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生意场上，捕捉商机要靠天时、地利与人和，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锁定致富胜局。
英国最大的华人电脑公司老板蔡吉春，是一位深谙此道的人。1990年，他成功创建了英达科技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人。通过将台湾生产的电脑向英国各地销售，他的事业也在步步壮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有上百名职工的大公司。
谈起自己的创业史，蔡吉春无不感慨地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
所谓天时，指的是蔡吉春创业时，正赶上1990年当时英国经济十分不景气。由于经济效益不好，许多事业单位便会裁减冗员，裁员则会引进电脑，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销售的电脑以及和电脑相关的产品，由于造价十分低，所以很快便将整个市场占领了。
地利，是由于蔡吉春已经在英国生活了整整10年，对社会情况了解十分详细，并与地方人士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因此，他可以享有每聘用一个员工便可以获得政府当局补助将近1万美元的福利。
人和，指的是蔡吉春能将员工的福利与公司的前途紧紧联系起来，制度了让员工广泛参与的制度，并建立了奖励罚机制，因此员工工作起来十分负责。同时，他的妻子也是他创业的最大支柱，公司的财务管理、电脑调控及办公大楼设计等工作都由他的妻子负责。由于女性天生细心，注重细节，关心、理解员工，从而帮助他把公司的管理搞得井井有条，效益十分良好。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政治斗争是这样，经商也是如此，只有把握住天赐的良机，利用现有的条件，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和为贵，傲为祸
做人要低调，以和为本，“人和为宝”“和气生财”，如果没有和气的人际环境作基础，一个人难以立足于社会。很多人因为搞不好人际关系而误人误己。在《易经》中非常强调“和”字的重要性，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则深刻地阐明了“人和”对于做人的重要价值。善为大事者，能够控制个人情感，以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最佳的做人之本，因为他们懂得唯和方能少麻烦的道理。相反有些人总是狂妄自大，爱惹是生非，喜欢看到人与人之间摩擦起火。我们知道，人都是情感动物，因此如何学会用理性控制情感——把情感装入理性之盒，就显得尤为重要。成大事者不会被情感所左右，因为他们牢记“和”字，力戒感情冲动。
蔺相如和祢衡对待“和”字各不相同，也体现了不同的做人之道：战国时蔺相如是个善于控制情感的人，他化解了廉颇对自己的嫉恨，使赵国强大，“将相和”的故事传为佳话。
智勇双全的蔺相如，先在秦廷斗赢了残暴的秦王，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后在渑池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因功绩卓著，蔺相如被拜为上卿，地位超过了赵国宿将廉颇。这事惹恼了暴躁耿直的廉老将军，他说：“我出生入死，攻城野战，功勋卓著，才有了眼下的高位。那蔺相如有何本领？他不过是动动唇舌，和秦国打了两次交道罢了。他原来地位那样低贱，如今却官居我之上，我怎能咽下这口气？见到他，非羞辱一顿不可。”
蔺相如听说这事，每逢上朝就经常推托有病，不肯和廉颇争位次先后，有时外出，远远见到廉颇的车马，蔺相如就赶紧令人把车让到小巷子去。蔺相如的门下看到此种情景，颇为不解，纷纷说：“我们仰慕您高尚的人品，才投到您的门下。现在您位居廉颇之上，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您居然躲起来，如此害怕。对那种难听的话，平民百姓都难以忍受，何况像您这样的大臣呢？我们没什么本事，请允许我们辞别吧！”面对众门客激烈的言词，如何辩解呢？蔺相如先不作解释，有意岔开话题，问了一件好像与此无关的事：“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两人哪一个厉害？”
“廉将军当然不如秦王！”众门客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么，秦王有如此大的威风，我敢在秦廷大声怒斥他，还敢责骂他的文武高官，难道我会害怕廉颇吗？我所想的是：残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侵扰我赵国，只是因为有我和廉颇。现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这样避让廉将军，就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恩怨放在后面啊！”
众门客霎时顿悟，由衷折服。这些话传到廉颇耳中，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惭愧不已，立即上蔺府“负荆请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美谈。
然而，在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像蔺相如那样。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因感情用事、失去和气而被杀的典型人物，他就是祢衡。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马朗、荀攸、赵稚等人都是当时名士。有人劝祢衡结识司马朗等人。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见荀攸、赵稚，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暂时一用，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唯独与少府孔融、主簿杨修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无庸之辈，不值一提。”由此可见他是何等狂傲。
献帝初年间，孔融上书荐举祢衡，大将军曹操想要召见祢衡。祢衡看不起曹操，抱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求才心切，为了拉拢人心，还是给他封了个击鼓的小官，借以羞辱他。一日，曹操大会宾客，命祢衡穿戴鼓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祢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使宾主哑口无言。曹操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愿因杀他而坏自己的名声。便把祢衡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傲慢无礼而得罪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管文书，开始干得也不错，后来黄祖在战船上设宴，祢衡因无礼而受到黄祖呵斥，祢衡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哕嗦！”黄祖急性子，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当时祢衡仅26岁。
祢衡文才颇高，桀骜不驯，本有一技之长，但是祢衡没有因为这一技之长而受惠于世。
从以上蔺相如和祢衡的两则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做人方法：一个低调做人，以“和”字为要，把大事化小，求得和睦相处，最终征服了他人的傲心；一个高调做人以“傲”字为要，轻视他人，不善舍小取大，故人际关系产生裂痕而失去和气，导致翻脸，最终丢了性命。
用平和心态去对待人和事
平和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美德，怀着平和的心态做人，自然能妥当地对待世间的人和事，既尊重自己，又能赢得别人的尊敬，这也是低调做人的要义。
宋代有个叫韩琦的人，曾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北宋时长期任职宰相。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一走神，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担心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如何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后，无不感动钦佩。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韩琦责备一句也是应该的，即使不责备，挨烧时“哎呀”一声也于情于理。可他不但忍着疼没吱声，还怕侍卫受到鞭打惩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错误，尽职尽责，而且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事情虽小，影响却大，上上下下一知晓，谁不愿意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呢？
韩琦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格外珍爱，送给献宝人许多银子。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有一次在劝酒时，一个官吏不小心把玉杯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傻了，跪倒在地请求治罪。可韩琦却毫不动容，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的，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跪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有什么罪呢？”这番话说得十分精彩！玉杯已经被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吧，徒然多了一个仇人，众位宾客也会非常尴尬，好端端的一场聚会就会不欢而散，也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而韩琦此言一出，立即博得了众人的赞扬，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涕零，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了。
元代吴亮在谈及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鸡毛蒜皮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周旋于官场的风波之中，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韩琦一生处于危险之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又是为何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下之事，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若非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这就是韩琦处世高人一筹的秘诀。
由此可见，道有道法，行有行规，做人也不例外，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人和事，是切合客观要求，因为低调做人才是跨人成功之门的钥匙。
把信誉放在第一位
诚信是做人之本，更是经商之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信誉是无形的资产。自古以来，凡是真正会经商致富的人，都把信誉放在第一位。重信誉和诚实无欺始终被视为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相反，如果不能诚实守信，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
春秋时期越国的漆商虞孚，与计然和范蠡同时代，他不甘于过穷苦的生活，看到朋友们经商致富，也蠢蠢欲动。他首先找到计然，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计然说：“现在漆的销路很好，你为什么不种些漆树，采漆卖漆呢。”
虞孚听了十分高兴，就向计然请教种漆树的技能，计然则有问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之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开垦出了一个规模十分可观的漆树园。三年之后，漆树长成，可以割树得漆了，虞孚兴奋不已，因为如果能割数百斛的漆，就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将所割得的漆准备运到吴国去卖。恰好这时，他的妻兄来看他，一看有这么多漆，就对虞孚说：“我常到吴国去做生意，知道在吴国如何销售漆，搞好了，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呐！”
虞孚急于发财，便一再征询怎么办才能获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说：“漆在吴国是流行货，我看到很多卖漆的人都煮漆树叶，把煮出来的漆叶膏和漆混在一起卖，这样可以获得双倍的利润，而吴国的人也发现不了。”虞孚听了，来了干劲，连夜煮漆叶膏装成几百瓮和漆一起运送吴国。
当时由于吴越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互不往来，漆在吴国确实十分畅销。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虞孚来卖漆，都兴奋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而且还为他安置好了食宿。在住地，吴国的漆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讲好价格，贴好封条，约定第二天交钱取货。
等到漆贩子们一离开，虞孚便打开封条，连夜将漆叶煮的膏子掺进上好的漆中，想以此来谋取高额利润。不料由于手忙脚乱，留下了一些痕迹。次日漆贩子如约而来，发现漆瓮上的封条有启动过的痕迹，便产生了怀疑，找了个理由，当时没有成交，说是过几天再来。
可虞孚在旅馆里一连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吴国的漆贩子再来。时间一长，掺了漆叶膏子的漆都变了质。结果，虞孚一两漆都没有卖出去，连上好的漆也赔了进去。
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之后，都批评他说：“商人做买卖要诚实，商品质量不能以次充好，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谁又会可怜你呢？”虞孚没有钱回越国去，只好在吴国乞讨为生，还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最后穷困潦倒而亡。
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获取别人的信任，这个道理在《狼来了》的故事中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旦你失去了别人的信任，那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永远不可挽回。
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无所谓信义不信义。因为他们认为，商人似乎都有几分偷奸耍滑的手段，因此得以赚取钱财，所以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投机取巧的伎俩，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能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
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当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正是因他的仗义守信，才使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胡雪岩的钱庄开张不久，接待了一位存人阜康一万二千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润，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是驻杭州绿营兵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订了婚约不提婚期，由于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一万五千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愿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他不仅答应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勤俭节约，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一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知道这个情况后，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尽管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依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原因是他认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不幸在战场上牺牲。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属。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担心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明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担保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给他们办了手续，不仅全部照付，而且还算了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