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缺乏新闻实践，但他出身买办，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又懂英文，对外国报刊比较熟悉，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他认为西方国家报业有三大特点。
（1）言论自由，政治民主。“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申，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
（2）品种繁多，印数庞大。“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整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
（3）重视舆情，政府关注。“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言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2.东方报纸的多重功能
郑观应率先从变法自强的角度来论述报纸的社会功能。他指出，“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他还根据欧美新闻事业现状，论述了报业的多重社会功能，说：“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衷。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他还列举“若夫官家之嚬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份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选，人才之兴举，民情之向背……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除此之外，郑观应还建议创办西文报纸，“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不共评曲直”。“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3.提倡新闻道德，讲究新闻法制
郑观应认为，新闻记者要据事直书，报道新闻，要实事求是。他说：“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授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新闻报道要“尽删浮伪，一秉真肫”。郑观应认为，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啜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郑观应十分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法治。他认为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徜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借公事以报私仇、借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告官惩治”。
中国尚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郑观应主张：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
4.新闻史观——“西学中源”说
郑观应虽然仰慕西方报业，但又认为西学中源，把西方先进事物说成是我国固有的或窃自我国古代的。如西方开设议院，郑观应则说我国古代《尚书·洪范》中有稽疑谋及庶人，《盘庚》中有盘庚迁都而咨于众的记载。西方有议院的公举，郑观应则说我国汉代起就有乡举里选。西方有报纸，郑观应则说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他说：“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凤，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雍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末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郑观应认为，广设报馆，“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故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
陈炽和陈衍的传播思想
一、陈炽生平与传播活动
陈炽（？～1899年），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清廷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游历过沿海各地、又到过香港、澳门考察，留心天下利弊，主张学习西方，以图自强。1893年发愤著成《庸书》内外百篇。1895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任提调，宣传变法维新，积极参维新变法运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是“富国强兵”的根源，主张中国改行“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外国侵略者攫取各种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阐释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各部门经济的理论，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谴责反对发展机器工业的顽固派是使中国贫弱的罪人，揭露他们口不言利的虚伪性。对洋务派的摧残华商也提出批评。主张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保护工商等措施。1898年戊戌政变后，受到极大的打击，经常高声痛哭，忧愤成疾，于1899年逝世。著作除《庸书》外，还有《续富国策》。陈炽是晚清少有的维新派官员，见闻广，思想进步，曾帮助康有为成立京师强学会，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
二、陈炽的新闻传播思想
陈炽的新闻传播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庸书·报馆》一文中。
（一）从古今看君臣沟通的历史
陈炽认为上古时代，君民一体“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君主是民众拥立的，君主要为民众服务；由于君民地位不同，“分隔势睽，堂高帘远，”下情不得上闻，上泽不能下究，“古人于是有谏鼓旁木之制，有采风问俗之官”，“以防壅蔽而恤痌瘝者”。先秦很重视信息沟通，了解民俗舆情。
陈炽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变封建而为郡县，舞文法以驭臣民，播弃诗书，愚我黔首，偶语者弃市，腹诽者有诛”，秦朝暴戾恣睢，二世而亡国。“后世人主，沿袭余波，虽苛政渐除，舆情终抑。”唐宋以下，给谏侍御言路亦有专官，“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昔有其语，今无其事，益暴秦之为祸烈矣”。陈炽认为君民之间信息沟通十分困难，需要像西方国家，创办报纸以沟通上下。
（二）从中西看报纸的功能与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国家报纸最早创办时，曾遭到当局查禁过。“后见其公是公非，实足达君民之隔阂，遂听其开设，以广见闻”。迄今数十年，风气日开，西方报纸功效日著，“制一精器，登报以速流传而工作兴矣；立一公司，入报以招贸易，而商途辟矣。与国之政令，朝夕相通，而敌情得矣；刑司之献辞，纤毫必具，而公道彰矣。”至于探一新地，行一新政，见一新理，得一新闻，皆可与天下之人，同参共证。“所谓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者，非报馆无由也”。
西方各国，报馆虽多，“均其国人自设”。“中国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混淆，荧惑视听，甚非所以尊国体而绝乱原也。”报纸有沟通信息，引导舆论的作用。“比年各省水旱遍灾，重赖日报风行，有以感发善心，集捐巨款，明效大验，已如斯矣”。
陈炽主张开放报禁，准许中国民间办报，准其自设资本。不足，“官助其成”，偶值开衅之时，发生纠纷，“必派专员稽查”。政府要对报馆主笔进行考核，赏罚分明。“主笔者公明谅直，三年无过，地方官吏据实保荐，予以出身，其或颠倒是非，不知自爱，亦宜檄令易人。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
（三）论主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避免荧惑视听，陈炽主张西人在华只准办西文报纸，不准出版中文报刊。“至西人报馆，宜与各使妥议，毋许再出华字报章，否则按月缴捐，仍须派人查阅。此事不载通商之约，本属中国自主之权，各国当亦无词以拒也”。论者辄以前此日报鄙夷中国，痛绝其事，并深恶其人，“而不知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万里之形声不隔，报纸宣传确有先声夺人的作用。
三、陈衍生平与传播活动
西方列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为了对付西洋人的欺侮，陈衍主张中国宜设洋文报馆，揭发其造谣，驳斥其谬论，“亦何惮而不为先声夺人之举乎？”陈衍（1856～1937年），小名尹昌，字督伊，号石遗，晚署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74年3月，考取致用书院，1882年中举人。1886年10月，应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请赴台北，旋归里。1889年6月到湖南，1890年夏，任上海方言馆汉文教习。1897年9月，任上海《求是报》主笔。1898年2月，辞去《求是报》职务，应张之洞之召，留鄂办理新政，暂任官报局总编纂。同年春，与梁鼎芬等筹办《正学报》，任编纂。10月，入张之洞幕府，筹办《商务报》。1903年春，兼两湖书院监督，12月任武昌府立师范学堂国文教习。1904年4月，《商务报》改为官报后，任官报局总理。1907年4月，辞职入北京，任学部主事、京都大学堂（后改名北京大学）史学教习等职。1916年应福建民政长许世英之聘，任福建通志总纂。1923年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主大学文科。1926年后，改任上海暨南大学文科教授。1931年至无锡，佐唐文沼主国学专修学校讲席，并与唐终日谈经论史。1937年8月13日病逝。为清末报人和学者，是晚清宋诗派的诗论家和诗人，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作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论文》、《石遗先生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诗学概要》、《音韵表微》、《伦理精就》、《台湾通纪》、《周礼释义辩证》等，纂有《闽侯县志》106卷，辑有《元文汇补续》、《石遗室诗友诗录》、《近代诗钞》、《辽诗纪事》、《金诗纪事》、《诗评汇编》。
四、陈衍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公法不足以折强邻，报馆却可以张国势
“公法可以折强邻乎？曰不可；报馆可以张国势乎？曰可。难者曰：公法者，万国之公言，而不足执强邻之口；报馆者，一家之私言，转足服强邻之心乎？其说安在？”陈衍认为，“折以公法者，争其理于事后，其势逆而难；张以报纸者，遏其意于事先，其势顺而易；兵有先声夺人者，事有积重难返者，其争以公法，与遏以法纸之辨乎？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积重难返，公法不足以折强邻；先声夺人，报馆却可以张国势。
（二）从对比中看西报舆论先行
欧美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总统有演说之条，议院有宣言之例，朝载报纸，夕布四邻，将以验人心之顺逆，觇公论之可否焉。”总统演说，议院宣言，需要听听民众反应如何，舆论反映如何。西方国家政府“将兴大师动大役，必有一番名正言顺之词，既以强凌弱，众暴寡，亦有一段理直辞壮之慨，盖即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一场大战，一个重要政治措施，必先大造声势，舆论先行，夺取民心。
晚清中国，闭关自守，粉饰太平。“外国人始犹不测虚实，继则姑为尝试，终则窥破底蕴，于是目之为病人不起，譬之为睡梦末醒，斥之为野蛮生番，怵之以瓜分豆剖，而中国之人，终为弗闻也者而过之，天下事此日棘矣。”口讷被人揶揄，力怯被人欺侮。“至于恶声至而不反，唾面任其自干，则又何施而不可哉”。他指出欧美强取于恃强欺弱，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人在舆论上被蒙蔽，因此，大声疾呼：中国人要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奋发图强，救亡图存。
（三）抵御外侮，中国宜设洋文报馆
为了对付洋人的欺侮，陈衍主张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今若开设洋文报馆，延访中国通人，”贯通中外时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材、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筹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广为论说。另一方面“又举西人同来之欺我中国者，某事出于要挟，于理既不顺，某事出于恫喝，于势不足畏，某事为倒持太阿，中国可收回权利，某事为隐设机械，中国勿误坠术中，皆翻译洋文，刊之报纸。更向西国大报馆，聘西国名人，为洋文主笔，所有持论，专为中国自强起见，以中国人之精洋文者付之，其议论之不持平者，指出商改。”与洋人争议，也需大造舆论，中国人办的洋文报，更需要对外宣传。“此等报纸，散布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我以何著往，彼可以何著应，必将咋舌色变，不敢谓秦无人朝无人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使西洋人不敢再藐视中国人。
新闻小说与李伯元的传播思想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对于尚未醒觉的人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是犹聚瘖聋跛#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晚清文人李伯元，便是寓劝惩于游戏“休闲性小报”的首创者。
一、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的新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