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0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捻军与西北的回民起义军。1868年6月，他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1873年9月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赏加协办大学士，1874年又晋升为内阁大学士。
1865年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侵占莎车、和田和城，建立反动政权，而且勾结英国与俄国，分裂中国领土。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1871年当阿古柏兼并乌鲁木齐不久，俄国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
1874年正当新疆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把收复新疆提高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侧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1875年3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在很短时间内，接连收复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诸城，整个北疆，除伊犁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箭在弦上。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左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1877年12月左宗棠收复南疆，整个新疆除伊犁为沙俄占领外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1880年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
1881年左宗棠回京入职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调任两江总督。1884年新疆建省，他的部下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中法战争期间，他坚决主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还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1885年9月5日，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病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如何评价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呢？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针对当时一些人只知雇募洋船不敢自造的错误做法，坚决主张自己动手，“设局制造”，认为“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他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外国购置机器、轮机，“宽给其值，但求其良”，配成大小轮船各一艘，然后让中国工匠学造。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人才，他在设立马尾船厂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和各种专门技术；凡精通驾驶轮船的优秀学员，不论弁兵各色人等，一律破格录用。他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目的十分明确，“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主张学习西方、迎头赶上。
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洋务仍抓得很紧。1871年，他在兰州设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等新式武器。1880年，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购置机器，延聘德国匠师，约定任期，把全部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他对织呢局抱有很大希望，“今日学徒，皆异日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制成呢片，普销内地”。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严重状况，左宗棠还多次托人在沪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以发展甘肃的农田水利事业。他还提出“以官办开其先，而民办承其后”的主张。他说，“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
沈传经认为，“左宗棠和林则徐、魏源同属今文学派，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一致的”。左不畏惧外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驳斥李鸿章放弃西北的谬论，承担出兵新疆的艰巨任务，“继承和发扬了林、魏的爱国思想和事业”。林庆元论述说，如果把左的洋务活动放在更为深邃的帷幕上，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他的洋务活动的历史进步性。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但贯穿于他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活动中，也贯穿于他的洋务活动之中。他不但把西方技术应用于近代企业，而且还破天荒地应用于农田水利和河工。他并不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他毕竟为它创造了一个前提。董蔡时认为，左办洋务的目的和方法均与李鸿章不同，其社会实践效果也大相径庭。洋务运动中存在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区别。左是爱国派，而李则是卖国派。左办福州船政局是爱国，而李办江南制造总局缺乏爱国指导思想。
（二）张之洞的洋务传播思想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挂帅人物，他从一位“清流派”成员，“动以不谈洋务为高”，到热衷于督办湖北“新政”，确为一个根本性转变。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历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曾撰写《%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与修养品德、治经门径。1879年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这年清廷因沙俄侵占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交涉，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此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均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险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张上《熟悉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分析俄约有十不许可，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成为“清流派”中著名人物。
1881～1884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采取有力措施，整顿吏治，禁止鸦片，革除种种鄙规陋习，显示出务实官僚的风姿。但在贪污贿赂成风、苛捐杂税如毛、天灾人祸频起的社会中，这些清流派方案实际上很难行得通，更无法建立如李鸿章的显赫功业。他不得不寻觅新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当时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的展览与操作表演，张之洞受到影响，聘其为顾问，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因中法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部署抗法事宜。1885年2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在战争过程中，张首次大规模地接触了外部世界，认识到中国没有海军，枪炮供应不足，以致打仗时处处受制于敌。为改变这种状况，张在广州设枪弹厂，筹措枪炮厂，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筹办织布局，初试锋芒。
1889年因建议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而调任湖广总督。全面展开新政建设，成为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先后创建汉阳铁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湖北枪炮厂以及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创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1894～1896年初署理两江总督期间，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还编练过江南自强军1万人，采用西法操练，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
1895年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捐银5000两。10月，康有为南下到南京拜望张之洞，受到热情接待，康准备在沪设强学分会，推张为会长，并代张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拒绝，以会外赞助人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逼令光绪帝封闭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倡孔子改制，主张孔子纪年，停办《强学报》与封闭上海强学会。在维新运动时，张之洞开始捐款支持上海《时务报》与湖南的《湘学报》，后来发现《时务报》、《湘学报》宣扬民权，大为不满，饬局停发。
1898年3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由于清廷的赞许。《劝学篇》风行海内。
《劝学篇》全书4万余，24篇，分为内篇与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共9篇文章，内容“皆求仁之事”，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即主张教导天下臣民恪守传统的纲常名教。外篇共15篇文章，内容“皆求智求勇之事”，主旨为“务通以开风气”，即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政和西艺，在不触动中国封建的纲常名教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变通举办工商、学校、铁路等，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书前还有序言一篇，以“中体西用”为思想主线，阐述了此书的写作背景、宗旨。张之洞在序言中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而由此引发的灾祸的根源在于新旧思潮的对峙，即图谋挽救危亡的人倡导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即西学，张称之为新学；担忧损害孔孟之道的人固守儒家学说，即中学，张称之为旧学；两者莫衷一是。守旧者因噎废食，不知变通，不适应时势。求新者歧说纷呈，不知立身立国之本，心怀菲薄传统纲常名教之念。新旧的交战对垒导致邪说流行，使从学者迷惘、困惑，不知所从。正是这种背景下，张之洞才撰写此书。
《劝学篇》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晚清社会，外患内乱，政治黑暗，人心浮动思变。办洋务正是自保自救应变之策。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提出“三保”目标：“保国保教保种”。一是保国家，二是保儒教，三是保华种。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要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必须坚持中学，据为根本。中学者何？“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为旧学”。因为四书五经，孔孟程朱之学，阐述了封建的纲常名教，这是正人心、治国家的大经大法，是不能变动的。张之洞认为治学必先以中学固其根柢，才能固人心，保国家。
针对维新人士倡君主立宪、初露头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倡民权之说，张之洞认为这都是离经叛道之举。要君主立宪，岂不是皇权下移。民权之说，有违三纲。他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而且，“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张认为议论国家政事，只需皇帝诏令，交廷臣议论即可。议论省区大事，只需绅民呈达于院道府即可，“何必袭议院之名哉！”张之洞坚守“中学为体”，但屏弃了“中学”中许多无益于世的东西，并斥责了顽固守旧派的迂腐言行；他倡导“西学为用”，已不局限于“西艺”，更包容了“西史”、“西政”；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倡导留学、设学校、改学制、译西书、办报纸、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农工商兵矿等事业。他说，“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瞽聋。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纲，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
张之洞心目中的“西学”：一是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二是西艺。算、绘、矿、医、志、光、化、电，西艺也。三是西史，西方国家的历史。“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之洞的《劝学篇》及其“中体西用”思想，以其内涵的诸多积极因素，打开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缺口，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过程。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顽固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反对与批驳。顽固派苏舆主编《翼教丛编》收录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1899年，维新派何启、胡礼垣合著的《〈劝学〉书后》，称其“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
梁启超则痛斥《劝学篇》“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劝学篇》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而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对立面，在政治上遭到了维新人士的反对与抨击。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政治风云的消逝，《劝学篇》及其“中体西用”在思想、文化、教育上的意义和影响却延续很长，启迪后人。毕竟张之洞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将他认为有利于变革中国社会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因素引进过来，移接到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即“中体”）上来，以应付日益危急的时势，拯救中华。
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之洞与刘坤一、李鸿章、许应&、袁世凯等加入“东南互保”行列。
1900年张之洞在剿灭维新派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反驳。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被迫实行“新政”，张之洞会同刘刊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俭，破常格，停捐纳，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推行邮政，多译东西各国图书等建议。
1901年10月，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1902年10月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1904年1月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5年9月，他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清廷欲通官制改革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1907年6月，张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7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9年8月21日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