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持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至于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是、无所约束。除他们身上的纯粹的圣职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侮辱、伤害的，这样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强调，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即“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而凶暴的史实中管窥全豹。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教导出的中国弃民的叛乱”的太平天国叛乱。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ly Land）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想简单地谈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为何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资深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伤害了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现状，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已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情绪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并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
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并试图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所谓“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在以大声“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饱受这样一场战争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无私、有足够的常识，并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挺身而出，否则，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着这种常识和正义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极力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他们做某些限制。我想请问列国政府，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诸国的失业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我个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Le Comte d’Hérisson）所着《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个富有狂热的爱国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伯爵先生说：“如果在此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中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没有尊重事实。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文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经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当地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 I’inf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打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 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
良民宗教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被愚弄之时，
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唯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歌德
眼下的大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以至人们不再关心其他事情。但我觉得，这场战争的本身应该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比如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中令人恐怖的物质力量，使它们不再迫害于人类。今天，现代欧洲文明已连续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至今尚无其他文明能够达到这一程度。但是，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一种比自然界中恐怖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界物质力量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远不如人类激情给人本身带来的伤害更惨重。因此，在人类的激情即这种可怕的力量未能得到正确调节和控制之前，是不会有什么文明可言的，甚至连人类的生命可能性都没有。
在人类社会初期及野蛮阶段，人类用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来控制和抑制自身的激情。因此野蛮群落就受到了纯粹的自然力量的抑制。但随着文明的出现，人类发现了一种比自然力量更为有力和有效地控制自身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人中抑制和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针对这场之前说到的军备战争而言，似乎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完全失效。就在没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激情的情况下，欧洲人只好再次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确实如卡莱尔说的那样：“欧洲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察。”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最终则导致军国主义。实际上，今天欧洲之所以需要军国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崩溃。但英国人说，他们决定击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且基希勒勋爵相信，他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火。不过在我看来，一旦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扑灭，则会产生另一个军国主义——不列颠军国主义，虽然它也必定会被扑灭。但是，似乎看来却没有逃出这一恶性循环的道路。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滑膛枪拜物教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滑膛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就像上帝证明一样，武器需要另一个武器，唯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可惜现在，再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有效道德力量已太不现实，问题是，欧洲人又将去何处寻找能使军国主义变得不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
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啊。”确实，在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从孔子以后，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今天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种战争。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中国也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战争不断的阴影之下。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这种状态中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不是战争，而是每一个人常常担心他的邻居会像他一旦足够强大后所做的那样对待他，来抢夺甚至杀害他，因此他要么武装自己，要么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因而欧洲人身上的重担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人们都认识到公平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所以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服从的。现在，如果能使所有人一致认识到公平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那么对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这个世界也就不需要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在每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这个世界还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不会认识到公平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会认为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以及这个世界仍旧需要一定的自然力量或警察力量和军国主义。
但人们会对我说，你是如何使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呢。我觉得，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但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好，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好公民的宗教是在每个孩子接受启蒙教育时就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
今天欧洲文明本质上的不安全性，由我看来，是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是人性恶的观念，由于这一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一直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分别是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欧洲人是由于敬畏上帝和恐惧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强力的使用。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恐惧，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花费昂贵的闲人，就是所谓的牧师。不说别的，单这么高的花费而言，结果就成了人民一项不可承受的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在没有牧师之后，又有谁来保证人民敬畏上帝以保持秩序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为了保持人对法律的恐惧，欧洲人需要养另一个花费更贵的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如今，欧洲人开始发觉通过建立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是比养护牧师更具灾难性的开支。确实，就像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中欧洲人想取消牧师一样，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希望的是，解散军队。但是，如果欧洲人要解散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召回牧师以保持人们对上帝的畏惧，要么就是再去找另一种办法，使它能够像敬畏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人们维持文明秩序。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白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的最大问题。
如今，他们在有了牧师的经历之后，我不认为欧洲人还会想要召回牧师。俾斯麦曾说：“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卡诺萨。”此外，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没好处，因为现在的欧洲人不再畏惧上帝。所以，如果欧洲人想要消除警察和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找到某个别的办法，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有助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我相信，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今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说的好公民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宗教，无须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确实，有了这种好公民宗教，数目众多的中国人（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多）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队的情况下，仍在实际程度上保持和平与秩序。在中国，由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上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很没意义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级才需要牧师，只有最糟糕的犯罪分子阶层，才需要警察或军队使他们保持秩序。因此，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消除宗教和军国主义，消除使得他们陷入困境和发生流血冲突的牧师和军队，他们就该到中国来借鉴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