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辛的旅途中，我多带了一支笔。
没走上几步，同伴就劝我把笔扔掉，省的因它分心耽误了赶路。我拒绝了——于是眼看着同伴们抛下了我。
走了很远之后，我的体力已近透支，我扔掉了可以扔掉的所有东西，甚至是食物和衣服——我赤条条的，浑身上下只有一罐水和一支笔。好心的路人劝我把笔扔掉，说只有这样我才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又拒绝了——于是再没有谁真心实意地怜悯过我的死活。
终于好像走到了路的尽头，那里是一扇紧闭的大门。里面传来喊话：“你走吧，你来迟了！”我惊恐地问道：“怎样才能补救？”过了很久，里面传来声音：“这是地狱，它因为你一路的表现而拒绝向你敞开……”
胡同杂话
没在胡同住过的人，像我，是很容易在胡同走丢的。走着走着，忽而当面是一堵高墙，心中便不觉被恐惧浸润。慌忙着找到一位老人询问，老人自信地给你比划一番，告诉你“这么走不就到了”，你于是循着他的指示找去，好一点的情况是碰见了可以给你道明白的居民，稍差一点便只有打转的份了。不能埋怨老人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实在是大半生的胡同生活已让人不必用眼找路，有时是侧耳一听，有时是提鼻一闻，或是干脆两眼一抹黑地大着步子走，家门似乎永远就是路的起点和终点。不是用脚找路，是用路去焐脚——焐得久了，自信便不再是一种态度，而是人生的一路笔法——只画出胡同深处“稚儿瞬间成枯叟”的若干意韵。一句答话“这么走不就到了”实在已非常客气——因为胡同在他们那儿不是“路”，甚至不是“家”，分明是身体里的七经八脉，每一寸都联结了血肉生命。
因此，我很能理解“安土重迁”的情结，也很明白“破家值万贯”地深意。人是有感情的，何况是对“家”呢？常在胡同看着一些雕塑般的老者在静静地下棋、发呆；或捧了一把泥壶，透过一团团槐树的绿绒看那似有似无的云天。胡同于是成了这些“肉铸”的雕塑的背影，甚至无须细赏，便能从一瞬间窥知“胡同人生”的意蕴。
何为胡同人生？我想应该是两层。
其一，生于斯，长于斯，胡同的背景就是人生的背景，胡同的脾气就是一辈子的脾气。早年胡同并非今日之“胡同”，非但不拥挤，反倒折射出一种贵气。我曾多次在一些着名胡同仰望一些着名的院落，这些工整笔直的巷道就是两座深宅大院夹逼成的。清室没落下来，大院搬空了，府第成了杂院，后墙前厅的也完全理不清头绪，于是“胡同”便不为“胡同”，却又似乎蜕变为真正的“胡同”——失了清远的打更声，灌之以旺盛的“人气”。谁能说这是“没落”？褪净了朱阁琉瓦，更之以炊烟袅娜，历史不再是湍急的河流，而散落为两岸草滩上的小花。“胡同人生”便衬着这样的背景，即便与昔日的王侯毫不沾亲，瞧那些对弈或拖着步子缓缓踯躅的老人也不由得心存敬畏。他们的儿孙恐怕早已扑向胡同外的花花世界，而这一缕人生的青烟却在他们心头恍若烟海——这不正是胡同一样的脾气？寻常人贸然闯进来，不迷路的有几个呢？
其二，胡同的曲曲折折化为人生的清晰脉络，胡同的平凡生活谱出壮阔的人生诗章。
我迷相声，喜欢里面描述的胡同生活。大清早，就看一支支队伍从胡同各处集结而来，浩浩荡荡奔赴厕所或早点铺。每天都是这样——明朝是这样，清朝是这样，民国也是这样，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样。我们中的“都市一族”常常抱怨上了发条一样的程式化的生活。何不瞧上一眼你们胡同里蜗居了大半生的父辈祖辈？他们这样的生活已经历了六百多年，外面风风雨雨，唯此独享安然。这种“避世”的哲学不值得提倡，但这种平和安详的心态则是烧红了的世界的冷却剂。
现在去胡同里走走，已很难见到一脸安详的中年人和同龄人，这种“胡同表情”恐怕只镌刻在一座座“肉铸”雕塑的脸上，流淌在纵横的皱纹间，仿佛轻抚着干涸的历史河床。当这一切承载历史的东西终于也化作历史，那胡同便可以安详地死去，只留下一副不朽的躯壳躺在水晶棺里供人唏嘘凭吊。
那一天终会到来，然而在到来之前，胡同却还是人生的博物馆，而非博物馆里的人生。
由此我想谈谈现在对胡同的一系列“社会认识”和“社会定位”。总体而言，很不理想。
先是我所深恶的“胡同游”，车夫一律被装进旧社会骆驼祥子的范式，载着老外或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吵吵嚷嚷地开始了。这算什么？用仅仅个把钟头去探涉五六百年的岁月？用区区几个镜头去捕捉鲜活的完整的人生？简直可笑！胡同现在还并非纯粹的历史遗迹，里面还住着许多市民，还在继续着它的历史。我们不能用对历史遗物的方式和心态去走近还在延续着生命的人类聚落。若要“走近”胡同，必须“走进”胡同，去体味那种生活，逡巡那种厚味，感受和聆听镜头和笔墨之外的语言。“胡同游”不如“胡同行”，“游胡同”不如“进胡同”。胡同不是遗址，不是山水，需要真心实意的访客而非走马观花的游客。
目前社会上对于胡同的保护也并不理想。人们也在试图把它“遗址化”、“标准化”。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遗迹被好生赡养，而为了做出赡养的高姿态则干脆把原本住在附近的居民全部迁走！我们所要真正保护的并非一屋一椽、一楼一阁、甚至一池一院，而是要保护北京人传统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态，要保护形形色色的胡同人生不受灯红酒绿的无意沾染。“胡同”更多应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密密麻麻的能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绝美艺术留存，像长城或是卢沟桥；相反，中华民族的宏观智慧和文化则在胡同里衍生为普通个体的人生态度或处事准则。胡同不急于被搁置在玻璃罩下，而应该让它自行演进，穿行其间，我们直视的将不单是历史，当然还有人生。
以上杂话来自琐碎的胡同见闻所辑，没怎么住过胡同的人，像我，不能在老是迷路了。而“迷路”怎奈何是胡同外的很多人目前正在做的事！
2008年7月10日
战士
除了战旗
唯一不倒的就是你
刀还捏在指间
血还淌在土里
若有将军的一声号令
你便向那森森的敌阵冲去
若有一点生命的微光
你就要把它缠上希望的蜡炬
终于
你还是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可我分明看到
你年轻的眉宇间依旧固执着一份不屈
作为敌人
我看到了你的勇气
作为父亲
我的孩儿
你可知道
万水千山
母亲还在企盼你的消息
原谅你可怜的老父
他虽斩下你的头颅
其实却一直爱你
2008年7月25日
与王勃
山中送罢黄叶凋，
江水萦月似歌迢。
落霞连天起孤鹜，
怎奈飞蓬葬竹篙。
望乡台
月洗窗前泪，
云归犹未迟。
门榭堂前燕，
自小不相识。
2008年7月26日
五台山
真正到五台山旅游的人其实不多，千里迢迢地赶过去，或许只为恭恭敬敬地在佛前端上一炷香。而大老远前来礼佛的也并不尽是什么居士或教徒，他们只是非常普通的中国人，心怀着非常朴素的寻常人的企愿。
我一直觉得自己已经游览过五台山。因为不仅十年前确实到过这里，而且还有幸与普化寺的妙生法师结下了一段善缘。那时我才八岁，虽然什么都不懂，但进庙烧香却出奇的认真，不带有一丝顽劣的痕迹。也许妙生师父正是在众多的香客中突然看到了我的小小的身影，并通过我的一举一动察知了这副稚嫩的躯体内正跳动着一颗善良而虔诚的心。“明心见性”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有了寮房里的谈话，有了佛祖前的教谕。
时间的指针轻轻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我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到过五台山，我担忧起儿时的虔诚也许只是无邪年代的衍生物，担忧起当年在佛前许下的大大小小的愿望已随纯真心地的日渐漫漶而悄然匿迹。我或许真的从未到过五台山，至少从未在那片神圣的山峦间留下自己的成熟的思索和清晰的足印。
时至今日，我也许只是为了想真正看一看五台山，说句实话，旅游和敬香都变得不那么要紧了。我的心中没有淤塞的世俗的向往，我的脚下没有忸怩的凝重的步态，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走一走，只是想要看一看。
第一站当然是普化寺。我并不想找到妙生师父，因为他肯定已经将我忘记，我也需要翻出所有的记忆底片去找寻他的影子。两个人的记忆在被强制性地互做印证时其实已经遭受了野蛮的拼接，这种境况所带来的尴尬令人无所适从。当我们自以为在时间的浪涛中永不沉没的时候，其实已经降低了自己对人生的认识水平。
来到普化寺，我先是在院落里转了转，自己对这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十年前来的时候是小暑前后，香客盈门，语呐震天；现在正值中秋，庭院清净，门可罗雀。原来对普化寺的记忆都集中在了“人”字上，“人气”一退，马上陌生起来。院内的建筑大多在明代，作为宗教遗产，时间应当说并不算特别的久，但这些年来似乎鲜有修缮，除了影壁墙上的浮雕和一道临街的山墙，包括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在内的众所建筑已经老态龙钟了。寺内正在开设“宗教智慧课”，四方的僧侣很多，除去看门护院的普化寺的老师父，晃荡在这座庭院中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甚至一二十岁的后生晚辈。
我正在凝神望着满园静寂的古青，一位拄着半截木杖的老和尚朝我这边走来。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颤巍巍地问道：“你可是找太原来的妙生吗？”我轻轻地点点头。老和尚浑浊的眼眸中马上透出纯净的色彩，他用指甲在墙上不停地划动，缓缓地递来一句话：“我叫妙胜，‘胜利’的‘胜’。”说着又在墙上划了几笔，勾出一个“胜”字的轮廓。这应当是妙生师父的同门，只是他不肯再说，我就不便多问了。
“妙生没了，大概七年前圆寂了。”说着朝庙的后面指指：“他现在在那里。”我恭敬地谢过，心上涌动着悲哀。尽管我觉得妙生师父肯定会忘了我，冒昧地与他相见并不是明智的举动，但伴随着生命的陨落一切的冒昧又忽然变为永恒的追忆。这一复杂的置换只在生命的轨道尽头瞬间完毕，看起来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好一切心理准备，但一切的准备都会在生死交递的时刻变的迟缓而笨重。拜完安放着妙生师父的白塔，我离开了普化寺。十年前的记忆片段再也不可能串联为完整的电影，就让注定要陪伴我终生的虔诚和善良作为我献给您的菲薄的祭品吧。
其实在走进普化寺之前，我还拜访了普济寺和镇海寺。普济寺门厅冷落，香烟寥寥，只留下一个体态肥胖的护院和一段有关顺治爷的渺远的传说。镇海寺独居宝地，扼守山门，但显然也经不起现代人的一番折腾，石阶是按照旅游景点的统一范式砌成的，根本分辨不出年代；刚绕过弥勒佛就有一个满脸虎气的沙弥跳出来收门票钱，其老练程度令人侧目称奇。
我的五台山之旅的开端似乎并不顺利，但比起早先碍于路途艰难而不得不用性命做赌注的朝圣者，我是非常幸运的。即便像驾临五台山五次的康熙皇帝和来过这里六次的乾隆皇帝也免不了在鞍马劳顿中担忧起下一步的吉凶。想想大凡佛教圣地都远在深山，平常人需要付出很大的艰辛才能一睹圣者尊容。我们并不需要天赐的因果轮回的考验，单是人间世道的行路之难就足以鉴别来往者的忠诚。
时至今日愿意以命相许的信徒少了，但我们决不能埋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相反应该非常欣慰——佛家的高深教义终于走出了深山的怀抱，投诸于众生的案头。我们不必再付出辛苦的啼哭，却同样可以享受精神的哺育；我们不必再担心性命的安危，反倒可以真正走一走通往佛堂的长征短途。也许“方便”会削弱“佛”字在我们心上的重量，但只有如此佛法才会真正走下孤傲的神坛，信步于济世的大道。我们所敬献给佛的将不再是无辜的鲜血和遍身的疲乏，我们所带走的更不再是简单的安慰抑或深深的执迷——我们带来一片云，带走一颗心。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大大小小的寺院必会供奉文殊菩萨。而文殊菩萨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智慧的化身。由此不禁让人思索起有关真正的“宗教智慧”来。
我个人觉得宗教智慧的核心是“避世的智慧”。我们从文艺作品里读到的很多功败垂成的野心家最后都遁入空门，不问世事。其实我们都清楚，这不过是一种为了自保的手段。我们从一生下来对世界的认识起点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总归承认一点——人类在获得认识的初期是无差别的。至于每个人会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并且会选择不同的世界观大抵是后天因素的纠结。
佛家所倡导的一切思想的前提是“挣脱世俗的羁绊”，即所谓“受戒”，而后的修行才有进行下去的可能。我们所信奉的各种佛教的宗派都有相对严格的戒律。这些戒律的作用正是尽量排除人们身上后天因素所起的化学反应，把私心杂念、人欲物欲统统拽会到冰点，使之不再升温，从而使人们回到一个大同的起点上去，正如我们的婴儿时期。但此时之“大同”非彼时之“大同”，是宗教智慧教化出的结果，更是个人自我认知的脱胎换骨。
而“避世”的情绪随即被激荡起来。
这也难怪，宗教所摒弃的有很多正是世人所追捧的，倘若不做好“避世”的准备，那很难在佛道的领悟上给历史一个交代。但为什么说宗教的智慧集中在“避世”上呢？
想讨论这一点就不得不说起“避世”的各种手段。
首先是在客观上和世俗分离开来。佛祖当年在菩提树下得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菩提树荫为他提供了宁静的思考环境。同样的，无论规模大小，寺院往往依山而建，躲在苍松翠柏和茂林修竹中间。这从客观上拉开了与世俗的距离。很多政治风暴穿越崇山峻岭，走入古刹山门已不再血腥狰狞；很多学术争端拨开满园静寂，伏在僧侣案头已不再剑拔弩张；很多世俗的仇怨跨过一道道高高的门槛已不再燃烧着冲天的愤恨。空间上的距离使一些本以为毫不沾边的东西悄悄地在发生巨变，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着智慧的大慈大悲，它让世间的污垢统统落定在长途跋涉的路上，僧人们所要真正面对的已不过是污垢掩映下的真实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