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近十年，郭沫若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最庆幸的是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就在第三厅第七处负责对日本人的反战宣传工作，在他的邀请下好友绿川英子也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从事对日广播工作。这些人都是长期从事反战运动的进步文士，他们一直关注着日军的动向，猜测着那群战争疯子的意图。
蒋介石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对，就是南进！不过，日本人是不会局限于华南的！“那您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有何行动？”他继续问道。
“英法不会有强硬行动，他们还不准备在远东作战。在欧洲，他们对侵略者采取绥靖政策，在这里他们可能会继续旁观。”郭沫若很谨慎的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会怎么办呢？”
“日本会继续攻击弱者。”
“如果英法不抵抗，日本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谁都难以确定日本下一步会怎样，如同不敢保证英法的行动一样。但是大家都希望局势向有利中国的一面发展。蒋介石最担心的还是日军转道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要防止这种危险局面出现，必须唤起英国、法国的注意，因此，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
“那么，怎样做宣传工作呢？”最高统帅用目光打量在座的众人。
一阵沉默，谁也没有回答，大家都看着委员长。蒋介石主动做了回答：“可以这么说，我们要鼓动英法，争取让他们干预。英国在香港和南洋诸国有巨大的利益，法国在广州湾和安南也一样。日军在海南岛的行动绝不是仅仅针对我国的。”
果然，日本报纸得意地声称，日军此举切断了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航路，从而使香港作为一个英国海军基地而存在的意义已全部丧失。
日军攻占海南岛，国内外颇为震动。利用这个事件，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展开了一场争取盟友的外交宣传战。2月11日，即日军登陆的第二天，蒋介石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对于我国抗战并无任何影响。因中日战争之胜败，必须取决于大陆上军事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更本无关重要。”他强调的是日军此举对远东和世界的影响。
为引起英美当局的注意，蒋介石指出：“日本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盖海南岛在东亚为太平洋印度洋间战略上主要之重心，敌军若占领该岛，不仅可以完全阻断香港新加坡间之交通，切断新加坡澳洲间之联络，而且使菲律宾也受其控制，此不仅直接威胁法属安南，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该岛若归日军掌握，则日本海军向西可由印度洋以窥地中海，而在东面，即可以切断新加坡、夏夷岛、珍珠港英美海军基地之联络。”所以，日军此举的主要目标在英美而不在中国，“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而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重新提出了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主张，期望英美在这次会议上能有比上次会议更为积极的表现，促成对中国有利的结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3月8日对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时提出，英美等国应召集九国公约会议，以谋求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如果会议不幸失败，则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蒋介石牢记凇沪会战时的惨痛教训，所以这一年的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以至冬季攻势并没有受到外交政略的影响，军事行动不因外交政略而变动，也才有10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大捷。
蒋介石的呼吁开始并没有引起国际重视，但是美、英、法、荷很快发觉威胁真的就在眼前。3月30日，日本宣布中国南海的领土南沙群岛归日本所有。日本的举动直接威胁着四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利益，他们相继向日本提出抗议。
根据形势发生的新的变化，国民政府显然期望态度渐趋积极的英美对正一意扩大侵略的日本能施加压力，起到限制甚至制裁的作用。国民政府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是与寻求与英美法在远东的合作同步进行的。针对日本在太平洋上制造的战争威胁，蒋介石呼吁西方列强对日实行贸易和经济制裁，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中国政府还向英方提出了以义勇军援助中国抗战以维护东亚共同利益的要求，向法国也提出了远东进行军事联防的问题。他专门为此指示驻外使节同各国政府会商。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也同英法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又密切相关。
这年3月，德国公然武装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对一直主张对德妥协的张伯伦首相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警告德国，表明制裁其进一步扩张的决心，英国在4月初与波兰签订了互助协定，议定英国将全力援助波兰抵抗侵略。此后，英法又陆续对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的安全做出担保。英法甚至与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苏联也开始进行有关集体安全的谈判。这对密切关注着欧洲局势发展的中国政府是个鼓舞，他们判断“民主阵线或可由此而形成”。
受此鼓舞，重庆的国民政府积极展开了在远东建立反侵略阵线的活动，争取英法将正在策划中的反侵略阵线扩大到远东。中国方面开始与法国秘密商量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合作的办法。日军在中国南海得寸进尺的军事行动的确引起了英法特别是法国的恐惧，这使得重庆的外交活动显得十分有针对性，很快就有了进展。国民政府两广外交特派员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频繁接触，商洽中法远东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印度支那总督的同意。
3月下旬，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英法军事合作共同维持远东安全的计划草案，并决定在提交英法的同时，要求美国予以协助。该方案还准备在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与。军事合作主要是希望参与协防的国家调遣海空军配合中国陆军的行动。
国民政府还希望获得策划中的欧洲反侵略阵线的另一方即苏联的支持。争取苏联出兵，并肩抗日，是蒋介石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努力的目标。虽然在1937年底，斯大林正式拒绝这一要求，不过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一有机会他就暗示莫斯科日军在准备进攻苏联。3月，蒋介石电告正在苏联访问的立法院长孙科，要他请苏联在与英国进行合作交涉时“勿忘远东，应同时提出，并望能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也在4月19日会见苏联驻华代办，表达了同样的希望。
4月2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并要求孙科亲译面陈。蒋介石表示赞赏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制度，希盼苏联在与英法交涉时“特别提出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其与集体安全制度不能分离之理，尤盼阐明敝国抗战与安全世界和平之密切关系，务使英、法均能透彻了解，俾敝国参加反侵略团结与各民主国进一步作伸张公理正义之共同努力，使欧亚问题得在同样原则下同时解决。”
苏联没有做出明确答复，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苏联当尽其力所能及，帮助中国完成解放大业。关于远东的集体完全问题，苏未有明确表示，只是说苏联与英法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如果谈判成功，则会促进爱好和平的各国结成联合组织。
国民政府以日军玫占海南岛为契机展开的争取军事合作的外交努力终未获成功。
2.太平洋上是否有阴谋？
就在国民政府积极争取远东反侵略阵线的同时，有关列强将召开太平洋会议调停中日的消息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4月上旬，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上海会晤了驻华大使卡尔。英国人想做什么？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风传全国，而牵动抗日军民心弦、让他们担心的则是英国在进行有关在中日间进行调停的磋商。
外间的传闻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克莱琪在事后致英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中说，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士表示，日方实际上已解除了不少与蒋介石议和的限制，日本人希望通过卡尔了解重庆在一旦欧战爆发时的对日态度。不过，克莱琪对于风传的调和之事，十分的谨慎。毕竟，上一年在慕尼黑的行动已经让大英帝国遭受了够多的谴责。克莱琪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决心立场坚定地继续抵抗，则英国完全不必促成和议。
在同克莱琪会晤后，卡尔于4月19日抵达重庆，这不得不使人更加怀疑英国人的意图。尽管重庆的官员站出来公开辟谣，声明卡尔此行纯系处理正常的外交事务，但关于卡尔是为斡旋中日和议而来的消息仍然在盛传。
（台湾义勇队附设的台湾医院）
远东的形势真的像太平洋上的波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关于英国斡旋中日的传言正盛，一贯对在远东调停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又被牵扯进来，更加让人相信传言的真实性。4月中旬，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一条惊人的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向日本提议召开太平洋会议，以解决远东的冲突。不同于对英国的态度，蒋介石对此特别的关注，急忙吩咐查证消息的可靠性。驻美大使胡适的来电让蒋介石很失望，胡适说他曾面见罗斯福，罗斯福愤然指责《朝日新闻》的消息纯属捏造。
卡尔在重庆会晤了王宠惠，还拜见了蒋介石。在与王宠惠的谈话中，卡尔透露了日方的动向。他说，日本有许多重要官员主张结束战争，它们的条件大致是：华南华中的日军可先行撤退，将来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对内蒙则须有特别办法。由于卡尔没有表示英国有意调停，而且当时日本舆论正大肆宣扬中国政府急于求和，因此，重庆政要对与日本议和一事未置可否。对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我政府因近日日方到处造谣，谓我求和甚切，固对于英使所报告，未予讨论。”
卡尔后来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与蒋介石谈话可知，他是不会考虑不包括日本军队撤出中国条款的和平建议的。卡尔认为：“中国人仍然确信，他们最终将会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条件，在这同时，抵抗能够继续有力地进行下去。”事实上，蒋介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扩大反侵略阵线的问题。他特别希望卡尔能向英国政府建议，在同苏联的谈判中应迅速无条件缔结军事同盟，并将其扩大到远东。因为只要欧洲爆发战争，日本必定不会作壁上观，但是如果英苏成立军事协定，就可以抑制希特勒，这样，“欧洲和平可期，而远东亦可获安定。”
重庆方面事实上是十分希望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的。不过，鉴于以往的冷遇，这次蒋介石表现的比较谨慎，他准备事先与列强驻华大使私下磋商试探各国的态度。战场上讲究“知己知彼”，外交上也一样。
5月18日，蒋介石在会见卡尔时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一场长期化的战争，他也相信战争最终将以中国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而告结束。不过，他仍然希望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干预，只有这样，中日问题才可能获得永久性的解决。他指出，国际干涉可以采取两方面的行动：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和英美出面调停。中国的利益以及所有友好国家的利益都要求尽早地恢复和平，所以他强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越早，事情就越有利。蒋介石对英美最近在鼓浪屿的共同出兵，表示了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令人鼓舞的趋势。他希望在远东问题上，英国美国也能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
蒋介石还特意向卡尔透露，他最近收到了一份日本人的和谈建议，只要中国人愿意停战，日本准备撤退到卢沟桥事件以前的位置。不过蒋介石也说自己不信任日本人，只有日本人真心诚意地撤军时，他才能同意停战。即使当撤军完成，也必须通过一个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大国都参加的国际会议来求得中日问题的解决，并由这些国家提供保证。蒋介石说，日本人正在为谋和寻找契机，英美正好可以为中日之间的沟通做出有益的贡献，他相信日本人是会表示欢迎的。为了让卡尔重视此事，蒋介石表示将向美国大使做同样的提议。
（全国学生纷纷组成学生军，以行动抵抗日军的侵略）
对日本是否真心谋和，卡尔不敢肯定，因而他建议英国外交部等待蒋与美国大使接触的结果再作决定。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首先从卡尔那里得知了蒋介石的意图，立即向美国务院作了汇报。在对日本政府接受调停的愿望及和谈条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淌这趟浑水，所以不准备向日本提出调停。对于蒋介石热心的太平洋会议，美国因看不到达成中日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的希望，也不想在此问题上冒然采取行动。
6月上旬，日本方面再次传言，声称英、法、美等国拟调停中日战争。但是，法国外交部官员很快就答复中国驻法大使说：三国不仅并无此意，而且为远东及世界大局起见，都希望中国继续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也使得日本无力西顾欧局。是啊，欧洲已经被战争的乌云笼罩，他们哪还有闲心来操心远东的冲突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展开了心理战，时常对外透露出消息，说对方正急于谋和。这一时期，日本在报刊上散布消息，说中国求和甚切，而中国也在不断声称，日本因久战不能取胜，正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与中国谋和。这种有趣的现象，加上各国大使匆匆奔走与政要频频会晤，使得时局更加扑朔迷离。当英法在西方演出了慕尼黑会议并逐步显示出其恶果时，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们是否也想在东方搞一个“慕尼黑”。对政府的妥协倾向进行批评的声音开始多起来。蒋介石对此也不得不更加谨慎。
由于英美法（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均不够积极，重庆国民政府推动召开国际会议的行动毫无进展。正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的到来和扩大给中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就是天津租界事件。
这一事件本来是由中国抗日志士在英租界内刺杀汉奸所引起，但日本最后提出的要求已远远超出逼迫英方交出嫌疑犯的范围。6月13日，天津日军发言人声称，仅仅交出四名嫌疑犯已不能解决问题，“除非英国租界当局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即与日本在建立东方新秩序中合作，放弃其亲蒋政策，否则，日本军队绝不会罢休”。为了表明日本的决心，第二天，日军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并对出人租界的英国人进行人身侮辱。
此时，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蒋介石的议事日程。恰好这时驻法大使顾维钧传来情报，说美联社有人从伦敦得到消息，英国政府因天津租界问题有可能希望召开九国公约会议。
（蒋介石视察重庆南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