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为了表明他们传教的决心，在购地建教堂的同时，还在卓尼录巴寺买了一块地作为公共墓地，以显示他们终生在甘南传教的志向。后来除了外籍传教士本人外，附近地域他们的亲属死后也不分男女老幼埋葬在那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不完全统计，这个墓地埋葬有美籍女传教士熊门林、郭尚质（两人均于1908年因瘟疫故去），美籍传教士新普送之子新振华（1932年在定西华家岭遭土匪抢劫殒命），美籍传教士裴文光之妹裴文花（1937年病故于兰州），他们的坟头立有碑石，碑文用英、汉、藏三种文字勒铭（坟墓和墓碑在后来均遭到毁坏）。
传教士在卓尼的传教活动，曾经多次受到藏族群众的抵制和抗争，传教活动处处受阻。后来传教士多方设法疏通杨土司后方才在卓尼立足。神召会就是在卓尼土司杨积庆的允许下才得以建立教堂开始传教的，但即使有杨土司的庇护，还遭到许多藏族僧俗民众的反对，发生过多次烧毁教堂的事件。经过传教士耐心细致的开导，教堂几毁几建，最终多数教堂还是在当地得以存在。迭部在民国年间属于杨土司的辖区，外籍传教士的谈话证实了这里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历程，“又谈其教得立足于叠部（即迭部）之故事云，友人某君初往其地，藏民拒不纳，火其屋者凡三，彼皆安之若素，随毁随建，而不废其行医传道之业，终得致藏民之信任”。
（二）基督教教派竞争
基督教各派尽管有着扩大福音传播范围的共同目的，但由于所属教派的不同，为了各自的具体利益，经常因分歧而产生斗争，有时斗争还很激烈。在甘南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教派竞争。
从1891年开始，宣道会在甘南境内占统治地位，临潭、卓尼等地的传教士．都接受宣道会的差遣。但是在1913年，席汝珍与克省悟在传教问题上发生分歧，席汝珍被迫回国。席汝珍回到美国后随即加入基督教神召会，1914年返回临潭县旧城，改名字为新普送。先在临潭成立“自立神召会”，继而在岷县组建了“神召会总会”（后改称为“西北神召会”）。广泛宣传神召会宗旨，在传教活动中与克省悟的宣道会对峙起来。新普送将原来宣道会规定传道员的月薪由5两白银提高到8两白银，这样宣道会的许多传道员纷纷改投神召会的门下，神召会的信徒迅速增加，势力逐渐变大。新普送在岷县县城大南门外购地修房，内设贫儿院。各地神召会的教堂在发展速度和规模方面都超过了宣道会，使神召会后期的发展走出西北地区，走向了全国。而宣道会的发展反而每况愈下，后期的传教活动不如前期兴盛。
）第四节甘南地区基督教的发展现状
甘南地区的基督教在民国时期就以临潭县为中心，在卓尼、夏河等其他县有少量的分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布局结构没有发生变化。1978年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恢复，只有临潭县的基督教活动正式批准开放，在修建的三个教堂里进行宗教活动。其他县市因为信徒人数比较少，一直没有开放．现在的一些零星信徒一般在家庭聚会点进行宗教活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督教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的逐渐确立，各种宗教中与新社会不相适应的宗教教义和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大变革的时代宗教也面临着改革的必要。
基督教的改革在“三自”爱国运动中拉开了序幕。1949年，吴耀宗等5位基督教代表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多次表示中国基督教要割断与外国的联系，必须尽快实现中国基督教信徒早年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邀请部分中国基督教领袖谈话，一再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和第一批拥护宣言的1500多名基督教领袖和信徒的签名名单，明确提出了“自传、自治、自养”的要求，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宣言和“三自”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在全国的开端。
1951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分理会教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各教会，并推选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组织机构健全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又逐渐开始了神学思想的建设。1956年，《天风》半月刊主持了神学思想大讨论，通过广泛发表意见，信徒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否要求我们脱离现实？教会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应该怎样？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样？爱国和爱教（爱神）究竟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等问题经过大讨论后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
1950年12月甘肃省举行了兰州市基督教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了全省基督教“三自”革新反帝爱国运动。1954年7月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随后开始解决“自传、自养”问题。在兰州基督教界带动下，天水、平凉、武威等市县也先后成立了基督教爱国组织．全省基督教很快摆脱了西方差会的控制，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办教会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纷纷撤离中国。甘南临潭、卓尼一带的基督教活动在英、美等国传教士回国后由信徒李攀云、夏世彬、王茂德、侯克卿等人负责管理，1950年12月30日，卓尼基督教宣道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方针。按照“三自”原则，拒绝接受外国差会的津贴，采取各种方式，兴办各种自养手工业和小商业来保证教会的自我发展。
1958年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最大，各级政府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形式下，发动基督教信徒批评基督教，烧毁圣经，一些信徒退出了教会，基督教各个教派实行联合礼拜。甘南各地的基督教信徒除了承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压力外，还要承担本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基督教信徒）的压力，所以自动退出教会的现象很普遍。各个教会门庭冷落，坚持做礼拜者寥寥无几，最后教堂被封闭。1961年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于是甘南的基督教重新开始活动，一般每晚举行一次小礼拜，一周进行一次大礼拜。1962年曾经举行过5次大的集会，每次少则40人以上，多则达到200多人，有时一次聚会的时间长达3天。由于甘南各地的信徒不多，居住分散，而且1957年甘肃省规定基督教不能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所以以前封闭的教堂这时也没有开放．但对信徒个人的宗教活动不干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全省仅有基督教堂6座，教牧人员100多人。甘南藏族自治州共有基督教信徒137户，273人。许多教堂从1958年宗教改革之后被逐渐关闭或者占用，相当一部分信徒在此之前已经退出了基督教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甘肃省各地基督教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教牧人员大多数被下放劳动，教堂被拆毁或者占用，基督教信仰被禁止，基督教活动转入地下。
二、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的发展
1978年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与落实，基督教界上层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上的名誉。被占用或者拆毁的教堂逐渐得到退还或者退赔处理．基督教的宗教活动逐步恢复正常。1981年11月，甘肃省基督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甘肃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甘肃省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
甘南地区基督教也在全国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势开始萌动。1981年临潭县城关镇教会的牛映斗参加了甘肃省基督教“两会”一届一次会议．1983年临潭县业路教会的李天恩参加了甘肃省“两会”一届二次会议。1984年临潭县基督教会在新城召开了传达省“两会”精神的全县会议，信徒统一了认识，在会议上决定正式向临潭县政府提出落实宗教政策、开放基督教堂点的申请报告。1985年临潭县的城关和新城原来的两处教堂正式批准开放，1986年甘肃省“两会”派霍超然牧师前来临潭县主持城关基督教堂的复堂聚会，1987年和1993年临潭县的新城和业路教会也先后举行了复堂聚会。与此同时，临潭县各乡的其他聚会点也相继恢复了宗教活动。
宗教活动恢复后教职人员比较缺乏，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存在困难。1987年经过甘肃省各级宗教管理部门和基督教“两会”审核同意，省基督教“两会”派张蒙恩、黄大卫和岷县的陈子明牧师前来临潭参加为时五天的聚会活动，同时进行了按立圣职的工作。当时按立牧师1人，教师（副牧师）1人，长老4人，执事11人（其中女执事4人）。为了给进行宗教活动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业路教会于1994年利用各地信徒捐献的资金和自筹的资金，耗资10万元新建了一座教堂，城关教会也在1997年利用捐资和自有资金，耗资42万元建成了一座崭新的教堂。截至1996年，临潭县基督教共有各类教职人员47人，其中牧师1人，教师1人，长老9人，执事36人，共有教堂3处（城关、新城和业路各有1处），家庭聚会点7处，信徒1974人。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其他各县还有一部分基督教信徒，1990年甘南州的基督教信徒有3763人，除了临潭之外，卓尼、舟曲、夏河、迭部等县都有基督教信徒。但是由于信徒分散及其他许多原因，现在甘南州除临潭之外其他各县基督教还没有开放，也没有建立教堂，信徒一般在家庭聚会点进行宗教活动。目前临潭全县有城关、新城、业路3座批准开放的教堂，家庭聚会点有术布、冶力关、石门、陈旗、三岔、新堡、扁都等7个，全县有基督教信徒2508人（2004年统计数字），分布在全县19个乡镇，信教群众99％为汉族，只有极个别汉藏通婚的家庭中的藏族妇女信仰基督教。现在全县教职人员中有教师（相当于副牧师）1名，长老12名，执事59名，宣道员2名。
三、临潭县基督教现状
临潭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民族杂居地区，全县总人口14．68万人（2004年统计数字），其中回族2．6万人，藏族1．34万人，其他少数民族仅有90多人．汉族约有10万人。对只占全县汉族总人口大约2．5％的基督教信徒来说。比例确实有点小，但作为与佛教（主要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存在于一个不大的区域里的世界三大宗教来说，却具有无比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仍然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基督教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各地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观念冲突而酿成的“教案”不计其数，造成中国政府和民众财产的损失与民族感情的伤害无法估量．由此而产生对基督教的负面影响长期难以消除。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西部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看到不同文化冲突的波浪。
1995年，临潭县石门乡罗卜沟村普通群众与一部分基督教信徒产生矛盾。原因很简单，就是不理解基督教信徒的宗教活动。认为中国人不应该信仰外国人的宗教。村中的社火队收缴举办社火的赞助费，基督教信徒认为社火活动中蕴含的偶像崇拜与基督教的教义格格不入，因此抵制此类活动。此举引起普通群众与信徒的对立情绪，他们限制基督教信徒使用村子里的公共资源。1996年7月经过临潭县宗教局等单位的调解，罗卜沟村的基督教信徒与村社火会达成了谅解性协议，双方维持和平相处的状态。2005年农历二月，罗卜沟村为了重新修建戏台，向基督教信徒收取赞助费。基督教信徒以修戏台是崇拜偶像活动为由拒绝赞助．由此导致两大文化群体矛盾的直接爆发。
无独有偶，笔者在去当地羊永乡业路村调查基督教的半路上遇到两个业路村的村民，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刚从外地打工回来。听到我去业路调查基督教，他们中的一个竟然脱口而出：“我们村里有一半洋人。”我惊异于他的回答，急忙纠正说：“洋人是外国人，中国人怎么能随便变成洋人？不过信外国人信仰的宗教罢了。”我随后询问他是否上过学，他说上过中学。由此可见，即使同居一村，非信徒对信徒的看法还是有很大的偏差。
（二）基督教在多元宗教地区传播的“后发”困境
在临潭县有三个比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对本地的文化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回族是临潭的第二大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是回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回族视伊斯兰教为他们的民族本色。临潭伊斯兰教有好多个教派和门宦，各个教派和门宦虽然在宗教礼仪等方面有细微的差别，但在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前提下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