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的再次到来是1924年。这一年的4月，作为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林徽因与徐志摩参与了接待与翻译工作。三人风神气质之妙，留下了这样的载录：“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5月8日是泰戈尔生日，新月社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晚会，用英语上演根据泰戈尔的《摩诃婆罗多》改编的抒情诗剧《齐特拉》。在剧中，林徽因饰演公主齐特拉，徐志摩饰演爱神玛达那。浪漫的剧情，华丽优美的台词，诗意盎然的意境，激情充沛的投入，演出反响热烈。虽然当时徐志摩已经在上海结识陆小曼，但尚未到热烈追求的程度，这样的“假”戏自然成为一个绝佳的契机，使徐志摩在英伦岛上生长出来的真爱再次酝酿成欲罢不能的追求。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即便徐志摩请泰戈尔为之求情，林徽因亦不作回应。为此，泰戈尔黯然作诗感叹：“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5月17日晚，林、徐二人有过一次见面，林徽因明确了自己的心意，说好“分定了方向”，“各自认取生活的模样”，给了徐志摩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绝。5月20日晚，徐志摩陪泰戈尔离开北平，林徽因前去送行。开车前，徐志摩伤感万分，提笔写书，可惜书未竟而车已行，唯有一阵痛哭。这一年的6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在国内转了一圈后，去了日本，第二年又经苏联赴欧洲旅行。从此两人已是人远天涯近，往事不堪回首。
关于林、徐的第三次情事，虽然浮言甚嚣，但到1931年的时候，两人早已是“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因此两人的交往更多的只是知己一般的关心以及诗文的往来，算不得热烈，更谈不上旧情复萌。一方面，当时的林徽因已经身为人母，不再是当时懵懂、青涩、不谙情事的小女孩，而这段养病的时间恰好能让林徽因更为成熟地回头整理当年懵懂而缠杂的情事，所以林徽因写下不少关于当年爱情的诗篇。另一方面，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有了陆小曼，对林徽因不再有当初那种迷狂。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徐志摩也写了一些关于当年情事的情诗，与林徽因唱和，但他面对浮言以及陆小曼的奚落，还是很理性地写信给陆小曼剖明心迹，表明“无此心思”。由此看来，林、徐二人这一阶段的情诗唱和，是跳出当年纷扰的情事之后，以一种合理的距离，以审美的方式来缅怀那段传奇而珍贵的过往，是两人成熟、成长的体现。坊间有人根据这些情诗推测林、徐二人旧情复燃，显然错谬。不过这样的唱和也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季而已，这一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身亡，唱和变成了绝唱。
世事就是这样神奇，徐志摩带着对林徽因那泛滥的、既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爱去了，但有一个人却带着非常明确的、非常理智而又自控的爱来了，并且终身“逐林而居”，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与徐志摩一同办过《政治学报》，他见证过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他还当过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伴郎，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林徽因的相识，还是介之于徐志摩。费慰梅就曾说过：“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大约在1932年，金岳霖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林、梁比邻而居。相同的知识背景，相投的志趣，让他们的交往颇为密切，最后连墙都打掉了，直接通行。另外，由于他们的朋友圈大多有欧美留学背景，故保留了一些西方喝下午茶的习惯。一般情况下，每天下午4点，林家客厅里的文化沙龙总是高朋满座，金岳霖总是“太太客厅”中最铁杆的粉丝，而每到周六下午，则轮到金岳霖家的聚会客厅谈笑风生，林、梁二人则到金家的“湖南饭店”参加聚会。不管是在“客厅”，还是在“饭店”，林徽因总是谈锋机敏，光彩夺目，让金岳霖为之倾倒不已。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一次，梁思成赴河北宝坻县考察，林徽因未同去，恰在这段时间，金岳霖向林徽因表白爱情。梁思成考察归来，林徽因向他坦白自己同时爱上两个人的苦恼。梁思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给林徽因自由选择的权利。金岳霖从林徽因处得知这一结果后，了解了梁思成对林徽因的爱，又理智地主动退出。从此三人坦诚相待，互相帮助，一起走过幸福的聚首时光与多难的流离岁月，终成一段佳话。
三、献身建筑
除了被津津乐道的爱情传奇外，林徽因被世人所记住的，还有她对中国建筑事业的热爱与执着。1928年，学成归来的林、梁二人赴沈阳东北大学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中国建筑事业以及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探索。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林徽因以她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入选并获奖。直到1930年秋，病倒的林徽因才被迫离开沈阳，回京休养。1931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真正开始了中国古建筑事业的探寻。从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到实地古建考察，林、梁二人不畏艰险，全心投入，努力探寻中国古建结构之精妙与艺术之精美。天道酬勤，他们的付出终于有所收获。1934年，梁思成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而林徽因也执笔撰写了统帅全书的绪论部分。跋涉者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因抗战而中断，林徽因忍受恶劣的考察环境，承担艰辛的考察工作，多次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野外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不少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具的考察文字。这段时间里，林徽因足迹遍及六七个省，几乎不到一年就长途跋涉一次，西北方向她到过距甘肃不远的耀县，东南方向她到过临近福建的宣平。在那个哀世事之多艰的时代，这样一条漫长的跋涉之路对于一个男子也是艰辛的旅程，更何况还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母亲，诸多牵挂，诸多不便，诸多困苦，可想而知。
在林徽因参与的诸多古建考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荣耀的一次就是在山西五台山豆村发现了佛光寺。由于木构建筑对抵御风雨侵蚀有先天不足，加之中国的朝代兴废更迭又有将其“付之一炬”的传统，关于当时是否还存在唐造木构建筑的问题，在科技落后的近代中国一直悬而未决。而日本在唐代派入大量遣唐使之后，将大量汉文化的精华带回日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保存。在古建方面，日本奈良城较为完好地保留了飞鸟时期（相当于中国唐朝时期）的木构建筑，日本人对此甚为得意，扬言要看这样的建筑只能去日本。日本本是中国的学生，可随着明治维新而崛起，已不甘于此，时刻想做中国的老师，做中国的主人。故唐代木构建筑是否还在中国大地上存在，成为中国近代之殇的一个极为微小但又非常典型的体现。为此，富于民族赤忱的林、梁二人立志要找到中国唐代的木构建筑。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次次的辛劳奔波，一次次的失望与失落，1937年夏，林徽因一行用驮骡与脚步丈量完了崎岖难行的山路之后，终于在黄昏的夕阳中发现了这座在历史的尘埃中寂寞守望了千年的木构瑰宝。在细密寻找确证的过程中，林徽因不停地爬上爬下，不断地与蝙蝠和臭虫周旋，终于在大梁底下发现相关载录文字，确证这是唐朝大中十一年（857年）的木构建筑。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唐代木构建筑，它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
可惜，佛光乍现的喜悦很快就被鼙鼓声起所冲散。不过由于乡间音信闭塞，林徽因一行直到7月中旬走到代县县城才从旧报纸中得知七七事变的爆发，于是匆匆绕道大同由平绥线赶回北平。就这样，林徽因从事古建考察研究的幸福时光中止了。从1931年真正开始古建考察研究到1937年因抗战而中断，这段时期是林徽因家庭生活较为如意，身体较为健康，学术研究条件较好的时期，因此也是林徽因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抗战爆发后，健康状况与战争环境使林徽因无法继续参加实地考察，但她依然在病榻上做了大量工作，辅助梁思成进行研究。
抗战期间，无论生活有多么困顿，哪怕不得不写信给外国友人费慰梅寻求帮助，哪怕已经困顿到连中研院院长傅斯年都看不过去而写信给朱家骅寻求帮助，也没有动摇林、梁二人献身古建筑研究的信念。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他们最舍不得扔的是古建研究材料；生活困顿之时，他们最舍得花钱买的是古建考察所需的工具。1938年春，对于肺病严重的林徽因而言，进行剧烈的活动是非常危险的，可她却不得不一星期来回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去教六点钟的补习英文，这样的话一个月可以挣得40余法币，因为她需要用其中的23法币去购买建筑考察所必需的皮尺。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这几个数字具有非同寻常的揭示意义。无论命运有多么颠沛流离，他们最牵挂的也是这些材料。1940年，海河泛滥，营造学社保存在天津外国银行地下室的测绘资料遭浸泡破坏，抗战以来一直坚忍未哭的林、梁二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伤心痛哭不已。无论学术道路的跋涉多么艰难，哪怕连营造学社陷入困境，社员渐渐星散离去，他们也从未停止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从1942年起，林、梁二人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十多年来对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的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虽然还在病中，但她顽强地在床上工作，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工作，并执笔撰写了五代、宋、辽、金部分章节。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写成这样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着作，谈何容易，若无对古建研究的热爱则难以为继，可谓字字是血。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随梁思成回到清华大学共同创建营建系。创建之初，千头万绪，工作繁杂，而当时梁思成应邀访美在外，吴良镛虽然主要负责主持工作，但大部分事宜都与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协商办理，于是乎清华营建系就这样在并非清华教师却胜于清华教师的林徽因的帮助下，创建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积极投入工作，提出城墙保护计划，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花纹，参与设计国徽，改进景泰蓝的工艺，每一项都具有丰碑一般的功绩与意义，而每一项也都是在与病魔斗争的基础上完成的。可惜，命运总是那么吝啬与残忍，一方面用病痛吞噬林徽因的生命，另一方面则以历史的捉弄使林徽因的美好建筑愿景变成了泡影。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扩建，要拆除一系列珍贵古建。这种无序的，也无前瞻眼光的做法，与林徽因提出的城墙保护计划背道而驰。林徽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向上级呼吁，却得不到支持。为此，林徽因在1953年还与吴晗发生了激烈论争。可惜，林徽因天才之眼看得太远，那个时代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回应她，所以注定成为历史的悲剧。当今天的北京不时变成一座“堵城”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越发唏嘘地怀念她的高瞻远瞩。更为严重的是，随后林、梁二人的建筑思想遭遇到了粗暴的政治化的批判。虽然当时林徽因因为病重住院，未直接被波及，梁思成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压力，他的学术努力则被扣上了“大屋顶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被公开批判，但个性好强的林徽因还是悲愤交集，据莫宗江的回忆，林徽因为此拒绝吃药，不久即愤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