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安顿在一间空办公室里等着，有人给我倒了一杯水，叫我坐着别动。蓝警与潘警进来时都面露不满，潘警几乎是怒视着我。
“你怎么搞的，叫你在家里等着我们，结果又跑出去，明明不在公司还骗我们，害我们白跑一趟，你是怎么回事呀。”
潘警怒气冲冲的样子，蓝警对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平静下来。
“我直接来你们这里不是更好吗。”我镇定地说道。
我对他们此时的反应早有心理准备，一心只想努力配合他们的工作，赶快让自己脱身。
蓝警看了我一眼，在我对面坐下，严肃地看着我说道：“莫菲，你是有义务向我们陈述事实的。可能你不懂法，但你也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所以公民有向司法机关提供查案的线索跟证据这个概念，我想你应该还是有的吧。我们不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但还是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查案。”
“我愿意配合的，所以我干脆直接来你们公安局了。”
“你是害怕我们去你单位问话吧。”潘警不屑地说道。
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并不计较。
“那已经不是我的单位了，我已经不是那里的员工了，所以在那里接受你们的问话，显然很不合适。”
“你什么意思？”
“我刚刚得知我被辞退了，虽然表面上是我自己提出辞职，但其实是公司方面暗示我必须离开，连我自己去公司收拾东西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为什么？”蓝警皱了皱眉。
“不用我说明吧。”我自嘲地冷笑一下。“连你们都可能已经对我另眼相看，公司当然也怕我带去恶劣的影响，现在是撇得越清越好。”
两位警察相互看了一眼，气氛静了静。潘警已收起怒气，但鄙夷仍在，蓝警的目光倒是温和了一些。
“好吧，我们还是开始做笔录吧。”
“我可以先问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他怎么样了？”
“谁？”
“尹俊凡。”
两位警察又相互看了看，没有立刻回应我。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还关心他吗？”潘警轻蔑地问道。
“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杀人？”
“难道你不清楚吗？”潘警斜睨着我。
我感到我所受到的待遇已将我变换了角色，我不是证人，而是罪人。
“他什么都说了，表示认罪，现在物证跟口供都有了，你是人证，虽然你们有利害关系，但你是唯一的直接目击证人，我们必须完成对你的取证。”
蓝警用公式化的口吻说道，只简单几句，已经将俊凡目前的处境说得明明白白。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向我们完完整整陈述昨天下午你看到的一切，其他的，不是你该关心的。”
“我还是他的妻子，他现在因为杀人被你们抓起来了，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吧。”
“莫菲，你别太过分了，我警告你，别以为你没动手杀人，想想你自己做的事，你还好意思强调你是尹俊凡的妻子？你要搞清楚你现在的位置，就算你是嫌疑犯的妻子，但就本案来说，现在查清案情为大，所以你这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身份是要优先的。现在、立刻，把你昨天看到的事实向我们认真、完整地陈述一遍。”
潘警用大声、严厉的口吻，几乎对我呵斥一般说了这些话。我望着他满是怒意的脸，和那职业化的居高神情。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一点不生气，或是因感受到了羞辱而反感与抵触呢？反倒因事情正按预期在发展着，而如愿以偿了一般。过了一分钟后，我明白了，我失常的平静，其实也应该算是一种创伤后的精神症状，因为来自外界的评判与否定，实则会冲抵内心正郁结的罪恶感。因为我正在受到谴责、羞辱，我因罪正在受罚，我正在付出代价，所以，我是可以被原谅的。
蓝警有些奇怪，她突然不盯着我看了，仿佛有些不忍看我。她低垂着眼眸，神情有种不安感，同性间的情绪感应正在发生，她似乎对我有些许同情。我对着她露出了微笑，看着她，心生一种畅吐为快的欲望。
“我叫莫菲，今年33岁，我跟杀人嫌疑犯尹俊凡是夫妻，死者简弦，是我的情人。昨天下午，我跟简弦约好在丽晶酒店见面，房间号是8306。我们在房间里幽会的时候，尹俊凡来敲门，简弦去开门，尹俊凡强行进入房间，看见我后，骂了我几句，然后他突然转过身，从裤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开始我没看清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刀。我看见他拿刀向简弦的腹部捅去，一连捅了好几刀才停下来。简弦很快就倒在了地上，流了一地的血……”
我想，我陈述得还算是客观，也没有加任何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只是将那个行凶的过程讲了一遍。这是极困难的事情，我得忍受再次回顾现场时的精神刺激，还得尽力控制心理上的灼伤引发的身体的不适，比如心绞痛。我努力忍耐着，所以在陈述的过程中，我极力回避那些映在脑海里的画面，不让语言跟情景联系起来。我只想麻木地陈述，就像是在说自己看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让意识只停留在语言上，而没有画面。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毕竟是事发后我第一次对别人讲述这件事情，而且还是处于不得不讲的立场，这多少给了我一些心理暗示，我无权让其成为心中的秘密，外界的压迫迟早会来，这只是开始，所以，如此开头未必不是一种释放。毒瘤在放流之初会很痛，但一旦成势，便适应了。这将是我未来的命运。而逃避，一点用都没有。
于是，我总算平静地客观地讲完我所看到的事实。
而警察们并不满足，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不乏难堪的提问。比如问我尹俊凡进房间后我在哪里，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只能说在床上。是躺着的吗？是的。当时你穿的什么？什么都没穿。如此问题，每回答一个，我都艰难忍受着，情绪绷得很紧。后来他们竟问我，经常跟简弦去开房吗？我说偶尔。潘警斜睨着我说，查这个对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们的开房记录我们其实已经打印出来了。我怔怔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我以为他们还会问一些我心理层面上的问题，比如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感觉？对尹俊凡的所为有什么感想？有没有感到害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尹俊凡并不对我行凶？我甚至认为潘警会问我有没有感到羞愧。而这些问题却统统没有，我感到奇怪，竟然有些不满足，我甚至想主动交待一些，可一开口，便立刻被打断了，他们会继续下一个问题。后来我才明白了，因为我是个证人，只会问我事实，而不会问我的心理。警察们对这一点把握得很好。但是这类问题，我没想到最后仍是被问到了，只是那已经是在法庭上了，提问人也换了，换成了公诉人，我当时居然要当着全法庭回答。
这次询问耗了近两个小时，他们问得很细，有些问题还是反复在问我，似乎在试探我是否有隐瞒、编造。最后直到他们满意了，认为再无可问的了，他们才让我确认笔录按了手印。按下那鲜红的手印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这份笔录对俊凡将产生的影响力，也才明白我跟他，至此将恩断义绝。我从未想过要替他隐瞒任何，虽然他已经认罪——警察如是说，即便隐瞒也极困难，但我的的确确没有想过要帮他。
由此，当蓝警问我尹俊凡跟简弦对话没有？他们之间有没有直接发生冲突？我统统按事实来说，没有。蓝警竟强调性地再问我，你确定当时他们之间没有起冲突吗？我直接回答，我没有看到，俊凡只对我骂了几句，回身就直接向简弦行凶了。蓝警当时竟用一种深沉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再看了看搭档，最后才对她说了句，直接记录下来吧。当时我不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后来替俊凡辩护的律师无意间强调这一情节时，我才明白了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