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洋务派奕讠斤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1880年淮军将领、台湾巡抚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中心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在顽固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顽固派敌视西学，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20世纪初，维新派严复也曾对“中体西用”说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之”。维新派对洋务派的批评是诤言，是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
曾国藩的著述及其传播思想
一、曾国藩的理学传播思想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中等地主家庭，从小勤奋读书。1830年外出求学，先入衡阳唐氏家塾，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1833年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读书；1834年考中举人。以后两三年间两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回家乡后发愤攻读。1838年正月第3次赴京会试，以38名中试，4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1840年散馆，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太常寺卿唐鉴研究朱、程理学。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在治理学的同时，又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考据之学。在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著述收录在《曾国藩全集》中，其思想对后世曾起过很大影响，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般学者通常把曾国藩看成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有许多儒学观点，其著述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文章中颇多儒家意见，他反复强调：“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流露出道学主张。他曾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但是，他主张的“义理”“考据”等显然与传统的儒学有所差别，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未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足见他所说的“义理”是跟近代思潮经世致用相联系的，主张“义理”为体而“经济”为用。
正因为此，他认为治学不能仅仅单读古代圣贤之书，而更要读有用的书。他说：“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两《衍义》及本朝两《通》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这里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24个方面。“礼”已不是先秦时期的含义，用曾国藩的话来，它们是“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也就是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
他认为儒学传播的主旨是“政事”：“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他还批评了那些瞧不起时文的“浅儒”，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章不在于文藻优美，而在于能应时论策，这明显是对传统儒学原旨的改造。为此他对文字的传播功能有这样一段阐述：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留〔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谐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读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一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其九类者，占毕小儒，夫人而能为之。至词赋敷陈之类，大政典礼之类，非博学通识殆庶之才，乌足以涉其藩篱哉？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珠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帖，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瓷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他认为著书作文必须也只能有一个“主意”，好比河水有主流、山有主峰，画龙要点睛。人不能有两个头脑，文章不能有两个主题。在当时社会，文章只能有一个主题，就是政事。这样，就大大超越了儒家空谈礼仪和仁爱的理论主张。
在曾国藩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里，不是泛泛谈论经义，而是强调经世致用。而且他主张谈宋儒必须“不废汉学”，因此我们随处可见他议论的“儒学”实际上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汉学”。比如在论述“格物致志”时，他说：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散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相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他把理学的格物致知观点加以发挥，把“物”的概念具体化、扩展化，包括实体的物、抽象的物，甚至“吾身，物也”，“吾心，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乃至“事兄随行，物也”，也就是说，万物和人的思想行为都是“物”。他把探究万物的发展规律和探究人类言行的真谛，称为“格物”。这已经不是宋元理学所探求的含义了。
如果从传播观念上去概括曾国藩的思想，恐怕并非独尊儒家。他曾说：“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这里虽然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但说明他没有把朝廷历来所尊的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说明他虽然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规，它们具有互补的作用。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随处可见，如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这样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他主张在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用老庄思想提出治国的六条方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曾国藩的军事传播思想
曾国藩是靠平定内乱起家的。1852年6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得悉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
1851年1月太平军金田起义，经过两年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1853年3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定为国都，改名天京。这时清廷的八旗兵早已腐败，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4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湘军。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招募的办法；在将士素质上，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崇纪律，重廉耻，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
曾国藩的军事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一）“平恕之心”的思想
曾国藩曾说：“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
他主张在军队内部以宽容的态度，对军队外部的左右关系也以宽容的态度，即使对待反对自己的人。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跟曾国藩产生了矛盾。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取的办法，一是表扬、鼓励别人来暗示对方，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以此警示左宗棠。二是装糊涂，他曾在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的这一思想胸怀对军内外的团结是有用的。
（二）诫军爱民的思想
曾国藩十分重视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他对将领和僚属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他常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下级员弁和兵勇们传唱和遵守。如《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等，可称为19世纪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歌词中出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这些歌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足以说明曾国藩军事宣传的影响。
（三）军事民主思想
曾国藩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尤其是在军中散发传单的做法极有创见，使军事战略思想深入到每个士兵心中，却属真知灼见。
（四）“军中制胜究在人”的思想
在洋务运动中，购置洋枪洋炮来对付外敌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曾国藩发出了另一个声音。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他在同治元年（1862）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这不能看作是他对西方先进武器抵制的观点，事实上，曾国藩也是推动洋务的重要人物之一。把人看作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具有积极意义。
（五）磨炼出人才的思想
他面对内忧外患，深感原有的军政机构腐朽不堪任用，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人才。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
三、曾国藩为政与修身的传播思想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为政传播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他在洋务活动中也持如此观点，认为洋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曾上奏：“至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世人斥其为“妥协投降”似有所过，“反求诸己”的思想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
（二）“与善”“取善”的人际传播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