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胡适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选择支持国民党。
这年年底，胡适登上从英国前往美国的轮船，在美国期间，胡适做了许多次演讲，将他在中国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向美国友人做了一些宣传与解释。1927年4月12日，在从西雅图开往上海的轮船上，胡适知晓了国内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在朋友的劝告下，胡适先去日本观望了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在此之后，胡适回到上海，租定极司非尔路49号楼房，开始了他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新生涯。
三、1928-1937中国公学与北大时期
回到上海的胡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禅宗史的学术研究中。在这一时期，他接受私立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一职，同时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主讲哲学。
1928年4月，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为了安抚学生，中国公学董事会决定邀请胡适做中国公学的校长，在朱经农等人的劝说下，同时也为了整顿提高自己的母校，胡适最终接受了这一职位。
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胡适采取“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充分发挥校职工的积极性，他聘请留美归来不久的杨亮功做中国公学的副校长，除了每周周四去中国公学讲课办公之外，许多校务都由杨亮功主持。与此同时，胡适还积极裁撤不必要的相关机构，将中国公学分为二院七学系。此外，为了提高中国公学的学术水准，胡适积极聘请学有所长的教员来校任教，在这一时期，胡适聘请了冯沅君、陆侃如、程仰之、梁实秋、罗隆基、张慰慈等学有所长的教授，更能体现胡适不拘一格的地方在于他还聘请只有小学学历的作家沈从文成为中国公学的教员，虽然一开始沈从文讲课不顺利，但经过努力之后，沈从文也成为中国公学的着名教员。
这一时期，由于北平言论尺度的收紧，许多在北平教书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来到上海。这些来到上海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以鲁迅为领袖，成为后来左联的雏形。另一部分则以胡适为中心，成为新月派知识分子群。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等。
《新月》创办初期，主要以提倡新文学与新思想为主，这一时期胡适发表在《新月》上的文章主要以治学为主，然而，随着国民党公然压制舆论，侵犯言论自由，再加上国民党动辄以“反革命”的名义侵犯人权，看不过去的胡适终于忍不住了，他一改昔日温文尔雅的形象，以《新月》为阵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民党的人权抗争。
在《新月》杂志上，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公开指出国民党统治下没有人权的事实，同时呼吁国民政府赶紧制定宪法，走宪政之路，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面对这种指责，国民党党部给胡适安上了“侮辱总理，背叛政府”的罪名，并下令查禁了《新月》第二卷6号、7号合刊。此外，各地国民党员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面对国民党的查禁，胡适则将他、罗隆基、梁实秋等写的文章合并在一起，出版了《人权论集》。在此书的序言中，胡适光明正大地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与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罗隆基等人对国民党的犀利批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慑于胡适的名气，国民党虽不敢对他下手，却迟迟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立案登记。为了不连累中国公学，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位。在此前后，罗隆基在中国公学上课的时候，也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被捕之后，胡适密切关注，同时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积极营救，在胡适等人的奔走下，罗隆基顺利脱险。
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于1930年11月28日，携眷北上，在北平后门内米粮库4号租定新宅，将人生重心放在了重新振兴北大上。此时，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掌管中英庚子赔款，他和蒋梦麟打算以此基金会为基础，复兴北大。在此期间，胡适还在《新月》连载他的自传《四十自述》。
1931年9月15日，在胡适与蒋梦麟的精心筹划下，北大新学期正式开学，然而，就在北大开学三天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对于当时的情形，胡适曾感慨道：
总而言之，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怖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什么呢？
在这种情形下，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决定办《独立评论》，通过文章来报国。1932年5月，《独立评论》正式面世。在创刊号上，胡适写道：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所办的《独立评论》，在经济上完全是以他为首的几个大学教授独自掏钱办的，经济是完全独立的，同时也没有稿费，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独立评论》引起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注意，曾一度销售到13000多份。
这一时期，《独立评论》内部则发生了“民主与独裁”的大论战，鉴于当时日本侵华的紧张局势，再加上当时苏俄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成为时髦的世界潮流，以蒋廷黻、丁文江为主的知识分子开始公然鼓吹新式独裁，妄图通过独裁的方式提高效率，抵抗日本的侵略。对于他们的主张，胡适不敢苟同，坚决站在民主宪政的一面，认为搞好宪政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宪政中学会宪政。胡适的主张，得到了张佛泉等人的支持。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对于这次学生运动，胡适持反对态度，在胡适看来，学生的游行示威恰恰给了日本侵华的口实，不利于持久抗战。在此前后，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因为煤气中毒，在长沙逝世。而他的密友徐志摩则在1931年就不幸因飞机遭遇变故而逝世，在北大时期的胡适，日子多在焦虑担忧中度过。
此外，这一时期，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缓和，在1933年的时候，汪精卫还曾邀请胡适担任教育部的部长，胡适婉言谢绝了。而到了1935年，《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群中，翁文灏、吴景超、蒋廷黻等人都进入了国民政府担任要职。胡适对于他们弃学从政，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胡适坚持“为国家做铮臣，为政府做诤友”，依然保持不偏不倚的独立超然的立场。然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胡适则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1937-1945驻美大使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胡适正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家里商讨国事。事变第二天，许多教授纷纷来到胡适家中，咨询胡适的意见。当时的胡适认为这是一个局部事件。此后不久，胡适就按照原定计划，前往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约请的国是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庐山谈话。
在庐山，与胡适见面前，蒋介石似乎还没有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但胡适一番慷慨陈词之后，蒋介石似为所动。据王世杰对胡适说，那天胡适的话起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虽然主张抗战，但这时候的胡适也有一些犹豫，胡适与高宗武、程沧波、陶希圣等国民政府智囊团的一些人，当时曾打算在1937年8月，跟日本来一场和平攻势，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谈判，谋求最后的和平，为此，胡适还曾向蒋介石大力推荐高宗武。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得胡适求和的希望最终破灭，从1937年8月底开始，胡适开始认为“和比战更难百倍”。也就是在此期间，胡适应国民政府邀请，前往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
在国家最危急的关头，在傅斯年的竭力劝说下，胡适放弃了自己最珍视的个人自由，前往美国，开始了他的国民外交。他与他的朋友钱端升、张忠绂一起，开始通过外交的方式来帮助中华民国。
1937年9月，当胡适抵达美国的时候，面对忧虑重重的华侨，胡适对华侨演讲说：“算盘要打最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此时，胡适通过演讲、广播的方式，竭力宣传中国抗日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胡适也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并表达了希望他能够支持中国的抗日的意图。然而，当时的美国，刚刚修订通过了《中立法》，对战争双方都保持中立。在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谈话中，胡适希望罗斯福“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来判断是非”。
在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期间，美国的许多大学都给胡适抛来橄榄枝，希望他在美国讲学。考虑再三，胡适一个也没有接受。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此时的胡适，决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938年7月13日，胡适从美国坐船前往欧洲，19日到达法国。第二天，胡适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对于此事，胡适考虑了一周的时间，最终决定就任。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胡适写道：“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胡适看到朋友周作人这时候还躲在北平，并听说其有附逆之心，还写了一首诗劝周作人南下。诗中，胡适写道：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对于胡适的好意，周作人的回答是：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郜元宝：《胡适印象》，第10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没有听胡适劝说的周作人，最终落水成了汉奸。对此，胡适已经无暇顾及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了驻美大使，此时胡适的心态，在给陈光甫的诗中表露无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此时的胡适，在对美外交上全力以赴，去美国各地演讲募捐，还与陈光甫合作，成功获得桐油贷款。当时，由于经济紧张，大使馆曾支不出薪水。为了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安心工作，胡适自己垫钱为他们支薪。在这种困难情形下，胡适依旧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一次演说后，突发心脏病，被送进了医院。后来导致胡适死亡的心脏病，也就是在这时埋下的病根。
此时汪精卫开始与日本密谋讲和，对此，胡适不以为然，特地致电汪精卫：
此时国际局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
同周作人一样，汪精卫最终没有听胡适的苦劝，落水成了汉奸。
病好的胡适，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为他曾经的大胆设想而努力。全面抗战之前，胡适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1935年6月20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写道：
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的一切国策的方针：
（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认为中日战争在一开始必然只是中日两家的战争，对此，除了苦撑待变一途外，别无良策。但是如果日本有称霸太平洋地区的决心，必然会引起美国的连锁反应，也必然会将美国卷入战争。一旦美国卷入战争，中美联手的话，中国则完全可以在这场战争中翻身。
胡适对抗战的这个“大胆的假设”，恰恰需要他这个驻美大使通过实际的努力来完成“小心的求证”。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12月9日，重庆政府正式宣布对日作战。
当美国被卷入战争之后，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1942年9月，胡适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打算在美国继续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
为了使自己重新回到学术工作中来，胡适特地做了几篇考据。在此期间，当时留美的青年学者王重民给胡适的一封谈论《水经注》的信，引起了胡适考据《水经注》的热情，直到逝世，胡适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一学术工作。
虽然在考据《水经注》的过程中，胡适也提出了“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提出了“正义的火气”的概念，但是与他期待的学术成绩相比，这点成就实在不值一提。对胡适而言，如果说五四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岔路，那么，对《水经注》的考据则是胡适学术人生中的岔路。这条岔路，使胡适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考据之中，最终，他所期待的《中国哲学史》的中卷与下卷，都没有完成。
当然，此时的胡适，在美国接受了三十多个名誉博士头衔，他在国内的声望，也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的职位在等着他。当时，胡适俨然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