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叶利钦时期政党政治混乱局面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使普京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建立一个对人们坦诚和有效的政党体系，是国家的任务。应当说，作为国家元首我可以把这看作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老实说，我只指望这些机制能在我国正常运转。如果我们能做好这件事，如果我能促进这个进程，我就可以认为，我这个国家元首所面临的一大部分任务将会完成。这将决定我国社会和国家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活力和竞争能力，我绝对相信这一点。”显然，为政党活动立法，以法律调节和促进政党体制的发育成为普京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他向杜马提交了《俄罗斯政党法》草案。2001年2月7日，国家杜马以280票赞成，109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读通过了《俄罗斯政党法》。2001年6月，《俄罗斯政党法》最终经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普京总统于7月初签署生效，从《俄罗斯政党法》中以及普京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上可以看出未来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首先，扩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为一名对权力和政局有着高度敏锐洞察力和控制能力的“高明”政治家，叶利钦更多的是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叶利钦总统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和议会多数党派不能对政府组成及政府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而任由总统专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杜马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同时国家杜马与总统、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又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和经济工作。总统所坚持的改革路线和一系列具体政策得不到议会、国家杜马的支持，使许多需经国家杜马批准通过的法律文件、经济立法尤其是每年的财政预算常常被拖延下来。难怪叶利钦抱怨说：“罪孽并不在于国家进行改革，罪孽在于国家改革的进程太慢！”普京执政后，表现出尊重国家杜马、尊重各党派的态度，同时明确表示要扩大特别是在政权建设方面政党的作用。他认为，“所出现的不应该是袖珍党，而是这样一种政党，这种政党能积极地建立政权，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卓越的领导人，推举能组成有效地工作并为社会和国家负责的班子的出色人才”。“只有当政党自己建立政权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政权的伙伴和支柱。”显然，照此方向发展下去，将使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权体制发生显著变化，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俄罗斯政党法》扩大政党在总统选举、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选举中的作用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政党联合、集中的趋势，为形成稳固的政党体制奠定基础。《俄罗斯政党法》在促进政党体制的形成方面将起重要作用。其特点是将政党活动纳入法制和国家管理轨道，规定国家财政将对在竞选中突破3％大关，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进行财政支持；强化国家对政党的管理，除加强对政党登记程序的管理——由司法部预先审查申请登记的政党的党纲和章程以确保其与现行法律相符外，还明确规定政党登记的最低标准：政党只有在正式成员1万人以上并在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分别拥有100人以上党员，才能获得登记并且取消了地方政党的概念，政党只能是在全俄联邦意义上的政党。其实，这些规定与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主要党派联合的趋势完全相吻合。
2001年4月，“团结党”和“祖国”运动开始了联合组建统一政党的进程，首先实现了在国家杜马中两大党团的协商、合作，并积极推动联合与合并。普京总统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在完善俄罗斯政治体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两大党团的合并将促进社会的团结和国家建设性力量的联合。显然，拥有86个席位的“团结党”和47个席位的“祖国”运动组成统一的政党会对政治力量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年7月“团结党”和“祖国”运动召开大会，宣布结成联盟。接着，中派组织联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10月27日“团结党”和“祖国”运动联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吸收“全俄罗斯”社会政治运动加盟，并决定于12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由这三大中派组织组成的统一政党——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团结党”领导人、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在大会上明确提出，新政党应成为真正的政权党，它将不仅限于对政府提出建议或批评，还应参与国家管理以及各级政府的决策。“祖国”运动领导人、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在大会上指出，“团结党”和“祖国”运动联盟将与俄罗斯所有建设性力量进行对话，并准备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担任新政党领导人。由于三大中派组织都支持总统普京，它们联合后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大大超过俄共，成为国家杜马中第一大党，这为总统和政府各项提案在国家杜马顺利通过提供了重要保障。2002年4月由这三大中派组织联合而成的“统一的俄罗斯”召开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统一的俄罗斯”党宣告成立。
右翼、中右翼党派也出现联合的趋势。在此之前，“右翼力量联盟”已改建为政党——“右翼力量联盟党”。
《俄罗斯政党法》促进了党派联合的趋势，其他一些弱小政党、组织、运动也不得不走向联合。2001年11月18个社会民主政党和组织组成由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领袖、萨马拉州州长康·季托夫为党的主席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据戈尔巴乔夫说，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有3万多党员，是按照《俄罗斯政党法》的规定成立的，并将按《俄罗斯政党法》的规定参加竞选。该党的纲领是在“劳动与资本、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保持伙伴关系和进行历史性妥协”。该党主张使俄罗斯从一个总统国家变成总统——议会国家。
普京总统为使国家政权拥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在积极推动形成成熟的政党体制的同时，鼓励形成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显然“团结党”以及后来联合而成的“统一的俄罗斯”党是总统和国家政权的最重要政治支柱，同时普京也逐渐把叶利钦时期最坚定的反对派左派共产党人拉到国家政权一边。尊重共产党人、尊重历史成为普京总统与俄共等左派接近的基础，这显然与叶利钦总统的做法大不一样。例如，在诸如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标志的确定、是否保留列宁遗体以及对七十年苏维埃历史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尊重共产党人意愿、尊重历史的慎重而宽容的态度。
随着主要党派进一步联合趋势的发展，由“右翼联盟党”
为代表的“右”，由初步实现联合的“团结党”、“祖国”运动、“全俄罗斯”社会政治运动组成的“统一的俄罗斯”党为代表的“中”，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代表的“左”，这样一种三大政党的政党体制框架越来越明显。这与叶利钦时期人为“制造”两党体制的尝试不同，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
这种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无疑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政党体制使得主要政党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和依托，而不再是政权的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逐渐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一般趋势是协商、妥协将成为政治竞争中的主流。在此情况下，作为反对党的俄共的处境更为艰难。2002年3月，当局为保证“农业用地流通法”获得通过，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授意“团结”、“祖国”等议会党团提出按政党议员比例重新划分国家杜马各委员会领导权的议案。该议案得到了“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等议会党团的支持。4月3日国家杜马以251票对136票的投票结果，解除了俄共在国家杜马中所担任的7个委员会主席职位，以及俄共盟友——农工议员团所担任的农业委员会主席职务。这一结果不仅进一步挤压了俄共等左派力量在国家杜马中的活动空间，削弱了其作为反对派发挥政治影响的能力，而且导致了俄共领导层的分裂。在沉重打击了对现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左派共产党人之后，当权者可以更加从容地控制议会，通过对其有利的各种法律。也正是在尽可能削弱左派反对派影响的情况下，普京政权有足够的能力保持政局的稳定。如今，普京的地位在得到民众、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支持后，又得到了议会多数的支持，使其可以大权独揽、畅行无阻地推行其政策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