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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顺利发展的中俄关系(1)

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中国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苏联解体以后,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人们都曾对放弃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存在过担心,并有过各种各样的揣测。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俄罗斯独立以后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摩擦或曲折的话,那么它同中国关系的发展却相当顺利。1997年2月,叶利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对中俄关系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俄中关系正沿着面向21世纪的、相互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顺利向前发展。”俄罗斯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2000年普京继任俄罗斯总统后,中俄关系继续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日益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俄不断加强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第一节)中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从1991年底到2002年,中俄关系已经历了12个年头。

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1989~1992年)

首先需要简要地介绍一下,中苏关系给中俄关系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众所周知,1989年5月,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两国在时隔30年后终于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会晤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两国和两党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了苏联,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苏联合公报》和其他一些文件。中苏两次最高级会晤就以下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1)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和平解决一切争端,不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就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举行谈判;(4)签署了《苏中边界东段协定》,并同意就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继续进行谈判;(5)积极发展两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扩大两国公民的交往以及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6)苏联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主张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等等。以上就是中苏关系为中俄关系留下的遗产。很显然,这笔遗产是非常宝贵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到达莫斯科。中俄双方当时达成了以下重要协议:第一,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第二,双方确认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基本原则仍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第三,中苏签署的条约和外交文件继续有效;第四,中苏间正在进行的两个谈判,即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以及边界谈判将继续进行下去,等等。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准备继续执行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不仅仅局限于过去六年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要使两国关系向前推进。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联合对中国实行制裁;但是,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不久的苏联不仅没有参加对中国的制裁,而且积极地推动中苏关系向前发展。可是,不久以后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接着是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政权。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对外政策方面,力图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在对亚洲国家的优先次序方面,曾把中国排在日本、印度和韩国之后。“民主派”还时不时地附和西方,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进行旁敲侧击。因此,俄罗斯的对华态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1992年1月31日,叶利钦总统和李鹏总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最高级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这是叶利钦第一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叶利钦和李鹏的会晤尽管时间很短,但是在消除中国对俄罗斯的疑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叶利钦说,俄罗斯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经济方面要同中国进行全面的合作;俄罗斯要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东段边界协定,等等。叶利钦还特别表示,俄罗斯的对华政策将不受西方的影响。

在这以后,俄罗斯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朗。7月14日,叶利钦说,俄罗斯在“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11月24日,他又对前去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说,俄罗斯对外政策上有许多新看法,承认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不但在他们的亚洲政策上,甚至在世界外交政策上均占优先地位。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中国包括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占有优先地位的“近邻”中。俄罗斯领导人的这些声明,再加上1992年中俄关系的实际进展,终于使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叶利钦反共并不反华。这一结论对中俄两国领导人后来建立信任关系起了重大作用。

1992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分别批准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3月下旬,中俄边境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重新开始。6月底,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在这一年,中国俄罗斯实现了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互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困难,商品奇缺,所以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3月初,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经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俄方还主动提出取消中苏原来关于两国贸易必须使用外汇的规定。中俄主管对外关系的副总理互访。中国和苏联在80年代中期建立的两国政府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启动。1992年,中俄两国贸易额达到58.62亿美元,比1991年的中苏贸易额增长50.2%。1992年8月,中国主管对外经济关系的副总理田纪云到俄罗斯远东访问,看到热火朝天的边贸景象以及听到双方地方领导人关于未来合作的构想后,感慨地说,发展中俄经贸联系是“富国利民,睦邻安邦”的大好事。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国内实行“反共主义”。但是,在这期间,中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了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俄罗斯方面强调,客观的国家利益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在中俄关系中要坚决摈弃意识形态的争斗。尽管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政权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但是,中国领导人一再对俄罗斯方面申明:在苏联发生的事“属于内部事务”;中国尊重俄罗斯人民的自由选择;不管俄罗斯内部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愿意同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当然,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但是,中国领导人这些表态对消除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和误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中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成功地避免重蹈当年中国苏联由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前辙。

1992年下半年,俄罗斯开始调整过分亲西方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方针,而且中国在俄罗斯的亚洲政策中已上升为“第一重点”。这使中国对全面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增加了信心。这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1992年11月11~13日,中俄两国学者在北京举行了题为“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讨论会。中俄两国学者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其理由是:两国在国际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却存在一系列并行不悖或共同的利益;通过总结42年中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理智思维和谨慎处理分歧的意识已占了上风,双方都清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两国最高领导都高度重视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视对方为“第一周边国家”;大部分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和平和睦邻意识已压倒一切;两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互为补充的经济结构,等等。总之,中俄没有不可以合作的领域,中俄关系将超过中苏关系。中俄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这是中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作为会晤的结果,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了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国、俄罗斯互视为友好国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和协定,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俄罗斯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证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保持两国各个级别的对话和合作;以现有条约为基础,继续就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裁减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等等。

这项《联合声明》是两个《中苏联合公报》的继续和发展,有更多的实质内容,类似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文件对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有关经贸、科技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合作的24个文件,从而为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对于中俄两国这次最高级会晤,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作了这样的评价:“中俄高级会晤不仅是对两国关系建立一年来的总结,而且也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二、从“友好国家”走向“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3~1994年)

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内形势异常复杂。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是持续的经济危机。1993年上层政权内部斗争激化,一度出现“双重政权”,10月终于爆发了莫斯科流血事件。此后,通过了新宪法,社会政治进入相对平衡的时期。与此同时,国内民族主义开始崛起。因此,在对外政策方面,亲西方的倾向不得不有所改变,更加重视东西方的平衡。

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没有对中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相反,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以后,中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这一阶段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叶利钦总统访华以后,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日益密切。仅1993年一年俄罗斯就有25个副部长级以上的代表团访问中国,1994年访华的代表团达36个。特别是两国进一步开放了边境口岸。边境和地方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中俄贸易1992年比1991年增长50.2%,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31%,达到76.7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贸易的发展带来大批人员的流动,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倒爷”涌入对方的国土。这种情况在1993年达到了高潮。

2.两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

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商讨如何使两国关系达到新的水平。

1994年1月,叶利钦总统致信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中俄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叶利钦的建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同年5月27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来访的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时说,叶利钦总统的建议“同中国方面关于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我也认为,应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1994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正式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就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双方强调,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既不是对抗,也不是结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中俄联合声明》重申,双方恪守1992年12月《中俄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决心面向21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新的《中俄联合声明》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贸和科技、军事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进行合作的步骤。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签订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如果说1992年12月中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为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中国、俄罗斯这次最高级会晤则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勾画了未来,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3.中俄关系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如果说中俄关系在中央一级越来越好的话,那么在地区一级则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中国、俄罗斯之间在人员交往和经贸方面出现了混乱情况,特别是众多的中国人涌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引起了所谓中国“移民”之说。更为甚者,有一段时间,围绕所谓的中国“移民”问题,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小股被其学者称为反“黄祸”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1992~1995年,俄罗斯中央和远东以及西伯利亚的部分报纸刊登了上百篇指责中国向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扩张”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制定了一项向远东和西伯利亚大规模移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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