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的缘由
（一）学术意义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态．其中宗教文化就是一种比较重要和常见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先后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他们都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演进模式和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全球推进和世界市场的不断统一，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频繁，它们之间发生交流、碰撞、冲突的现象日益普遍。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通讯、交通技术的长足发展，极大地缩小了文化交流障碍之一——地理因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宗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二）选题的缘由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笔者对在甘南地区临潭县产生和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四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实地考察，通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西道堂——中国伊斯兰教教派》，对甘南地区伊斯兰教的传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些初步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时在考察西道堂的过程中，发现在藏传佛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不仅有以回族为主体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且还有信仰基督教的一个宗教群体，当时笔者对这种世界三大宗教汇集于一个小区域的现象颇为惊奇。后来逐渐了解到不仅在临潭县而且在整个甘南地区都存在着这种现象，所以就把研究重点确定在这个主题上。
二、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概况
（一）苯教研究现状
苯教对藏族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在整个藏族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研究它，就很难把握藏族文化的全部内涵，更无法了解藏族早期文化的历史风貌。因此，苯教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汇集了一批国际化的研究队伍。
1．苯教总体研究状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藏学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和对藏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苯教研究的重要性，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挪威、匈牙利、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先后出现了从事苯教研究的专家。其中意大利的杜齐和南卡诺布、法国的石泰安和桑旦·噶尔梅、印度的达斯、挪威的克威纳、英国的斯诺格鲁夫、澳大利亚的赛梅欧、德国的霍夫曼、美国的丹玛汀和日本的长野太彦等人都是国际知名的苯教研究专家。他们的著作，如杜齐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桑旦·噶尔梅的《大格言宝集——苯教史》、斯诺格鲁夫的《苯教九乘》、霍夫曼的《西藏苯教源流史》等专著的研究内容涉及苯教的信仰、仪规制度、寺庙、历史、文献、艺术和佛教与苯教关系等方面，他们的著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苯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在每隔两年召开的国际藏学会议上有关苯教方面的论文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另外，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立了苯教的研究项目，如挪威科学院高级研究中心1995年主持的《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项目，在包括我国才让太研究员在内的六个国家的苯教研究专家经过一年的努力，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的“苯教研究新的地平线”和“象雄文研究”项目。一直与中国、法国等国家的苯教学者进行合作。总之，苯教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青藏高原是苯教的发源地，所以中国的苯教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才让太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他的《古老的象雄文明》一文认为佛教传入以前流行于西藏地区的苯教带有某些外来宗教色彩，公元3—7世纪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籍中称为“袄教”）的二元论思想与苯教教理有密切联系。《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一文认为除了象雄的苯教以外，吐蕃也有自己原始的本土宗教．但象雄苯教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吐蕃原始宗教文化。两种宗教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吐蕃全方位地接受了象雄的苯教文化．从而使苯教文化渗透到吐蕃社会的各个方面。才让太的这两篇文章对苯教的来源和它在吐蕃的发展壮大过程进行了缜密的论述。
周锡银和望潮合撰的《苯教寺庙及其演变》断定苯教的寺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又从兴盛到衰微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与藏区长期的佛、苯斗争息息相关。罗桑开珠的《略论苯教历史发展的特点》认为苯教是在西藏本部原始巫教与象雄苯教相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变化的转型历程。桑才让的《藏族信仰结构中的原始宗教遗迹及其根源》认为苯教已经渗透到藏族的心理结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中，积淀为一种十分深厚的文化心理，成为藏族信仰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石硕在《略谈苯教内涵及其流变》中认为苯教是以西藏本土自然发生的原始民间宗教为其底蕴和本源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所以佛教引入后出现了“佛中渗苯，苯中亦杂佛”的相互摄取、相互借鉴的局面。苯教与佛教融汇后，苯教原有的义理见地、修持方式与仪轨习俗等不但未被佛教所湮灭，反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与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顾邦文的《苯教的衰落和变革——兼论宗教发展必须和社会相适应的规律》一文对苯教衰落的原因作了分析，由此得出了宗教必须与社会相适应的结论。另外，《再谈苯教四因乘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影响》、《藏族苯教对东巴神话的影响》、《苯教发展概况》、《从佛教与苯教的比较看佛苯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藏族习俗中的苯教遗迹》、《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川西藏族地区苯教的历史及其特点初探》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苯教进行了分析论述。
尕藏加的《雪域的宗教》和《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周锡银和望潮合著的《藏族原始宗教》、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常霞青的《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魏强等著的《藏族宗教与文化》、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化发展史》、吕大吉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藏族卷》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苯教进行阐述。
2．甘南苯教资料及其研究现状
吴均的《论苯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一文认为苯教进入江河源地区（包括甘南地区）后，功能基本上只在精神领域内发挥作用，在政治领域内没有恢复以前的辉煌，这是江河源苯教文化发展中的特色。闵文义在《苯教及其自然崇拜在甘南白龙江流域的遗存》一文中揭示了藏传佛教在白龙江流域藏区占据统治地位后，苯教并没有彻底消亡，至今仍然在这里牢牢地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以各种崇拜的形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对苯教在当地的分布情况、祭司职能、传承形式及其自然崇拜观念和行为遗存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李顺庆的《苯教在甘南藏区的传播与发展》一文，依据田野调查的资料对甘南苯教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次热扎西在《迭部境内苯教寺院概况简介》一文中对甘南迭部县苯教寺院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简单的介绍，资料性比较强。旺谦和丹曲编著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对甘南的部分苯教寺院也作了介绍。另外，《甘南文史资料》第10辑、《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迭部县文史资料》、《迭部县志》和《夏河县志》等地方史志上也有一定的篇幅对本地苯教的历史和现状有记载。
（二）甘南藏传佛教研究现状
甘南藏传佛教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发表的一般都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从北平辗转来到了甘南藏区，开始对拉卜楞寺进行实地考察，后来写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该书以藏族文化与历史为背景，对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进行了初步研究。李安宅的《拉卜楞寺概况》在简述拉卜楞寺及藏传佛教历史的同时，介绍了拉卜楞寺六大札仓（学院）的学经制度。他的妻子于式玉撰写的《拉卜楞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对散居在拉卜楞的宁玛派僧人进行了调查研究．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仪式和特点。
李安宅的《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拉卜楞寺每年举行的法事活动。他的《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黄明信的《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和黄子翼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三篇文章分别从神灵系统、喇嘛和活佛三个不同角度对拉卜楞寺进行了描述。其中，《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主要介绍人寺为僧后从拜师学经、辩论经典到获得格西学位的全部过程，《嘉木样呼图克图》主要介绍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一世到五世的生平事迹。另外，1947年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圆寂后编成《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书中概括了拉卜楞寺历史情况、组织辖区和属寺等方面的情况，是关于拉卜楞寺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甘南的藏传佛教研究基本上以调查和收集资料为主，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后，西北民族学院的丁汉儒等人经过对甘南等地的实地考察，编著了《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该书对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政教合一”制度和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伽组织、活佛转世制度、寺庙经济、学经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传佛教的状况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系统的叙述。扎扎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和《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分别对第一到第六世嘉木样的生平和拉卜楞寺与社会各界的关系进行了准确的记述和归纳。
李德宽的《甘南州藏传佛教现状的调查》、王光德与段德元合撰的《临夏、甘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调查》、唐景福等人撰写的《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等文章分别对甘南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指出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对于拉卜楞寺的建立问题，曲又新的《拉卜楞寺创建和发展情况述略》和《拉卜楞寺名称的由来及其权属辨疑》考证了从“扎西苛”到“拉卜楞”一词的由来。认为拉卜楞寺的权属归现在夏河县甘加乡的原卡加部落的卡加“洪保” （意为土官）。扎扎的《清末拉卜楞及其周邻地区大事记》系统地记载了从1856年到1916年的60年间在拉卜楞周围发生的大事。丹曲的《拉卜楞寺藏印考述》通过对保存印章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了世俗政权与宗教的关联度以及两者的依赖关系。他的《拉卜楞寺在藏传佛教哲学方面的成就》从修习体制和哲学著述两个方面阐述了拉卜楞寺藏传佛教哲学的贡献。昂巴和伦珠旺姆合撰的《拉卜楞寺院僧侣等级制度及文化现象述论》对拉卜楞寺院僧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