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何俊才率领12名骨干队员离开了隐蔽四个月之久的香菇了，“老板”和他的队伍正式出山。
不到一个月，民间开始流传从枪到炮什么都会使的“老板”出山了，有两个人高，红眉毛、红头发，双目如炬。这一传说又随着粤北绥靖公署的匪情通报递到了省保安司令部和省府主席的办公桌上。
李汉魂又一次来到张发奎的行辕。上次他求见张发奎时，张劝他处事要大气，不要因几个残存的共匪一时活动频繁了就如临大敌，虽然北方的形势略为吃紧，但广东的小游击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粤军这条船，还担心小河沟里的几条泥鳅？这种话李汉魂不能不先听着，他当然明白张发奎为何按兵不动。抗战结束时，在张的家乡控制局势的都是被他视为败兵之将的余汉谋亲信，常常以软面孔表现出不买他张发奎的账的架势，想安插个老乡旧部回粤北，不是推托没有好的空职就是被放到一些无权无利的闲职上，即使要李汉魂发个话，到了韶关执行时也难免走了样，而李汉魂也曾表示自己不好老是干预地方政令，免得留人以柄，起码也等他把韶关人马换成自己的体系才可顺理成章地如愿行事？而这些话到了张发奎那里肯定会有另一种意思了，难怪到了李汉魂有求于张时，张也打打官腔说说空话。
“老军长，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虽然是零星活动，只是太多零星，七八成的乡镇都有他们的小股部队，并且有大集合的样子，保安队的水平你也知道，哪里对付得了啊。”说着把一份很详细的匪情通报递给张发奎。这份通报当然只有他和保安司令马家才知道是特地炮制出来的，甚至瞒过了自己的秘书也就是那个张发奎的老乡。
张发奎接过那份通报不经意地翻了翻，心照不宣地笑了笑，他又何尝不知道通报的水分，只是大家谁也不会挑明，但大家都必须这么做，谁不这么做就坏了一种谁都不喜欢但谁都离不了的规矩，个中的实味那就各自去品味去取舍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都不会把那张纸戳破，这就叫做场面上的默契。
“老弟呀，保广东平安不是你这个主席一个人的事，我也当然有责，何况韶关是我老家，我不会坐视不管，只是有些事情我们要顺一顺，这于你我于大局都有好处。”
李汉魂听出来了，他这位老上司好像在帮他，实际上又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至于“顺一顺”则是条件了，他也知道倒不是老上司驳他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还驳不了余汉谋的面子，而张发奎又看不上余汉谋的面子。唉，世道艰难呐。
“老军长，所有的事我都会顺好的，这你相信我，我跟你那么多年，我的为人别人不知道你不会不知道，还不是一句话。”
“对，还不是一句话。”说完张发奎意韵复杂的大笑了几声，在李汉魂的印象中，他的这个老上司为人并不是太爽快，很少有如此放得开的大笑，但李汉魂有一点还是悟出来了：他们的协议已经确定。
不到一周，李汉魂接到消息，第四军的三个整编旅向粤北运动。
正当国民党正规军向粤北运动时，中共香港分局也在香港开办游击训练班，抽调各地区的地下党员、游击干部进行训练，为恢复武装斗争做准备。滃江地区的干部在训练班学习过的有黄桐华、林名勋、涂锡鹏、梁泗源、杜国栋、汤山、雷鸣、周辉、蓝天和曾东等。
1947年4月，分局决定成立滃江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地工委”），统一领导滃江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派黄桐华、林名勋回到翁源黄洞山区，向何俊才传达分局指示。何俊才被任命为地工委书记，黄桐华、林名勋任常委，梁泗源、涂锡鹏为委员。同时，决定正式成立粤赣先遣支队，黄桐华任支队长，何俊才任政委，林名勋任政治部主任。
对于黄恫华的到来，何俊才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早在抗日战斗时期，他俩同在国民党“北挺”部队任职！
黄桐华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原是第三党（即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人，先后取得燕塘军校、庐山训练团的文凭，曾为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前线指挥部别动总队副总队长。1939年冬，为维护北江一带的治安，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委任莫雄出任四战区挺进纵队（后改为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挺进第二纵队，以下简称“北挺”、“挺二”。）司令。“北挺”是一支杂牌地方武装，莫雄在北江结交甚广，素与中共地下党有良好的统战关系，自诩为“红、黄、蓝、白、黑”无所不包的人物，在北江享有威望，皆尊称为“莫大哥”。莫雄对黄桐华非常赏识，先后任命他为“北挺”政训室中校组员、政治部主任和副司令。
当时，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认为可以把“北挺”改造为一支能够抗战的武装队伍，一面派人做莫雄、黄桐华的统战工作，一面派去上百名党员分批进入”北挺”，建立特别支部。黄桐华经朱小仲、林名勋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帮助下，黄桐华积极工作，不仅在“挺二”安插了大批中共党员，而且把“挺二”改造为能征善战的队伍，积极打击日寇，在清远一带享有盛名。当时“挺二”中的第四大队、第三大队的第九中队和特务第二、五中队均由中共“北特”掌握。时为中共清远县委书记的何俊才与赖德林负责组建第三大队九中队。1945年夏，国民党政府怀疑“挺二”里面有共党队伍，为不影响莫雄，“北特”决定第五、九中队不再使用“挺二”的番号，改称“广东西北区人民抗日同盟大队”，后编成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第四大队则编进东纵北江支队。
1945年6月，莫雄接到七战区命令，要“挺二”扫荡在英德黎洞一带的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莫雄对此很感为难。执行嘛，既违背他的政治主张，也使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执行嘛，不好向战区报帐。于是，他找桐华商量，要桐华负责带队并组织这一军事行动。黄松坚布置桐华起草一个既能保护西北支队，又不使莫雄损失力量，还能应付战区命令的行动计划；并派英西工委书记李福海兼程赶去西北支队。传达“北特”的意见，约好部队行动的时间、路线。届时，桐华率领四百多人的队伍，虚张声势地进人黎洞一带，朝山头放枪打炮。西北支队则早已转移到别处，演了一出“围剿”的“军事旅行”。事后，“挺二”还得到战区“剿匪”有功的表扬，莫雄很感满意，两个月后，西北支队由英（德）清（远）边北上，国民党驻军要莫雄在西北支队北上途中予以堵截，这一任务又落在桐华身上。根据黄松坚的指示，桐华带领了“挺二”两个中队赴英德马口一带，名为堵截实是掩护部队安全通过。
1945年10月，国民党七战区来电追查黄桐华、何俊才、杜国栋等是否“奸党”，莫雄对黄桐华说：“我这里哪有共产党？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桐华说：“不是。”莫雄说：“那就不用理他：”桐华说：“这样的大事，你怎样下台？”莫雄说：“我自有办法。”他打电话给余汉谋：“我通过多方面了解，黄桐华等人都不是共产党，黄桐华是黄琪翔的兄弟，又是你们政治部派来的。他是共党，把他派来，难道想害我吗？”以后此事就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调黄桐华到广州、香港担负统战工作。这次恢复武装斗争，他又被派回粤北，成为何俊才的得力助手。
如今，老战友重逢，两双紧握的手显得格外有力。
二、今日深山磐石志，当年植地英雄胆
3月，大地回暖，无数新生的嫩芽从冒着蒸气的原野轻快地跃出，像小精灵般闹腾着跳动着，溪水升高了，鸟儿们在枝头欢快地歌唱，寂静了一冬的森林顿时生机无限。放眼是连绵不断的山林，郁郁葱葱，层层密密，犹如涌动的海。步人林中，每一株树木都以不同的姿态显示着自身的健美。灿烂的阳光穿过巨大的树冠，披挂下来，变幻莫测；高大的树干笔直地矗立，仿佛庙宇的廊柱，撑起一个由无数树叶交织在一起的拱形天棚，上面星星点点、天光四射。抬头细看树叶的颜色，浓绿、墨绿、淡绿、鹅黄，色彩分明，刻画着秋冬的痕迹，更衬托出春的生动与希望。
一夜东风春雨，林里的鲜花开了，蓝色、紫色、红色、黄色，漫山遍野，绚丽多姿，仿佛是笼罩在大地上一层七彩的梦。开得最旺的是多种杜鹃，花朵格外浓密，蓝中带红，白里染红，一朵接着一朵，在每一个山道中迎着你，那纯洁灿烂的花容，一直盛开到人的心里。到了4月，则是映山红的天下，火火红红，热热烈烈，狂野无羁。
周明来广宁两年多，最爱的就是这里五指山的春色。翻读当地史志，他了解到，广宁县地处广东西北边陲的山区，绥江流贯其中，境内层峦叠嶂，山多田少，民众多以当地盛产的竹木为主，生活非常困苦。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就派人到广宁开展革命活动，大规模的减租运动率先在这里获得成功，农民运动坚持与武装斗争结合，它和海陆丰、广西东兰，是大革命时期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运动的光辉典范。1945年2月20日，中共广宁、四会两县党组织共同举行武装起义，组成“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1945年5月10日，由政委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和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率领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西挺队400人，从顺德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和作战，与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胜利会师，创建了以广宁五指山为中心的粤桂湘边区抗日根据地。周明正是随珠纵西挺大队来到广宁的。
部队初上广宁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这里山高林密，珠纵的战士们原来习惯于大平原的战斗，对此处的艰苦环境很不适应，当时就有两个正、副中队长偷偷当了逃兵，其中一个后来叛变了革命。敌人趁我军立足未稳，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妄图给予扑灭。但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珠纵战士们克服各种艰难，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一个接一个，金杭战斗后，接着是云山里战斗、莫村战斗。莫村战斗后，部队来到汉村，正想埋锅做饭，水还未烧热，敌人的机枪响了，敌兵从四面包围过来，我军马上登上高山，占领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正是炎夏，烈日当空，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有些战士不得不饮尿解渴。战士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英勇战斗，取得了许多战果，终于在广宁五指山一带坚持下来。
1946年6月，东纵、珠纵主力北撤后，中共西江特委安排王炎光、周明、冯光等党和军政干部留在广宁、四会、怀集、清远和高要等县的边远地区，率领300余名武装人员坚持武装斗争，任务是“保存实力，保存武器，保卫群众，等待时机”。周明二话不说，接受了让他留下来的任务。周明仍记得，是珠纵副司令员谢斌在清远县城与他谈话的。谢斌说，留下的部队要作好最坏的准备，估计到可能会与上级失掉联系，要独立作战，部队处境更加困难，斗争会更加残酷，极可能要坚持十年八年。
当时有一种说法，北撤的人员是“最有前途的”，这使部分留下的人员产生一种消极思想。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周明，发现这苗头后，提出了留下的同志是“最有党性的”。他与冯光等负责人一起把留下来的队伍撤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学习班，党员同志表示要履行入党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接着他们主动出击，派出武工队在原来广宁、四会等地活动的基础上，向清远、英德方向发展，另派一支武工队向广宁西边的怀集、德庆方向发展，扩展游击区，提出“除暴安良，扶危救国”的口号，打击镇压一些专门拉丁勒索、逼租收税的反动透顶的乡保长，同时给贫苦农民发放救济粮款，转移部分枪支给当地群众进行自卫。通过做这一系列工作，部队和群众建立起一种血肉关系。当时部队不管使用什么名义，老百姓均以“红军”视之。
周明刚从一个“堡垒户”那里，学到了一首流行在广宁一带的民歌叫《红军阿哥几时来》，望着满目的春色，他不禁轻轻地哼起来：
春风吹来，
番薯、木薯种满山头。
广宁人民好辛苦，交得租来又无米。
田主餐餐都吃猪肉，
穷佬仔餐餐吃番鬼佬（木薯）：
牛骨（指国民党军队）抽粮又抽丁，
家家户户没安宁。
春风吹来，
番薯、木薯种满山头。
红军阿哥你知唔知？
广宁人民盼你来。
三岁细佬哥半夜问，
红军阿哥你几时来？
减租减息分田地，
打倒老蒋享安宁！
“周伯，好兴致啊。”周明回头一看，头戴毡帽的冯光笑着向他走来，嘴里衔着他那只心爱的大烟斗。考虑到保密等的原因，在游击队里一般不称真名和职务，大队长冯光叫“冯石生”或“冯老大”，周明是政委，长得又黑又瘦又高，留一腮黑胡子，再加上常年穿一件灰黑衣服，显得老相，大大小小的都喜欢叫他“周伯”，一直叫到现在。其实周明出生于1911年，时年只有36岁c他是广东开平人，与著名的革命家、“刑场上的婚礼”的男主人公周文雍同乡。受周文雍等的影响，他从小向往革命，早在1936年就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党工作，1945年从地方转到珠纵司令部，加入到西挺广宁的队伍行列。
与身材高大的周明相比，冯光个子中等，瘦瘦黑黑，长得很结实，脸上微微有些麻子，不苟言笑，整天拿着他那只木柄烟斗，据说这烟斗是他一个香港朋友送的，除非睡觉，就算打仗，烟斗也不会离开他的手或口。除了烟斗，冯光身上还有三个“宝贝”：一支白金钱的三号左轮，一块瑞士手表，一支派克钢笔。手枪、手表和钢笔，行军、打仗指挥员都少不了的。
冯光得闲就爱拿出左轮来玩，拆了擦，擦了装，枪装好后，他从左口袋摸出五颗子弹，“啪”地一下，全装进弹膛里，又快又准，堪称绝活。让人胆颤心惊的是，他还喜欢拿起左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个半制，“侧侧侧侧侧”地让子弹瓜旋转，看者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枪内装满五颗子弹，一旦失手，命就玩完。周明曾劝过他，他说：“没事，我玩了10多年了，照样活着。”冯光总是闲不住，玩完手枪，就拆手表或钢笔玩，明显的“多动症”，如果是和平年代，他不是工程师也是个高级技师。
冯光吐了口烟，感叹说：“自从1946年6月主力部队北撤，我们留下来转眼又快一年了，原准备坚持它两三年的，没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我人民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广东区党委又于去年11月27日作出了全面恢复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重新开展游击战争，看来有一场新战争在等着我们，我们得早作准备。”
周明和冯光，一文一武，一静一动，一个抓政治，一个抓军事，配成最佳拍挡。周明索性解开唐装的衣扣，让春风吹个痛快：“是啊，我们西江地区的人民武装坚持这半年多来，进行了艰苦的分散隐蔽和自卫斗争，终于挫败了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阴谋，实现了保存干部，保存武装，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到这1947年春，部队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得到新的发展，从原来的300多人发展到500余人，把原来活动地区扩大了四五倍，到处撒下了武装斗争的种子，为以后的公开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我想起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十万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