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主义”的提出
1924年5月，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作了一次题为“刹那”的演讲，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哲学，也为我们了解青年时期的朱自清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在演讲里，朱自清开门见山地提出，他认为谈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时，“谈”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横竖是寻不着的；——至少现在的我是如此——而求生的意志却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当然要求好好的生。”那么，怎么才能“好好的生”呢？朱自清说：“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的‘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而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刹那”，这个词本是外来词，来自梵文ks·an·a。佛经里对于“刹那”的时间长度有多种解释，比如说“一弹指间有六十刹那”，“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刹那是算数譬喻所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但传入中国后，人们渐渐淡化了对它具体时间长度的计算，仅仅用来说明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接近于“一瞬间”，于是，汉语里有了“刹那芳华”这样美丽的词，也有了“愁恨僧只长，欢荣刹那促”（白居易：《和梦游春》）这样曼妙的诗句。朱自清则特意说明，自己所说的“刹那”，是指“极短的现在”。
用今天的话来说，朱自清的人生态度就是“享受现在”。类似的说法，古往今来其实都不罕见，“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值得追问的是，朱自清这样少年老成、性格持重的人，难道也赞成“及时行乐”吗？其实不然。朱自清在演讲中说，重在享乐，则容易流于纵欲，使人无法得到健全的、谐和的发展——“况且所谓‘及时行乐’，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借此掩盖悲哀，并非真正在行乐。‘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明明是哀时事不可为而厌世的话。”这样消极的行乐，让人反而不能体会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让人更不满足。朱自清接着谈到，欧洲文艺界的颓废派，正如“糖面金鸡纳霜丸”一般，外面有一点甜，里头却十分地苦。
所以，朱自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执着于现在：“‘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路，一历程。历程的满足，给我们相当的欢喜。譬如我来此演讲，在讲的一刹那，我只专心致志的讲；……我说我爱说的，说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里的话。我说完一句时，心里便轻松了一些，这句是相当的快乐了。”他呼吁台下听讲的少年们：
“你们‘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可宝贵的-ING呀！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那。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成名之前的飘零与痛苦
1924年，朱自清二十六岁，正值风华正茂时。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作这样的抒怀？不妨把时间往前拉动几年，来好好地认识一下二十多岁、尚未成为文坛与学界“大人物”的朱自清。
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前，他先是考上北京大学文预科，后来跳级投考北京大学的本科，后提前修完学分，早了一年毕业。这段看似顺遂的求学过程，背后实在有着不少辛酸与艰苦。在他未上大学之前，朱家的经济已经非常困窘。1916年，朱自清结了婚，1918年就有了长子迈先。为了让朱自清能够完成学业，妻子武钟谦把自己陪嫁来的金镯子也典当了。几年的京城求学生活，朱自清过得异常清苦。大学毕业后，他必须立刻进入职场，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1920年8月，朱自清就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而在二十二岁的朱自清心里，这实非自己志向所在，而是生活所逼。他的朋友魏金枝回忆说，当时朱自清“常说起年轻轻不能再求深造的痛苦，甚至以为年轻轻的出来教书，也是一种抱憾”。
那时，朱自清的苦闷相当一部分来自身上的重担。娇妻幼子固然可喜，但是对于一个心里亟欲追求发挥自己的才华、放飞自己人生梦想的年轻人来说，这“甜蜜的负担”也令人烦闷不已。就像他后来在《儿女》里坦诚的那样：“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不但为人夫、为人父让朱自清颇感制约，为人子、为人兄也不容易。1921年，朱自清才工作一年，他的二弟物华以第一名成绩从扬州第八中学毕业，被南京高等师范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物华更想读工科，于是长兄朱自清决定拿出部分薪水支持他上学。那几年里，朱自清不得不极力节省，勉强维持家庭开支，甚至日记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借钱、还债、典当的细节，如“向某某借六元，愧甚”。
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对于自己毕业后马上就要投身工作，对这份赖以谋生的职业觉得有些不如意，刚从“象牙塔”里走出、初涉职场的朱自清还是感觉到了工作本身带来的挑战与压力。作为中学教员的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俏皮的老师，他在讲台上多少有些拘谨。在魏金枝的记忆里，“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说话呢，打的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的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魏金枝：《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文讯》第九卷第三期，1948年9月15日）
朱自清本就格外自重、心气颇高，甚怕被学生和同事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工作。他在《不足之感》里写道：
他是太阳，
我像一枝烛光；
他是海，浩浩荡荡的，
我像他的细流；
他是锁着的摩云塔，
我像塔下徘徊者。
他像鸟儿，有美丽的歌声，
在天空里自在飞着；
又像花儿，有鲜艳的颜色，
在乐园里盛开着；
我不曾有什么，
只好暗地里待着了。
这番自白固然有自谦、自我鞭策和反向激励的成分，但也不难窥见朱自清当时颇有些忐忑的心情。
在适应讲台的同时，朱自清也在人际关系上遭遇了不少难处。他的性格，外表谦和圆润，实际上极有原则和自己的坚持。因此，他后来也在学界和文学界里获得了“狷介”的评价。余冠英回忆说：“我初次见朱佩弦先生是在民国十年，那时他新就聘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务主任……同时我的小学教师洪为法先生带着另一个孩子也来报名，出乎意外的他们争执起来，似乎关于保证书有什么问题，一方要求通融，一方坚执不允。结果是洪先生悻悻而去。当时我觉得这位教务主任表面谦和，实在是很严厉的。”（余冠英：《痛忆佩弦师》，《文讯》第九卷第三期，1948年9月15日）内里的严厉和坚持，让朱自清始终学不会圆滑，不会曲意逢迎。后来，他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辞职，自言“我在八中因为太忙了，教员学生也难融洽”，事情的起因，其实在于一位资深教师在别校兼课，两个学校距离太远，以致影响午饭。朱自清排课表时不知道这件事，虽然后来做了调整，同事还是到校长那里告了状。老于世故的校长虽不明说，但在话语里曲意偏袒。于是朱自清愤而辞职。后来，他在《憎》里谈及了这件事。这次辞职事件，还波及了妻儿——“家里人讽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
拒绝空虚，拒绝堕落，追寻每时每刻的
价值和乐趣
各方的压力之下，朱自清不免心生苦闷。1922年春，他在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说：“日来颇自惭愧，觉得自己情绪终觉狭小、浅薄，所以常要借重技巧。这真是极不正当的事！想想，很为灰心，拟作之稿，几乎想要搁笔——但因‘敝帚自珍’底习气，终于决定续写了！以后颇想做些事业，抉发那情绪的错，因为只有狭小的情绪，实在辜负了我的生活了！”同年，朱自清与朋友们在杭州畅游，友朋知己结伴的快意让他略感轻松，但又深知自我放松，并不是一条光明的路。“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叫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常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
但惆怅也好，诱惑也罢，都不是朱自清所甘愿的。他坦言道：“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于是我的生活里便起了一个转机。暑假中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不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我第一要使生活底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需‘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总之，平常地说，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
于是，1922年底，朱自清写下了他创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首长诗《毁灭》。诗歌的灵感，来自与朋友们西湖上的三夜畅游。“约莫今年五月里，我在杭州遇见Y君。他谈他的刹那主义。他不管什么法律，什么道德，只求刹那的享乐。回顾与前瞻，在他都是可笑的。这正是颓废的刹那主义。我意不然！”《毁灭》里有似乎绵延不尽的彷徨：
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
青青的土泥上，
不曾印着浅浅的，
隐隐约约的，
我的足迹！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
但在最后，我们却又被诗句里蓬勃的正能量包裹着，几乎要与他一起喊出这样的心声：“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样的“刹那主义”，与其说是颓废的，不如说是争取的、积极的，与其说是逃避事实的，不如说是入世的、实际的。因此，《毁灭》一经发表，就让许多读者深受感动。
次年，也就是1923年，朱自清又多次在写给俞平伯的信中剖析自己当下的人生态度。他的“刹那主义”主张也越来越鲜明：
“在实际上，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便去做罢，不必哲学地去问他的意义与价值。总之，现在只须问世法，不必问出世法；在出世法未有一些解决以前，我们便只问世法罢了。——话又说回来了，出世法果真有了解决，便也成了世法了。我所谓世法，只是便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义底猝发的要求，求每个段落的满足！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毋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功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
“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分分做一个寻常人罢。这种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大约为我们所共信。于是赞颂于诅咒杂作，自抑与自尊互乘，仿佛已成为没旨气、没旨趣的妄人了。如何能使来年来月来日的生活，比今年今月今日的有味些？这便是眼下的大问题。”
1924年5月，朱自清在春晖中学所作的“刹那”主题演讲，则表明他不仅仅在知己之间袒露这一心迹，也把它推向了更多的听众。至此，他对于自己“刹那主义”的人生观，已经是十分认可了。深究起来，朱自清的这一态度，其实是无奈与积极交织，沉郁和奋进并存，正是一个心怀抱负，但身受多种约束，又还亟待在真实的社会人生中度过各种考验的年轻人极容易有的心态。珍惜自己的羽翼，又深怕它们还不够有力，既想在广阔的蓝天上翱翔，又被困于地上的各种事务……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于自己目前状态的回应，和对待生活、对待自我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