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组织传播学、人际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在中国大陆传播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应有地位。严格地说，大陆至今还没有设立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方面的专业或研究方向。虽然有一些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的译着和着作，如《组织传播》（〔美〕凯瑟林·米勒着，袁军等译）、《人际传播新论》（〔美〕泰勒着，朱进东等译）、《人际传播学》（熊源伟、余明阳编着）等，但这些成果是属于零星的、译介层次的研究，且没有转化为传播学专业教育的内容。
第五，专业定位不清楚，建设缺乏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高校在设立传播学类专业时，没有结合本身的学科优势和学校特色的发展空间来定位，而只是停留在“模仿”、“追潮”上。
比如，有的以商学为特色的高校办广告学专业，不去注重广告营销人才的培养，而是以“造就高层次的广告设计与创作人才”为自身的办学宗旨。再如，一些理工类高校办广告专业，也将“广告策划与创意”视作自己的优势进行定位。这样，办学的结果可想而知。这里还需指出，国家目前还没有建立严格的、正式的传播学类专业评估制度，这也是造成各高校之间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特色缺失的一大原因所在。
三、大陆传播学教育的走向与发展趋势
1.学理建构与实用性的统一
当前蓬勃发展的传播产业对传播人才及其业务素质的要求，需要传播学教育来承担解决；同时，传播产业运作及其发展中提出的层出不穷的新课题，也需要传播学教育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服务现实的实用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传播学教育的首要责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学理层面研究的缺陷，至今尚未形成应有的专业教育“范式”，结果造成传播学教学内容上的“空心化”，难以解决“传播教育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一些什么”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当前大陆传播学教育的面前。因此，学理建构与实用性的统一既是传播实践所急需，也是传播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这种统一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课程体系构成上，实用技能培训和学科素养教育的统一；第二，在研究的总体取向上，实用课题研究与学术学理建构的统一；第三，在学生能力要求上，学术底蕴与实务运作的统一。
2.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这是传播学教育的内容层面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趋势。传播学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统一，而不是简单的“中国文化+传播学规律的应用”。从时间进程上说，应先国际化，后本土化；从逻辑顺序上说，应先“范式”化，后“特色”化。我们现在急需的首先是国际化。尽管我国传播学已有2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从整体上看，我们仍然处于传播学的学术边缘区域，与欧美的差距甚大。这种差距体现在，传播学的研究还不能够严格运用经验学派或批判学派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仍然是封闭的，表达风格则属“抽象议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势必导致妄自尊大、坐井观天的学术悲剧。因此，国际化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提升自己，掌握学术范式，遵循方法惯例，以此开展研究，力求与国际“接轨”，进行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对于学术范式和规范的方法又不能够采取顶礼膜拜、全盘照搬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例如，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实证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就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实证研究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的某种方法论上的契合，容易为缺乏“范式”训练的研究者所青睐和偏爱。但实证研究的缺陷也很明显，如果运用不当，便容易流于“八股文”式的形式主义，而导致理论创意的缺失且影响研究者创造性的发挥。着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信中，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风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认为，讲究考据、微观、实证的研究路向，对于80年代那种浮躁空疏的学风，的确未尝不是某种成熟和进步。但如果“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证、考据才是学问，才是真功夫，则走进了另一个误区。他认为，中国既需要有大批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也需要一些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思想”。这里，李泽厚谈论的虽非传播学研究实证与其范式的关系问题，但显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照应和启示。理论本土化其实是在理论国际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把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检验、补充和超陈、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运用我们中国既有的、传统的思想、方法或思维框架去“化”传播学的已有成果；而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面向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和传播产业实践，开发学术资源和研究课题，促进学术创新，形成本土的传播学术流派。因此，理论的国际化是本土化的基础和前提，理论的本土化又是国际化发展的必要结果和补充。
3.规范化建设与特色化发展的统一
这里的规范化，是指各高校的传播学科应按照国家或行业制定的专业与学科设置基准、评估标准，以及学科研究发展的共性要求进行学科设置和专业建设；而特色化，则是指把规范化的要求与多元化的学校背景、学科特色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各高校传播学专业发展的个性和特色。规范化与特色化统一，表现在具体的学校和专业就是“合格+特色”。规范化与特色化的统一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科设置的规范要求与学校层次、学科背景的统一，教材的规范要求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人才培养模式的规范要求与尊重个性、提倡多样化的统一。所谓学科设置的规范要求与学校层次、学科背景的统一，就是根据高校教育的一般规律和学校自身的条件及学科优势，确定办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实现专业定位和发展的特色化，进而打造高校传播学教育的自身品牌。所谓教材的规范要求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按照专业的学科内涵和“范式”形成水准较高的全国统一教材或重点推荐教材，改变此前的以各校教师自编教材（大都属“重复性建设”的教材，且低水平的“重复”居多）为主的状况；二是全国统一教材或重点推荐教材，可以是几家高水准学校分别领衔组编，以显现各自特色，同时也利于杜绝“一元化”教材一统天下的情形发生。所谓人才培养模式的规范要求与尊重个性、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则是要求各个高校在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上，既要有一个基本的相应一致的要求，但又要注意避免“雷同化”，可以“根据市场要求，走自己的路”。
4.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统一
这个统一的进程，其实早就开始于传播学在大陆的“导入”
之中。虽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至今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置于“新闻传播学”学科之下，用行政手段规定了两者的并驾齐驱，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就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就发展趋势而言，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融合、统一，不可逆转。
有人说，新闻学是人文科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其理由是，新闻学的逻辑起点是事实，而传播学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传播活动。
实际上，“按人文学科的范式发展起来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创立至今，一直内容庞杂，对象混乱，不分层次，结果造成概念不清，思路紊乱”①。事实上，新闻现象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天然地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融合，乃至统一也应是今后大陆传播学教育的一大重要走向。
5.传播学教育界与产业界的互动更为强化
过去的20年中，大陆的传播产业从典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实践的要求直接推动了广告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网络传播教育等应用传播学教育的发展。传播产业是传播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传播学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传播产业界的支持。传播业界对传播教育的支持，既有捐赠设备、教学用具，资助重点项目，设立教育基金、奖学金，进行项目合作等形式，又有联合办学、提供实践基地等途径。与此同时，传播学教育不仅作为传播业界的人才生产、储备基地，培养现在与今后所需的人才，而且也为传播产业运作及其发展提供具有超前意义的理论指引，部分高校的教师还直接为业界献计献策。因此，传播学教育界与产业界的互动交流，是大陆传播学教育的特点与优势所在。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媒介的竞争日趋激烈，新的媒介发展日新月异，加之媒介的产业化、商业化运作不断提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传播学界去研究解决。这不仅为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容，以及经费上资助的可能，而且也要求传播教育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产学研”的互动要深化，要拓宽，以取得更佳的合作成效。
可以预见，今后两者之间既有的互动形式一定会进一步加强，一定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媒介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产学研”实体机构必将会更加壮大、繁荣。
（200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