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在哲学上的作用和地位与康德相当。
休谟开创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其怀疑论为19世纪英国非宗教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不可知论观点为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休谟生平
大卫·休谟，原名大卫·休姆1711年5月7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是在宁威尔区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属于休姆伯爵家族的一支，并继承了祖上的产业。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法律学院院长大卫·法尔柯纳爵士之女。
休谟是这对家世良好的夫妇的第二个儿子，之后他们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休谟的父亲约瑟夫·休姆才华横溢，不幸的是他在休谟幼年时便英年早逝，留下妻子只身照顾他们的三个子女。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在具有非凡美德的法尔科内夫人的悉心抚养下，童年的休谟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酷爱文学的兴趣便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养成的，这个兴趣后来甚至成为主宰他一生的激情，成为他快乐的主要源泉。
12岁时，休谟早于正常入学年龄2年，提前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因为好学、冷静、勤奋的天性，他在家人的建议下选择了法律专业，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真正喜爱的是哲学。所以，他并没有刻苦钻研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富特和维纽斯的著作，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
18岁时，休谟在哲学方面的研读成果促使他彻底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并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但倾心哲学研究是需要足够的物质保障的，而由于长子继承家产的风俗，休谟所得到的微薄的家产能维持生计的时间极为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1734年，休谟只身前往异乡经商，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就是这年，他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言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
经商失败数月后，休谟便去了法国。为了潜心研究学问，他只得在乡下隐居，并制定了一生的计划。他严格执行着自己的计划，并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以弥补财产的不足。
最终，通过在法国三年的隐居生活，休谟完成了《人性论》的写作。1737年，他去了伦敦。1738年，《人性论》正式发表。虽然该书在现代备受瞩目，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没有激起任何狂热者的抱怨。”
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极不成功，但该书的写作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几乎使得年轻的休谟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在《人性论》发表后，他很快便去看望母亲和哥哥。
所幸，《人性论》的沉寂并没有打倒休谟，他在乡下很快便恢复过来，并继续自己的研究。1742年，由于感觉《人性论》的失败是由于写法的缘故，休谟在爱丁堡重写了《人性论》的前半部分，即《人类知性研究》。
1744年，休谟在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一书后，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
1745年，休谟应邀担任安南戴尔侯爵的家庭教师，前后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休谟的职务和薄产也因此而有了显著的改善。1746年，休谟又应邀成为圣·克莱尔将军的远征军秘书，次年，他又做了这位改任英军驻维也纳和都灵宫廷使节的秘书。在休谟的一生中，这两年是他惟一中断研究的两年。他愉快地度过了这两年，并且获得了足以自立的钱财。
休谟在都灵期间，其《人类知性研究》在家乡爱丁堡出版。与《人性论》的“一片死寂”相比，该书获得了一定的反响。
从意大利回到英国后，休谟发现米德尔顿的《自由探询》一书备受关注，而自己再版的《道德与政治散文集》却像以前一样仍没有受到多大欢迎，这使他感到十分羞辱。然而，这些挫折都没有对他的研究和创作造成任何影响。
1749年，休谟再次回到乡下，在哥哥家中住了两年，此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在这两年期间，休谟完成了《政论文集》和《道德原则研究》（即《人性论》重写的另一部分）两书的写作。与此同时，休谟的第一本著作《人性论》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需要再版才能满足逐步增加的销量需求。
1751年，休谟从乡下回到城中居住。1752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政论文集》。该书初版即获成功，在国内外大受欢迎。同年，《道德原则研究》也一并出版。此书虽然最被休谟看好，但问世之后却无人问津。
1752年，休谟被聘为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管理员。虽然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却使他有了博览群书的机会。于是，他制定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
休谟认为，贯穿1700年的《英国史》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适合各种人群，应该会获得成功，但事实完全相反。该书第一卷即遭到了包括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以及—些教士和非国会派新教徒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一致谴责和非难。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些人的暴怒之后，这本书甚至被完全遗忘了。
《英国史》在一年中只售出了45本，这种失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休谟的确开始灰心丧气了。若不是当时爆发了英法战争，他很可能就此放弃研究和写作，到乡下隐居。但由于特殊的环境，休谟还是鼓起勇气继续这本鸿篇巨著的写作。
此间，休谟还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一书，以及一些小型作品。
1756年，《英国史》的第二卷开始出版。相比于第一卷，此卷为许多人所接受，销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
1759年，休谟发表了《都铎王朝史》。此书也招致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休谟并不理会这些，他继续潜心于《英国史》的写作。1761年，休谟完成并出版了《英国史》。此时，该书正逐渐被人们认可，销量也有所回升。
通过多年的著书写作，休谟在经济上完全自立了，甚至可以说是富有了。此时，年届五旬的休谟回到了故乡苏格兰，打算在这里平静的度过余生。
1763年，赫特福德伯爵再三邀请休谟陪同自己出使巴黎，休谟只得应邀前往。不久，休谟便被任命为使馆秘书。1765年，赫特福德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离开了巴黎。休谟担任了临时代办，直到年末里奇蒙公爵到来。
1766年初，休谟从巴黎回到了爱丁堡，打算继续过着自己的隐居生活，但又一次事与愿违。1767年，康威先生邀请休谟担任副国务大臣。因为康威先生的人品以及自己与赫特福德伯爵的友谊，休谟只得再次应邀。
1769年，休谟回到爱丁堡时已经颇为富有了。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也还健康。
1775年春，休谟患了肠胃病，由于最初没有留意，这种病很快成为不治之症。1776年8月，休谟因胃癌在爱丁堡逝世。
休谟的著作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
《人性论》（1738）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情感（或激情）而非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以及同“自利心”相辅相成的“同情感”等观点。并试图把实验推理的方法推广应用于精神哲学，剖析人性中的理智和情感，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人类知性研究》（1746）
在本书中，整个阐述的基础都是关于意识对象的双重分类，作者以逻辑的方式就有关事实和经验所作推理的本性提出重要问题，并借助联想原则提供回答，从而试图确定人类知识的原则。
《道德原则研究》（1750）
在本书中，休谟以认识论怀疑主义和心理学情感主义作为前提和基础，把道德定义为一些品质，把同情看作是处于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幸福的基础的人性之事实。它是休谟关于道德思考的结晶。
《政论文集》（1752）
本书的出版使休谟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行例，在书中，他引入了几个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据以建立的新观念。其主要见解有：构成财富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货币流通量应与市场货物量相联系；低利率不是货币过剩而是贸易兴旺的现象；沒有一个国家能只为贵金属而维持出口；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原材料、气候和技能的优势，因此产品的自由交換是互惠的；穷国弄垮富国乃因其所生产的不足以在交换中占多少分量。
《宗教的自然史》（1757）
本书与《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是休谟的关于宗教的相辅相成的两部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介绍了多神教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多神教的起源、多神教的各种形式：寓言、英雄崇拜、一神教从多神教中脱胎而出的起源、关于理性或荒谬等宗教传说和相关知识。
《英国史》（1761）
这本书的出版被看作一件具有文化意义的事。在书在，作者不仅追溯国王和政治家们的业绩，并且极力为读者呈现出有教养阶层的思想关注。它更充实地为公允建立了更高的标准。在当时看来，《英国史》的问世，实属一个创举。
休谟的人性哲学
自培根以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已经运用实验和观察的方法建立起自然哲学的体系，但在精深哲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直到休谟应用实验推理的方法，直接剖析人性本身，一个崭新的精神哲学体系才得以形成。休谟提出了近代的不可知论，在他看来，我们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持否定态度。
自爱与仁爱并存
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论，通常是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等学说。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以提倡个人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论，但这种理论并没有按照人的历史发展来解释人性，而只是谈及所谓人类共有的人性。之后的休谟认为，在人性中，自爱和仁爱同时并存，他试图剖析人性中的理智和情感，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论骄傲与谦卑
在休谟看来，骄傲与谦卑是单纯而一致的印象，所以不管用多少言语也无法对它们作出准确的定义。他认为，人们能最大可能地做到的是，将与这两种情感密切相关的各种条件一一列举出来，并加以描述。
众所周知，骄傲和谦卑在词义上是正好相反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明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自我，亦或我们记忆和意识到的一串相关观念和印象。
休谟说，人的心灵不管接受外界什么对象，总是要着眼于我们自身。否则，这些对象便不可能激发起这些情感，让他们得到释放或者压抑。所以，当自我被忽略时，骄傲或谦卑便也无从谈起了。
休谟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到骄傲和谦卑，当他具有发生这类情感的各种理由时，这些情感也只是交替发生的，或是在相遇时，占有优势的一方尽其全力去消除另一方，其结果是，优势方剩下的部分继续保持对心灵的影响。
休谟研究证明，骄傲和谦卑一旦被激发出来，我们的注意力便会立即转向自我，并将自我看成它们最终的对象。但要产生它们，还需要一种东西，即自我观念——出现在心灵上的第一个观念，便是一个原因的观念。此种观念一旦激发起与之相关的情感来，便会将我们的观念转向另一个观念。
休谟说，这两种事物极容易分开，而两者又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这种情感，那么，人们就应该将这两者看作那个原因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心中确立区分两者的精神观念。
在休谟看来，骄傲与谦卑最显著而鲜明的特征就是，这两种情感可以引发那些主体极大的多样性。对这种情感的原因进行新的区分看起来就显得十分必要，即区分那种发生作用的性质和那种性质所寓存的主体。
论恶与德
休谟认为，恶与德，不管是因为自私自利或是因为教育的成见，总是令我们产生一种真实存在的痛楚和欢愉。
因为他人的慷慨，我们往往容易有所得，而如果别人贪婪，我们则会有永远失去的危险；勇敢能保卫我们，怯懦却常常让我们受到攻击；正义是维系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如果对非正义不加以遏制，便会导致社会的快速沉沦；别人的谦卑使我们感到高兴，别人的骄傲则使我们感到耻辱。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前一种性质就被公认为是德，而后一种性质则被公认为是恶。
在这里，休谟又进一步指出，道德假设不但与我现在的理论体系是相互符合的，而且如果认为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成为了后者一个绝对不容抗拒的证明。
假如道德全都是建立在痛苦或快乐之上，而痛苦或快乐的产生，又都是因为我们预计到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性质所可能带来的任何损失或好处，那么，道德的全部作用必定都是因这种快乐或痛苦而产生的。
道德是一种实在的、本质的、自然的东西，休谟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并得出了相同的没有任何疑问的论证。在阐述如何区分恶与德及道德的权利与义务的起源问题时所提出的最可能的假设就是：从自然的原始结构出发，某些性格和情感一旦经过观察和思考，便会导致痛苦的产生。
而且，即使这个道德哲学的假设被认为是虚假的，也依然可以想见，即使痛苦和快乐不是导致恶和德的原因，两者至少也是密不可分的。慷慨高尚的性格，看着就使人感到愉快，即使它只是以蕴涵在一首诗或一个故事中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总使我们的心情感到舒畅和愉快。与此相反，残忍和狡诈的本性也使人感到不快，而且对于这种本性，我们永远都不能容忍。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前面体系的一个道德假设的证明，是不容置疑的，而另一个假设也是与此不相违背的。
论美与丑
休谟说，各种各样的美都给我们带来特定的高兴和愉快，就像丑陋引发痛楚一样，不论它存在于怎样的主体中，也不论它是在有生物中被察觉到还是在无生物中被察觉到。所以，如果美丽或丑陋发生于我们自身，那么这种美丽或丑陋必定会转化为骄傲和谦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经具备了能够导致感觉和观念完全转移所必须的一切条件。
在休谟看来，这些对立的感觉和对立的情感是彼此联系的。美丽或丑陋与自我的骄傲和谦卑这两种情感对象是紧密联系着，所以，我们自己的美丽变为一个骄傲的对象，而丑陋则变为谦卑的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休谟认为，如果对哲学或常识所提出来的用来阐明美丽和丑陋的不同的一切假设进行认真的考究，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假设都归结于一点：美丽是一些部分的秩序和结构，它们因我们本性的原始组织、习惯或爱好而使心灵产生愉快和满足感。而丑陋自然是倾向产生不快的，美丽和丑陋的所有不同便在于此，美丽的特征便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愉快和痛楚不但随美丽和丑陋而产生，而且也是它们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