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人们的阶级属性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参与上。以上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对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态度，而总统选举和国家杜马选举则比较清楚地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另一方面，各种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运动——总统选举、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地方议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促进了人们阶级意识、集团意识的形成。
说明，叶利钦在“白领阶级”、脑力劳动者和小企业主中间有较多的拥护者，而到1996年叶利钦在工人、农民劳动群众中的拥护者已明显减少，与此相应的是这两个阶级中尤其是农民群众中支持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比例迅速扩大。如果说，总统选举中民众的阶级属性虽然有所体现，但还不够突出的话，那么，各党派的社会支持率、国家杜马选举中各阶层选票投向则更能反映居民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意识。
在经历了巨大变化的俄罗斯社会，民众的阶级意识在社会政治制度选择上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鲜明。社会调查材料表明，尽管从苏联剧变和解体时算起俄罗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已十年有余，但社会主义作为理想、思潮和运动在当今俄罗斯社会都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毫无疑问，贫困阶层的大多数是向往社会主义的并成为俄共等左翼党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拥护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言，“富人”和“穷人”
有着明显的区别。“富人”中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7％，穷人中拥护社会主义的有43％，在赤贫人群中这个比例则达到51％。而认同资本主义的，“富人”的比例为70％，“穷人”
的比例为18％，赤贫人群的比例则只有10％。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人群在社会政治制度选择的态度上则呈较为均衡的状态，拥护社会主义与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之间的比例相差不那么悬殊，前者为24％，后者为30％。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是：工人、农民、企事业领导人、退休人员和失业者（他们中的比例分别为39％，39％，56％，63％和48％）。
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是：企业主、大学生。其他阶层如公职人员、知识分子等则在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上态度不甚鲜明，持不同态度的人所占比例大体相当。此外，从对西方的态度的变化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情绪的变化。俄罗斯民众遭受了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难以忍受的民族耻辱：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丧失了大片的疆土，使昔日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低的超级大国一下子沦落成为靠西方施舍艰难度日的二三流国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傲慢态度更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民众。苏联剧变之初，在俄罗斯民众中充满着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向往，也存在着俄罗斯能够迅速融入“西方社会”、回归“欧洲文明”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既然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抛弃了西方所敌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和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已根本不存在了，西方理所当然地会接收俄罗斯这个西方的“新成员”，沿着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走，在西方的指导和援助下，俄罗斯很快就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激进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得俄罗斯人对西方自由主义、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1990年到1995年的5年间，俄罗斯民众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1990年，有32％的人主张效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向往德国模式，11％的人喜欢瑞典模式，而只有4％的人主张按中国方式进行改革。到1992年，只有13％的人仍崇尚美国模式，12％的人崇尚日本模式，7％的人崇尚德国模式了。而到1995年，已经不是以前的96％的人，而只有不到25％的人仍坚持认为西方模式适用于俄罗斯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在1990～1991年的俄罗斯，人们尽管已经摆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尚未找到某种新的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思想，所以他们向往西方的想法，只是一时出现的、根基不深的情绪而已。”近年来，美国、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在对涉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颐指气使、傲慢无理更令俄罗斯人失望和气愤。自认为是“冷战”胜利者的美国、西方国家欣然消化着“胜利果实”，迅速填补着苏联、俄罗斯所“让出”的战略空间。“冷战”的产物和工具——北约不仅没有相应地被解散，反而不断地扩充，它积极地从苏联的前盟友中吸收新成员，向着俄罗斯方向步步进逼，“北约东扩”成为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
1999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以科索沃问题为由悍然发动了对不是北约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侵略，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而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是与自己共同信奉一种宗教——东正教的“斯拉夫兄弟”，美国人打南斯拉夫，欺负塞尔维亚人就是在向俄罗斯人示威，是在欺辱俄罗斯人。一时间，俄罗斯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到这时，就是那些最“亲西方”的右翼自由派人物也不得不站出来谴责美国、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了。
2001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领导人再次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然而，俄罗斯对美国、西方的示好，再次换来了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为名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先后在中亚、格鲁吉亚驻军使俄罗斯人感到不安。俄美之间的贸易纠纷、甚至盐湖城奥运会上俄罗斯运动员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等都刺激了俄罗斯民众的情绪，使反美情绪再次高涨。民意测验表明，2002年初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消极态度达到了1999年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的程度，约42％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态度不好或者很不好。尤其值得注意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富有的人以及最了解情况的人群中的被调查者很少发表对美国人有利的意见。总之，经历了巨大社会政治变化的俄罗斯社会，十年来始终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这无疑从根本上阻碍着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进步，进而使实现民族振兴变得更加困难。
经历急剧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化的俄罗斯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念巨变，社会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而且由于原有的各种秩序、道德准则遭到破坏，形成了所谓价值真空，从而使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而“在当今俄罗斯，价值真空的主要社会后果是社会的全面犯罪化。从高级官员到工人——不同的社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犯罪。……犯罪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里，不仅有官员的腐败、“国家结构与犯罪相互作用，而有时是融合在一起”、“‘影子’和‘灰色’经济颇大的作用、黑手党结构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尖锐的社会分化，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及其贫困化，预期寿命的降低，重新平民化”的同时，“俄罗斯传统的道德价值、社会价值和传统遭到破坏”，“居民道德和体质的退化，各种社会病态现象（犯罪、酗酒、吸毒、卖淫、自杀等等）急剧增长”。一句话，在国家和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失去了共同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在这种艰难的过渡时期，国家的作用大为下降，国家对社会弱势阶层的保护作用几乎降为零，“缺乏人的社会保护实际制度，人无论是在国家结构，还是在黑手党和犯罪结构的恣意妄为面前实际上是无助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冷漠情绪在下层阶层、普通民众中间蔓延，多数居民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缺乏信心。同时，希望改变国家现状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无论是在普通民众中间，还是在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中间，希望国家安定，出现强有力的政权、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甚至企盼“铁腕”的呼声日高，这就是叶利钦时期，尤其是他执政后期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状况。
在国家面临最高权力交接、社会面临又一次抉择之际，社会主流意识开始倾向于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国家安定、正常的秩序，甚至尖锐对立的左、右两派也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必须加强国家的作用。顺应民意的普京成为俄罗斯社会理所当然的选择。“人们在普京身上见到了一个年轻、自信的人，他不但未被任何东西玷污，而且不怕承担责任。他展现的品质正是人们很想在国家领导人身上见到的那些品质，而且人们已经渴望很久了——那就是决心和强硬态度。人们把第二次车臣战争当作是一种证明，即国家的旧时的强盛是可以恢复的，社会是可以取得一致的；当然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这导致始料未及的效果……虽然在经济方面没有出现真正的进步，但人们已经开始比较乐观地看待所发生的一切；把普京看作是一名领袖，一名强有力的人物，应当予以支持。”俄罗斯社会选择了普京，而普京执政后的作为也的确能够令民众满意。他提出振兴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重新审视了俄罗斯曲折的改革之路，提出必须校正改革的方向。同时，大力弘扬“俄罗斯思想”，以爱国主义作为动员、团结人民、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旗帜，试图结束社会分裂状态。更重要的是，面对叶利钦时期遗留下来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普京采取了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全国政令统一；推动形成成熟的政党体制；以法律手段打击寡头势力；惩治官员腐败等一系列措施。核心是整顿政治秩序，恢复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威，强化国家政权，实行“法律专政”。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政权得到了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得到加强，政府的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普京个人和政府的社会支持率保持在很高水平，普京和政府得到社会多数，以及大多数党派的支持，俄罗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