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新文化运动
1915年夏天的一天，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又接到一张印有“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这是钟文鳌发的。
钟文鳌当时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其工作职责本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受传教士和青年会影响，身为基督徒的钟文鳌想为社会改革做些宣传，于是便印了一些传单，利用发支票的机会散给那些学生。
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式的胡适认为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是不应该的。看到传单中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生气地去信说：
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字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信寄出后，胡适有些懊悔自己的“盛气凌人”，反思道：
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完事的。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就应该受钟先生训斥了。
于是，胡适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那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文学股的论题。经过深入思考，胡适初步认为“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此后，在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朋友就此问题争辩的过程中，胡适觉悟到“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逐渐认识到“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然而，这些朋友多不同意胡适的观点，胡适的白话小诗《蝴蝶》颇能看出其当时孤单的处境：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在与朋友们的切磋中，胡适的观点渐成系统，在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信中已明确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再次提出这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之后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份寄给《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第2卷5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胡适认为文学改良应该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适用商量的语气写道：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接到胡适这篇文章之后，陈独秀立即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号上，紧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措辞更加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言辞激烈地宣称：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惜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得到了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支持。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表达了对胡适的支持。信中，钱玄同写道：
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去前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弟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
自此，文学革命的运动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此时，对于陈独秀言辞激烈的话语，胡适有些不安，于是，再次写信给陈独秀。1917年4月17日，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文学革命，虽不容退却，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对于胡适的主张，陈独秀的回答是坚定而决绝的，他写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言辞激烈的主张刺激了老辈文人林纾，他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文中，林纾写道：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对于林纾的观点，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反驳说：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此后，远在美国的胡适，应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成为北大教授，而来到北大的胡适，更进一步推动了他和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新青年》编章部扩大，从4卷1期开始，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这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写道：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胡适明白“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文学革命主张从语言工具变迁向人的个性解放方面迈进。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遭到了以林纾、刘师培为代表的旧派文人的抗议。1919年3月，刘师培、黄侃等创办《国故》，试图与《新青年》相抗衡。而林纾则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颠孔孟、铲伦常”的罪行，恨之入骨，与此同时，也表达了要极力卫道的决心。而这一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写道：
对于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6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立场，保护了新文化运动的顺利开展。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此后不久，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文中的主张进一步完善了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主张。至此，从理论建设方面来说，新文化运动基本完成。
而在创作实绩方面，这一时期，胡适也做了许多工作。首先，为了让人们相信可以用白话作诗，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白话诗，这些诗，后来结集成《尝试集》一书，此书风靡一时，对于白话诗的推广，影响很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与此同时，在钱玄同的邀请下，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创作了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出版，意味着白话小说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成熟，初步显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此外，胡适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终身大事》等戏剧，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的潮流。《易卜生主义》让民国的青年们重新发现了个人，鼓励青年从家族牢笼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截断众流的勇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
对于胡适这一时期的功绩，台湾作家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中总结道：
很快的，非常明显的，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模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李敖：《胡适研究》，第10页，现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潮流更加不可遏制。觉醒了的青年学生纷纷办起各种白话刊物，以白话为表达工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成为当时的潮流。
对于胡适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后来的陈独秀曾回忆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第2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
发起“人权论争”
1927年，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政府初步建立了党国体制。
在国民党北伐的1926年，沈刚伯曾询问当时还在英国的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胡适回答说：
我本来是反对暴力革命同一党专政的。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
由此可见，一开始，胡适对国民政府是抱有期望的。然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1927年回到上海的胡适，亲身经历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生活之后，对国民党的统治非常不满意。对于当时的舆论环境，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写道：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与此同时，随着北平言论尺度的收紧，许多在北平教书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来到上海。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以胡适为中心，创办了《新月》杂志。《新月》创办初期，主要以提倡新文学与新思想为主，然而，随着国民党公然压制舆论，侵犯言论自由，再加上国民党动辄以“反革命”的名义侵犯人权，看不过去的胡适终于忍不住了，他一改昔日温文尔雅的形象，以《新月》为阵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民党的人权抗争。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市特别代表陈德征认为，以前给反革命定性的法律程序太过烦琐，法院过于注重证据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为此，陈德征主张绕过法律机关，只要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就应绕过法律，直接判为反革命分子。
对于陈德征这种绕过法律程序直接通过党部认定反革命分子的行为，胡适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写信给当时的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并将这封信寄给了国闻通讯社作为新闻发表。其中说道：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是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赏，创此新制，大足夸耀全世界了。
结果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各报并没有刊出此文。倒是陈德征反驳胡适的文章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陈德征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