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导致了社会和社会意识的分化，这一系列的变化既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的结果，又是其基础和条件，并且对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着影响。
（第一节）社会结构的变化早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成效不明显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改革”
的展开，苏联包括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变化，社会结构、社会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社会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在苏共和国家领导层争论不休、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的同时，社会情绪“政治化”、“激进化”
倾向明显，成为促使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剧变的社会基础。
苏联剧变和解体之后，伴随着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进程，俄罗斯社会进一步发生着变化。与前一时期——苏联后期俄罗斯社会变化较多地是由上层建筑的变化所引发的这种状况相比，俄罗斯这时的社会变化却是从经济基础开始的，因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的实质性变化。
俄罗斯经济转轨打破了旧的经济秩序，将习惯于靠国家计划体制行事的企业、依靠劳动集体劳动和生存的普通劳动者抛到了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之中，以“瓜分”国有财产和全民财富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化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俄罗斯的私有化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为市场的发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俄罗斯自由派“改革家们”
试图以激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打破垄断，建立新型的市场关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缺乏民主、国民财富由官僚把持的条件下，私有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实践结果表明，这种以一种看似公平、公正的方式——每人一张私有化债券“平分”国有资产——进行的私有化，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创造效益——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其实，私有化的实质就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由民主派“新贵”和苏联时期权贵阶层、官僚阶层共同瓜分国民财富：
按权力、关系、社会地位为标准来进行瓜分。结果，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助长了腐败和经济犯罪，导致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社会对立。
早在苏联后期，“盗窃”国家资产的活动就开始了，当时苏联党政干部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趁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机，利用他们手中的各种权力，“……盗窃正在沉没的社会航船上的财富，把他们常年积累的‘官名录资本’从党的账号上转移到与西方合资的、令人可疑的企业中去。”苏联解体后，当俄罗斯开始自己的“改革”之后，这种暗地里的盗窃活动变成了公开的抢夺。“叶利钦事实上宣扬‘无耻的权利’：
每个人得到了盗窃他所管理和支配的东西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居民被允许以取决于他们各自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规模进行盗窃：高级官员把数百万美元装进腰包，中层官僚把数千美元装进腰包，在金字塔最底层集体农庄庄员搬走了集体农庄的财产，而工人则搬走了工厂的设备。”在这场显然不公平的“无耻”争夺财产的私有化运动中，俄罗斯开始了从苏联时期较为简单的社会阶级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
不言而喻，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首先根据的是经济因素，在当今的俄罗斯，收入多少特别是财富的占有情况是判定阶级、阶层的基本依据。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是极不均衡的。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主要是由“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构成，社会呈现出“两极化”状态。随着私有化运动的展开，权力的占有直接、间接地决定着财富的占有，从而使权力这个政治因素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谁曾经拥有权力或正在拥有权力，谁就能染指特权、财富和威名。”正是根据这两方面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把俄罗斯社会划分为以下六个不同的阶层：
1.精英阶层：也就是掌权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他们的人数不足全体居民的0.5％；2.上层：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私有化了的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其他次精英集团，约占6.5％；3.中间阶层：小商人、高级专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军官等，约占20％；4.基础阶层：普通专业人士、工人、农民、服务人员等，约占60％；5.下层：非熟练工人、临时失业人员，约占7％；6.社会底层：人数不到5％。对于处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来说，任何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案都是相对的。如果参考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就业情况、家庭状况以及地区和行业特点等，还可以将俄罗斯社会划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1.富人阶层：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消费，而且也保证着他们独立的经营活动，这部分人在社会中仅占7％；2.富裕阶层：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足以保证他们相当高的生活水平，同时还足以保证他们资本的增长，这部分人在社会中仅占5％；3.生活有保障阶层：他们的财产可以保证更新各种耐用消费品，依靠自己的资金或借助贷款改善居住条件，还可以满足自己个人接受再教育和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可以享受定期休假，这部分人占15.8％；4.生活保障程度较低阶层：他们的钱财仅够维持日常的支出，在极为必要的情况下支付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费用，这是社会的大多数，占57.0％；5.贫困阶层：其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没有多余的钱来改善生活条件，这部分人占20.2％。以上这两种社会阶层划分清晰地反映了当今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基本变化。然而，由于国家和社会仍然处于过渡时期，相对于政治变化来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要来得“缓慢”，并且更为复杂。不言而喻，经过十年来的变化、发展，俄罗斯社会的阶级结构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然还只是一种雏形，而且是一种畸形的雏形。也正是这种畸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过渡性质。
与苏联时期较为简单的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相比，俄罗斯社会以一种激进的、“革命式”的方式使“旧”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一结构迅速解体。但从社会阶层的对比关系上看，过去那种“金字塔型”的态势依然保持了下来。过去，“金字塔的顶端由政界、意识形态界和管理界的精英们占据，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中履行分配和重新分配各类财富的主要职能。金字塔宽阔的下层部分由劳动群众组成，他们被剥夺了占有和支配财产的权利，完全听命于管理人员的分配职能。”而如今“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作为它主要构成基础的不是根本的经济因素，而主要是上层建筑因素，如分配关系以及具有非经济性强制和个人相互依存形式的非商品交换”。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构成金字塔的宽阔下层，而处于顶端的仍然是极少部分人。这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柠檬型”结构，也不同于拉丁美洲国家“埃菲尔铁塔型”结构，显然是一种过渡形态。
在保持着“金字塔型”结构的同时，各阶级、阶层本身的成熟程度是不同的，其特点是在保持某些苏联时期社会结构痕迹的同时派生出其他一些阶级、阶层。从总体上看，苏联时期的工人、农民两大阶级依然保留了下来，同时在社会经济地位、阶级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被挤压到社会的底层。
俄罗斯经济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激烈“震动”以及俄罗斯转轨初期的大幅度下降，而且几乎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经济形势长期不见好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的扶植下迅速、畸形地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最“成熟”的阶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后果、改革的成本、代价几乎全部由其他各个阶层不同程度地承担了下来，结果是对社会具有重要稳定意义的中产阶级或称中间阶层发育不良，并且几经摧残，广大劳动阶层进一步贫困化。
如上所述，与其他“新兴的”阶级、阶层相比，大资产阶级，更确切些说是官僚资产阶级在俄罗斯社会变更时期最先形成，并且也最为“成熟”。这无疑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在前面有关政治变化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谈到，为了培育“民主派”政权的社会基础，防止左派共产党人东山再起，叶利钦政权选择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发起了私有化运动。“改革”之初，俄罗斯进入一个“市场浪漫期”，以盖达尔为代表的“年轻改革家们”设想使人人成为私有者、资本家，从而实现“人民资本主义”。这种明显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设想显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不说是对苏联时期厚重的“遗产”——以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物质基础、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缺乏起码的认识，便是在有意蒙骗群众。
1992年底切尔诺梅尔金任政府总理，“年轻改革家们”陆续退出政府。新总理上任之初便明确对其前任在私有化方面的做法表示不满，声称“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以这次政府更迭为标志，前一阶段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政治家型”政府为“专家治国论者型”、“技术官僚型”政府所取代。也正是从这时起，资本集中化趋势明显加快。1994年2月叶利钦总统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此后相继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法令、总统令和行政法规。随着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出现，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主管经济部门的官员以及大中企业的经理、厂长们利用自由经济政策轻而易举地成了新体制中的“经济精英”，他们凭借的基本手段是“权力向资本的转化”。这个集团构成官僚资产阶级的主体，其特点是官僚性、投机性和自私狭隘性。因为这个集团的成员多来自旧官僚，有很强的权力欲，发家伊始便对国家政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热衷于与政界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人更是觊觎高层政治权力。
经过这种“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金融工业集团从1993年的一家发展到1994年的7家、1995年的21家、1996年的37家、1997年的近60家。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金融寡头问题开始突出出来，实业界人士、金融巨头们通过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连任，获取高额的政治回报，其中一些代表人物进入国家决策层，开始参与国家决策，连叶利钦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然而这些代表人物与犯罪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江洋大盗，不是黑手党头目；他们是与国家有着紧密、复杂关系的大资本代表”。一句话，在俄罗斯形成了“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个在俄罗斯被称为“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大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在转轨过程中主要起着负面作用：这一阶级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不利于转轨初期的市场培育，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这一阶级在发迹过程中，一方面向国库攫取，另一方面向民间掠夺（如廉价收购私有化证券），抑制了民间私人经济的萌生和发展，也削弱了国家对小企业的资助能力，阻碍了其他阶级、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形成；这个新资产阶级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利用其垄断能力，摆脱政府控制并进而控制政府，片面发展某些经济部门，致使国民经济结构扭曲。在政治上，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控制舆论工具、游说政府官员、资助竞选活动甚至直接参政、跻身政权上层等途径，极易将经济垄断与政治集权结为一体，使政府政策变形，倾向于为个别利益集团私利服务，而将全民利益置于脑后，不利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与官僚资产阶级相比，中间阶层的形成十分艰难，几经磨难，至今仍然发育很不成熟。“……在1998年中期，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了虽然是为数不多的人士构成的阶层，但这是一个可以按某种约定的含义，划归‘中产阶级’的阶层。但是1998年8月危机之后，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是从零开始的。”“小企业是俄罗斯企业活动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决定性的部分。但是，它恰恰得不到政府、大银行和改革派的支持。”整个转轨时期，伴随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而产生的小企业主资金不足，缺乏经验，适应市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并且很难得到政府方面的财政支持，在国家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难求自身发展。从整体上看，这一阶层还难以成为振兴民族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在当今发达国家，“白领阶层”即受过较高教育并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的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以及各类创造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的主体，而在俄罗斯转轨过程中整个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社会地位也随之降低。知识阶层、“知识精英”曾经作为摧毁“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社会力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阶层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也借此登上了政坛。那些在权力结构站稳脚跟的“知识精英”很快便将自己的利益主要集中于捍卫和巩固他们重新获得的物质和社会地位上，事实上成为新的“民主”任命的官员的一部分。而知识阶层从整体上说却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大多数专业和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和农民同属贫困者行列，假若将文教卫生各界的知识阶层算作中间阶层的话，他们的收入甚至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他们的福利水平跌落得如此之低，以致他们的大多数接近贫困线或者跌到贫困线以下”。由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失去了’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中间阶级（所谓新中间阶级），却得到了企业家中间阶级（老中间阶级）。”这种经济状况迫使广大知识阶层在承受了不成功的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之后，在政治上开始悲观失望，逐渐转上不满和敌视“新的”国家政权及其任何行动的立场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