能。清廷官员和海关人员都不和外商直接接触，外商的大班、二班原则上也不得会见政府官员；一切事务都通过公行居间进行。公行的任务是：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承销外商进口的货物；代购外商出口的货物；经手外商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照料外商生活并监督其行动；为清政府具体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向外商传达清廷谕令、公文；为外商传递致清政府的禀帖、意见。
3.限制外商在华活动
清廷颁布过《防夷五事》（乾隆二十四年）、《民夷交易章程》（嘉庆十四年）、《防范夷人章程》（道光十一、十五年）等法令，对外商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如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进来，九、十月间出去）。外商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为之特建的“夷馆”内，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不许民人出入夷馆。外国妇女，包括外商或大班的眷属不得在夷馆居住，只许停留在船上或留居澳门，禁止外商坐轿，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限制外商雇佣民人看货、守门、担水和挑货等等。
4.禁止夷船偷运枪炮到夷馆
夷船停泊之地，拨派兵丁加强巡查。
（二）清廷锁国政策对内方面的主要措施
1.清初实行“海禁”和“迁界”，断绝中外贸易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下令禁止商民船只下海贸易，违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有疏虞，专讯各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提镇并议罪。严厉禁海是为了孤立、镇压占据沿海的南明势力，特别是孤立、镇压据有台湾的郑成功势力。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又实行“迁海”令，勒令从山东以南到广东沿海地方，一律后撤30～50里，禁区内的房屋全部拆毁，城堡如数拆除。内地民众有擅入界外者，一律处死，商民一律不准下海。1684年台湾抗清势力被镇压后，清廷才宣布开放海禁。1717年又禁止南洋贸易，目的在于割断国内汉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预防汉族人民在海外组织反清斗争。
2.严格限制出口货物与制造海船
严禁出口的货物有粮食（包括麦、豆、杂粮）、铁及铁器、硫磺、硝等物。限制出口的货物有丝、丝织品、茶叶、大黄等物。
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海船只许双桅，樑头不得超过1丈8尺，载重不得超过500石，舵水人等不得超过28名。禁止中国商人在国外打造船只带回中国。
禁止中国史书出洋。规定外人来华，不得收买史书；中国人也不得将史书卖给外国人，不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隔绝中外文化的交流。
3.行商垄断对外贸易
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严重阻碍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同时，清廷又对行商进行敲诈勒索，使之无法履行应有的职责。
清廷之所以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封建自然经济的一般原因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上的需要。由于满族贵族统治多数的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有露骨的民族压迫。清廷担心中外接触，可能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危及自己的统治。
（三）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严重危害
1.给沿海人民带来了灾难
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地区，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躬耕，“望海谋坐，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出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赀，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者所用皆番饯，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鉴于这种痛陈利害的言论，南洋海禁乃止。
2.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