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制度对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恐怕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就拿皇城根下的居民来说，从表面上看，他们见多识广，对权势有一种表面的油滑，然而，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们是最有“奴性”的一群人。史书上多次记载，那些皇城根下的民众，本来见多识广，且有痞子味道，但正是他们，远远见到宫廷车轮的烟尘，腿儿就发软了。反而是离京城越远的草民，也许营养不太跟得上皇城根下的臣民，但脊梁骨却比较硬。我们也看到，历朝历代揭竿而起推翻京城皇帝老儿的，也大多是离京城很远的“刁民”。
其实，在学术与思想界，也大多如此，不用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文化与思想都不是诞生在京城及附近，即便是京城的文人与思想家弄出点我们今天还在传诵的东东，也一定是被皇帝流放到边远地区才有的惊喜。过去百年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来自广东，并不完全是因为那里更接近西方，更主要的是那里是中国离权力中心最远的地方。每次在北京城散步，从一个门庭威严的权力部门到另一个戒备森严的权力中心，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多少受到一些压迫或者压抑。
城市拥堵和蝴蝶效应
一位朋友来看我，说：“你能不能多写一点民生的事，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房价啊，堵车啊，我们说没有用，他们只看你写的东西。”
他说的“我们的现实生活”绝对是包括我在内的，只是朋友好像有好几套房子了，也不知道他是嫌楼价太高，还是担心楼价大跌。至于大陆道路的堵塞，我们应该都深受其害。每一次从国外回来，我都要用两天时间先克服道路恐惧症，让自己的驾驶习惯适应中国特色的道路。
我不知道是否有专家真正研究过，就我个人的实际感受来说，中国很多城市和道路本来不应该那么塞车的。这些年中国城市和道路上的车辆大增是事实，但如果考虑到车辆总数、使用频率以及每公里路面上平均的车流量的话，中国的道路本不应该如此堵塞的。
我开车的经验比较丰富，在好几个洲驾驶过。有时去旅游，也会特意租车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就我的一些没有什么理论的对比来看，我认为，就中国目前的车辆数量与路面情况，只要我们的驾驶者更熟练，更遵守规矩，路口能有更多交通指挥员，路面的堵塞情况绝对会好很多，如果非要说一个比例，我想，至少应该好一半。
几天前，我从深圳开车到广州，广深高速是中国最早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全程限速120公里∕小时，四车道。我是中午出发的，路上没有什么车辆，但我却发现几乎所有高速驾驶的小车与长途大巴都在频繁换线，我自己也几乎十分钟要换一次道。大家知道，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路上换线，当然能避免就应该避免，可大家为什么都换线呢？原因很简单，四车道的广深高速和其他高速一样，都设有大车（比较慢的道）道，快车道和超车道，并且高速上有指示牌标志出来，哪一条道最好不要低于某一个速度，例如超车道好像最好是在110~120公里/小时，快车道是100~120公里/小时，而慢车道则可以开80～120公里/小时。可是，就在广深高速上，仅仅一个小时内，我竟然看到前面没有任何车辆的情况下，有不下六部时速在80公里左右的车在超车道上慢慢开，更离谱儿的是，还碰上了一辆时速在60公里左右的车，我故意跟着它，而且用指示灯希望它离开这条超车道，可它始终优哉游哉。各位，这是在120时速的高速路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一部车用60公里的速度在120时速的超车道行驶（国外有些老人会在高速路上的慢车道上慢慢开，引起大家不满，国会也在讨论这种情况），都会被赶下来的。可是，这部车一直这样，我跟了半小时，从右边超过它时，它还在不紧不慢，我行我素。我很奇怪，深圳高速上设有摄像头，怎么没有警车干涉这种车？
过去几年因为经常回湖北，常常走京珠高速，那上面就更离谱儿了，超级大货车常常占据了所有好几条车道包括超车道，有时爬坡的时速竟然只有20公里，那也是时速120或110公里的高速路。
很难想象，这样的道路怎么可能不塞车？塞车的蝴蝶效应很明显，城市东面发生一起车祸，很可能让城市西边塞车。对付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罚，罚款还不行的话，那一定是罚得太轻，要重罚。
以前回大陆时听到一些写时评的作者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不能用罚款解决交通问题啊，听后很郁闷，错了，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解决不遵守交通规则问题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罚款，重罚。罚一次不行，罚十次，十次不行，就没收驾驶证，扣车。全世界都是这样折腾的，千万别用道德和政治来做司机的思想工作。
现在每天都要走一次广州大道，由于几乎都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所以，路上其实没有多少车，但每一次我都碰上这样的情景，让你永远不能在自己选定的道上开。你会很奇怪，路上没有什么车，大家各按道路走，不是很快很放心也很安全吗？可偏偏几乎所有的车都喜欢换来换去，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打一下转向灯的，让你本来应该很轻松的驾驶，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随时对付插进来的车……
守住心灵净土
记得回香港工作的第一天，去铜锣湾逛街买点必需品，不知不觉又来到“启超道”——这条连接崇光百货与时代广场，两边有一些便宜服装店与化妆品连锁店的小道，我可能走过上百次。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路上，而香港就曾经是我歇息的驿站。
我住过最长的地方自然是我的家乡——湖北省随州市。小时候随父母在当时的随县管辖的万和、草店、天河口等“人民公社”之间来回搬迁，初中毕业后才进当时我心目中最大的城市——随县。在县城也只呆了两年。这两年里，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半下“晚自习”，备战高考，没日没夜，满脑子是“试卷”与“题目”，都不太记得当时县城的模样了。
大学四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得承认，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四年，除了学的那点外语还有点用处之外，其他的好像用处不大，而那些政治教育与洗脑课程，还让我花费了至少三个四年的时间去忘记、去纠正。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前后大概有两年。那真是难忘的两年，但我得了肺炎，住进北京医院长达一个多月，出来后我就开始讨厌北京的气候，当然，后来回顾，我内心深处更讨厌的是那里的政治气候。
接下来，我从北京首都一下子来到新成立的海南省海口市，记得当时这个省会还没有装上红绿灯，这种空间、时间上的巨大落差，对我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前后在海南住了四五年，找到了事业、爱和家庭。我以为我会在海南生活一辈子，可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领导都不认为我今后会生活在海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最后我竟然就莫名其妙地到香港工作，走出了中国内地。
大概1992年后，时断时续在香港一直工作到1997年，香港原则上也是我人生中居住比较长的一个城市。接下来就是华盛顿、悉尼等国外的城市，除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居住的时间超过五年之久，其他国外的城市大多在一年左右。过去10年，因为父母年迈，又经常回到家乡随州与广州居住（他们两人健康的时候像候鸟一样冬天来到南方，夏天回到湖北），粗略算了一下，在广州前后大概住了四百多天，值得一提的是，我同时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来往全国各地、走遍中国，部分弥补了出国那段时间缺失的对中国各地的了解。
这次临时回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让我突然想起了这辈子的折腾，从中国中心湖北省的农村地区到上海，又北上北京，然后一下子沉底到海南，之后都在中国的边缘如香港、广州徘徊，而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也好像是围绕着中国在转。
静下心来，发现每每走过的地方，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让我动情，这可能是让我最终接受多元、学会包容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当你体验了那么多地方，动过那么多真情之后，很难再有一个驿站，能够拴住你匆匆的脚步。放眼望去，远处的山水与蓝天白云，好像总在向你呼唤。
20年前来香港工作的时候，那时中英还在为香港回归较劲，香港向何处去？香港人向何处去？回归的香港是否依然“香”？香港人的心是否能够一起回归祖国？这些问题是当时为国家工作的我唯一关心的。平安收归祖国领土，拉拢香港民心，是我最大的愿望，以致当初和我同时期来香港“做生意”的政府官员个个假戏真做，都做买卖发财了，而我还是一个劲地忧国忧民。在大多数人眼里，活脱脱一个大傻冒。
时隔近20年，这个“大傻冒”再次回到香港，依然在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而此时此刻的香港还真是很有意思，正好赶到香港人为保卫钓鱼岛前往日本领事馆提交请愿信、举行抗议活动，还有市民与学生们一起为抵制“国民教育”而游行示威、罢课。还记得前一段时间，从香港出发的保钓船被日本自卫队夹击、碰撞，牵动了很多内地民众的心，香港人的爱国不言而喻，香港人走在大陆人甚至台湾人的前面，守望着钓鱼岛。
然而，香港人同时却抵制“国民教育”。也难怪，有些内地的朋友就很难理解，既然如此爱国，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国情教育”与“国民教育”呢？一位内地的网友从电视新闻上发现了问题，给我发来短信，他语带悲壮地问道：香港人去日本领事馆抗议的人数前后也就几千人，可反观那些抵制洗脑教育的却动不动就几万甚至十几万，为什么呢？
我想以我对香港的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守望故国领土很重要，但守望心灵的那片净土却更加重要。请不要忘记，当大清的统治者腐败无能，像割掉一个盲肠一样把香港“割让”给外国侵略者的时候，香港被外国人占领，香港人被出卖。即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香港人不但没有失去，反而比内地人更早、更快地寻得了一片心灵的净土。
领土丢失了，迟早可以收复，而心灵的净土沦陷了，何时才可以回归？
我愿意和香港人，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守望领土，也寻回并守住心灵的净土。
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2012年，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胡拉镇民区遭遇大屠杀，死亡人数达108人，包括49名儿童。那被裹尸布覆盖的一具具小尸体的照片，震惊了世界。多国一致谴责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英美等8个国家宣布驱逐叙利亚外交官。美国公布卫星照片，指出屠杀是巴沙尔独裁政府所为。6月1日，与西方立场有异的普京也软化立场，称叙政府军至少“部分参与”杀害平民事件。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胡拉大屠杀叙利亚政府嫌疑最小》一文指出：西方一直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惯用伎俩。胡拉事件无疑为西方借机干涉叙内政提供了绝佳借口……此文推断屠杀事件可能是反政府武装所为，叙利亚政府的嫌疑反而最小。此文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务之急是查清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我忍不住大声呼喊一声：好！好一个“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就为这句话，我可以暂时不计较《人民日报》曾刊登那些亩产几十万斤粮的害死不少人的“真相”，不计荣辱地顶它一次。是的，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真相，公平正义的阳光就永远无法照耀这块大地。
真相是如此的重要，然而，真相从何而来？中国有一些人认为，既然“叙利亚政府已承诺调查事件真相”，世界各国就应该等待结果，而不得把事件“政治化”，更不应借此干涉叙利亚内政，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
他们口中的主权很神圣，却不知道，在一个独裁者那里，所谓主权，只不过是他们主导他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而已。对于这些独裁者来说，人权和主权都是他们用来保护手中政权的工具。对于他们，掩盖真相就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唯一真相。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真相等到推翻希特勒政权后才大白于天下，柬埔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事实也是在独裁者死后才逐渐揭露出来，伊拉克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独裁者萨达姆屠杀了多少无辜的平民与孩子，也是在他像畜生一样躲进地洞后才逐渐暴露在阳光下，现在，竟然有人指望叙利亚巴沙尔独裁政权来“调查事件真相”？你看到有几个独裁者会告诉世人，他们用枪炮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