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苏联时期遗留给俄罗斯的一块心腹之痛。自1990年8月车臣发表共和国主权宣言始，车臣问题由最初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战争形式的民族与国家间的对抗，由俄罗斯国内问题逐渐演化为国际利益的冲突。俄罗斯十年巨变，其间的两次车臣战争对正在寻求新生的俄罗斯民族犹如两次劫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庞大的财政赤字，还有一系列难以摆脱的隐患。如今，车臣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民族问题的范畴，人们已经将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发展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节）车臣问题——萦绕俄罗斯的阴霾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所有民族矛盾都与其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分不开，车臣问题亦是如此。苏联解体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车臣在新的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车臣问题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国际化色彩。利用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的严重形势，以及俄罗斯政府在处理车臣危机上的失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车臣问题作为打压俄罗斯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在民族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也为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在这里，历史、民族、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车臣问题的复杂性。
一、车臣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
车臣是俄罗斯联邦21个民族共和国之一，面积1.5万平方公里。由于战争和贫困，大批居民逃离家园或被战争夺去生命，车臣人口由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的130万降至1999年8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的35万。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车臣境内的民族组成主要有：车臣人（占66％）、俄罗斯人（占24.8％），以及印古什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等。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其他民族人口纷纷逃离，目前车臣境内的居民基本上是车臣族人。
车臣人世代居住在北高加索一带，在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历经磨难。13～16世纪车臣人在鞑靼蒙古人的统治下生活，车臣人与邻近的印古什人主要散居在车臣平原南部的山谷中。16～19世纪时他们逐渐从山区向平原迁徙，并开始接受伊斯兰教。18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向战略位置独特的北高加索地区扩张。1722年沙俄在南征扩疆中侵入车臣，遭到了车臣人及当地其他民族的顽强抵抗。1785～1791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同来犯的沙俄军队展开了激战，这是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虽然车臣人对沙俄军队的抵抗以失败告终，但此后车臣一带一直是高加索人民反抗沙俄军队入侵的中心，这也更刺激了沙皇下决心要征服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高加索人。
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的第二次对峙是1817～1864年的高加索战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车臣人表现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征战，沙俄付出惨重代价才最终征服车臣及当地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车臣人保持了族长制的氏族体制和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生产力极其低下，这在客观上促使车臣人逐渐形成了靠突袭邻近地区获取生活资料的掠夺式生存方式，同时艰难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他们骁勇好战、顽强不羁的民族性格。1856年在巴黎全欧国际会议上欧洲列强承认了俄罗斯对高加索的所属权，1859年车臣正式并入俄罗斯版图。被沙俄占领后，车臣人从未停止过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反抗民族压迫的起义连年不断。在镇压车臣民族反抗的过程中，沙俄政府对车臣人也采取了一些软硬兼施的政策，如允许车臣人保持当地的传统制度和山民的风俗等。因而，在沙皇统治时期，车臣人及高加索其他少数民族仍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制度和风俗，始终没有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
车臣与俄罗斯的第三次敌对是在1944年的卫国战争期间。
当时斯大林借口车臣等高加索民族与法西斯德国有牵连，下令将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政府才为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民族平反，允许他们返回家园。这次大迁徙对车臣人的打击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对俄罗斯人的仇视也超过了以往。对整个民族来说，这种心理创伤整整影响了几代人。据称，在包括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在内的20世纪90年代初推动车臣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944～1957年间于流放地出生的，他们几乎也都有因流放而丧失自己家族中亲人的经历。但是，更让车臣人感到愤怒的是，除了为车臣人恢复名誉，苏联政府并没有为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给车臣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歉意，相反，车臣人从流放地返回故土后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无端怀疑。如：车臣人在遭流放期间被邻近共和国抢占的部分领土未能归还；苏联时期曾禁止车臣人从事科研及主要工业领域的工作，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领导职务也不得由本民族的人来担任。苏联时期对车臣人的这种歧视政策更加剧了车臣民族的屈辱感，加重了他们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因车臣境内的工业不发达、生产力低下，1991年车臣共和国的失业人口高达30万。随着苏联的解体，在俄罗斯“民主派”们民主口号的纵容下，车臣领导人趁势走上了脱离俄罗斯的独立之路。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近300年里，每隔100年，车臣与俄罗斯之间就会爆发一次暴力冲突。如今，在新旧千年交替的历史时期车臣与俄罗斯之间又开始了新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将会如何？俄罗斯是否还能像历史上那样用武力再次征服这个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就算能用武力征服，但能否征服车臣的人心？车臣问题何时才能彻底解决？
这些问题一时还难有答案。
二、苏联后期的车臣独立运动与车臣危机
十月革命初期，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按照列宁的“民族自治”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自上而下地成立了一系列民族自治实体。1920年，车臣与北高加索其他七个民族联合组成了“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但很快苏俄政府就下令将其降为几个民族自治州。1922年11月在车臣人居住的地区成立了“车臣自治州”。1934年车臣和印古什两个自治州合并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1936年12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州”被升格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车臣人、印古什人等高加索民族遭流放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也被取消，直到1957年该自治共和国才得以恢复。
在苏联时期，除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共和国外，车臣人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大的提高。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维持社会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车臣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很低，居民中文盲的数量很大。这种状况也使车臣人容易受到民族激进分子的煽动而铤而走险。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社会改革浪潮推动下，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分离倾向初现端倪。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与联盟中央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客观上又为各民族共和国扩大自己的权利创造了机会。在这种“极有利”的形势下，包括车臣在内，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所有自治共和国先后都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
1990年11月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在其通过的共和国主权宣言中，宣布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同时谴责斯大林时期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流放是“种族灭绝行动”，表示“共和国保留要求补偿1944～1957年给共和国及其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损失的权利”，同时还要求归还在位于北奥塞梯境内、原属于车臣—印古什的土地。1990年11月23日车臣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车臣共和国”，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原苏联退役将军、车臣人杜达耶夫被选为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得到了车臣人的支持，它的成立表明车臣在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俄罗斯领导人并没有把车臣发生的情况同民族分离运动联系起来。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人民代表大会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反对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还鼓动车臣民众冲击了格罗兹尼地方政府和克格勃在车臣的总部。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对此表示了默许，更确切地说是对发生在车臣的一切漠不关心。原俄罗斯克格勃主席伊万年科事后回忆道：“从车臣危机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示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好像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意识到，解决北高加索出现的问题需要花费大力气。”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也开始认真思考导致车臣危机的深层原因，很多人都认为，叶利钦政府在车臣危机之初对以杜达耶夫等激进民族分子的纵容态度对车臣局势的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政府当时完全有可能同车臣人通过谈判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1991年9月4日，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推翻车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9月6日格罗兹尼市区举行群众集会，参加集会的人群随后占领了车臣最高苏维埃大厦。为了平息车臣共和国内的骚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解散车臣共和国最高苏维埃，9月27日宣布在车臣组建新的政权机构——共和国最高临时委员会，由苏联人民代表列恰·马戈马多夫任主席，但车臣的实权仍掌握在人民代表大会手中。这时，杜达耶夫在车臣已经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并在车臣境内生产武器。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在共和国全民选举中当选车臣总统。11月1日杜达耶夫发布了第一号总统令，正式宣布车臣独立。
联邦政府决定以武力制止车臣的独立。11月8日叶利钦签署了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双方进入军事对峙状态。接到叶利钦的命令，联邦军队从三个方向对车臣发动了进攻。杜达耶夫领导的战斗队员和车臣当地居民立即封锁了格罗兹尼机场等重要设施，车臣警察也宣誓效忠杜达耶夫政权。与此同时，俄罗斯上层在总统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否决了叶利钦关于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决定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车臣危机。俄罗斯各界对政府发兵车臣的举动也提出了批评，希望政府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迫于各方压力，联邦军队开始从车臣撤军。叶利钦发布的在车臣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也因此失去了效力。
到苏联解体时车臣已经在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俄罗斯拒绝承认杜达耶夫政权，并宣布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甚至进行武力威慑，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动摇车臣争取共和国独立地位的决心。1992～1993年俄罗斯正在全力进行“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之间围绕着改革方针与国家权力等问题的对抗也日益激烈，联邦政府无暇顾及车臣的局势，实际上对车臣自主地位和杜达耶夫政权听之任之。
这期间，车臣通过了自己的宪法，拒不参加俄罗斯联邦条约的签署，拒不向联邦政府预算缴款，而联邦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1992年6月初联邦军队从车臣全部撤离，但却荒谬地把驻军期间所有部署在车臣境内的武器留给了杜达耶夫政权。依靠联邦军队留下的这些武器，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势力迅速壮大。
6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同意撤消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单独成立各自的共和国。
车臣在与联邦中央的对峙中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独立计划。但是，车臣内部的混乱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车臣领导层内部因各种分歧而出现了政治争斗。杜达耶夫解散了反对他的共和国议会，宣布实施总统直接治理。
1993年12月，反对杜达耶夫的人组织了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与杜达耶夫争夺共和国的领导权。他们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暗中支持，后者希望车臣反对派能够取代杜达耶夫政权，并为这些反对派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和武器装备。但是反对派未能推翻杜达耶夫政权。
二是在车臣境内出现严重的秩序混乱。1992年到1994年的两年间，车臣境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抢劫、挟持人质、犯罪现象比比皆是，并逐渐蔓延到北高加索及俄罗斯其他地区。车臣成为犯罪和恐怖活动的中心。
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后，叶利钦取得了对议会的胜利，并依靠经全民公决产生的新宪法在俄罗斯建立起总统集权体制。为了制止车臣的内乱和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宣布车臣政府为非法、车臣军队为非法武装，决定发动对车臣的战争，以武力彻底制服杜达耶夫。自此开始了俄罗斯与车臣长达八年之久的军事对抗，先后进行了两次车臣战争：
第一次车臣战争从1994年底至1996年8月共打了近两年时间，以俄罗斯失败而暂告结束；第二次车臣战争从1999年9月开始，至今仍在继续。
三、车臣的战略地位与车臣问题的国际化倾向
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车臣的战略地位显现出来，这主要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车臣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两岸，南与格鲁吉亚为邻，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接壤，西靠北奥塞梯共和国，东接达吉斯坦共和国，它所处的北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接合部，历来是俄罗斯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咽喉，也是俄罗斯与中亚各地油气管道和铁路运输的枢纽。
苏联解体后，各种国际势力利用俄罗斯的衰败纷纷向这一地区渗透，而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者和车臣内乱为这些势力提供了可利用之机。
1.极端宗教势力的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