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并发出了痛苦的呼喊。这呼喊，在同代人听来，似乎是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显露出来，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悟出了先知的启示。
1.疯 狂
在价值翻转的年代里，在孤独、痛苦、郁闷的人生道路上，在脱出常规的生活环境中，尼采对生命意义的执著追求已近乎于疯狂，对时代病痛的呐喊已近乎于歇斯底里。听——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
“我为什么如此智慧！”
“我为什么如此聪明！”
“我为何写出如此卓越的著作！”
“我为何便是命运！”
“人类历史将因我分成两个部分。”
“我将取代耶稣成为纪元的依据。”
“我们要成为我们之为我们者，成为新人，独一无二的人，无可比拟的人，自颁法律的人，自我创造的人。”
“剥削人吧！虐待人吧！要依此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山穷水尽。”
“要使旁人看着我们便不舒服。”
“夺取最精美的食物，最纯净的天空，最刚强的思想，最美丽的女子！”
狂言！他简直狂妄得令人吃惊。他又如此自信，自信得使常人不敢相信，他在《看，这个人》里肯定地说：
“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路，向上的路；只有在我以后的时代，人们才有希望，有事业，有达到文化之路，在这路上我是一个快乐的先驱者。”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我终生的工作是替人类准备一个自觉的重要时机。”
“我工作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这之间判然有别。”“我怀着对后世的责任感，努力不懈，完成了如此之多的伟大工作——在我以前没有人做过，在我以后也不会有人做。”
“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
他自诩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声音响彻了千古”，“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泉水，没有吊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
这些呼唤，在同代人听来，似乎是疯子的谵语，不，尼采不是疯子，因为狂言里面有真知；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异乎寻常才可谓正常。
尼采不是疯子，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饱尝了人间的酸痛；他苦求显达，一举成名，却又自觉断送学术前程，顶着误解、责难、诽谤，选择了一条决定生死存亡的路；他孤独、漂泊、流浪，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却杜撰了一大批震颤西方社会意识的不朽之作；他终生寂寞，受尽病痛的折磨，却成了生活的强者；他勇敢顽强，真诚、正直，直言不讳，在他的身上和著作里，找不到懦弱、虚伪、庸俗的书生气；他天性敏感，热爱人生，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百折不挠地求索着人生的真谛。在传统价值全面崩溃的时代，他找到了人如何确立生命意义的答案：解除传统道德和理性对生命本能的压抑，使生命本能健康发展；发挥人的超越性，做精神文化价值的创造者；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科学和伦理的人生态度。
尼采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把哲学视为自己的整个生命，把探求人生作为自己哲学的惟一使命。但他不是思辨哲学家，不是概念木乃伊，而是有血、有肉、有欢笑、有眼泪的新型的哲学家、自由的思想家、知识的战士、不合时宜者。他的哲学没有体系，没有为人生之谜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以生命的意义为主题，以酒神精神为主角，以非理性的情绪体验为方法，使自己的哲学成了通过特定情绪状态体验生命意义的活动，从而实现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
尼采不是疯子，他是一位心理学家。的确，在他的著作里，不仅有细致的个体的心理分析，而且还有群体的心理分析。尼采认为，意识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是并进的，意识并不属于人的单独存在，而是由于人的社交和群居的天性，所以它属于群体性的。尼采进而推论，意识领域所知的是一种表面和象征性的世界，意识具有一般性和非个人性的特点，它使个性沉没丢掉自我。而无意识的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的绝大部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深藏着人的真正的个性和命运。尼采这种对意识背后深层心理的探索，使他日后成为无可争辩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先驱者。
尼采不是疯子，他是一位美学家。尼采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释放个体意志基础上的，按照他本人通俗的解释就是：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没有什么是更丑的，只有衰退的人是更丑的。在这个前提下，尼采主张没有“自在之美”。只有美的判断者，而美的判断者是自己，美总是自己认为的，因此没有永恒的美、普遍的美。至于审美判断的领域，尼采将其限定在人的本能活动中，美的判断如同你寻找景物时一样，它只满足于你的“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此外，不会感到美。这样，尼采肯定美的判断主体、领域和地位，肯定艺术的作用，认为我们只能把整个世界解释为一种美感现象，世界才有存在的理由，人生才有意义。不过，美的客观性在这里不存在了。
尼采不是疯子，他是一个诗人，说不定还是音乐家、艺术家。尼采对各种艺术形式，包括诗、音乐、绘画、雕塑、散文、戏剧、建筑艺术等，均有研究和论述。关于音乐，尼采认为，音乐整个就是情绪，丝毫不沾染形象。但是音乐有唤起形象的能力，悲剧是音乐情绪的形象显现，民歌和抒情诗是语言对音乐的模仿，日神艺术（雕塑、绘画等）可以说是对音乐情绪唤起的形象的描绘。总之，音乐是原本性的艺术，在一切艺术类别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关于诗，尼采认为，诗起源于原始巫术，巫歌、符咒、神谕是诗的原始形态。诗又是客观的，要排除纯粹个人的愿望、情绪。他还详细论述了诗与神话的关系，指出神话是诗的理想的故土。关于艺术家及其创作，尼采认为，天才具有独特的感受，但要从事创作表达这种感受同样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对于灵感，尼采说它是创造力长期被堵塞之后的突然奔泻，当灵感袭来时，会产生某种神秘感。对于形式和风格，尼采指出形式对艺术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形式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必然，独特形式与独特内容的一致便是风格。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尼采指出艺术家与批评家是资质相反的两种类型，前者从事创作，后者从事接受。
这里尤其应该说明的是，尼采是将各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特别是把诗融进哲学的诗人哲学家。在尼采那里，音乐可以说是他的本能，他的心灵就是一支美妙、潇洒的乐曲。他在诗中去寻找这种本能的升华，在哲学中寻找这种心灵的超越。当读他的哲学时有诗的感受；当读他的哲学和诗时，又好像在听音乐。世界上有哪一部哲学著作被谱成了交响乐呢？至今，只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把哲学诗化了，他的哲学探讨人生，沉思万物，无一不闪耀着诗的光华。尼采把诗和哲学融为一体，并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而启示了不少的探索者和追随者。
就是这样一位伟人，立足于德国，漂泊于南欧，历尽艰辛，奔波几十年，却几乎没有人发现他，直至生命的第四十四个年头时，才算小有名气。
1888年春，丹麦文学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首次讲演尼采哲学，他称尼采是“文化哲学家”，赞扬尼采恢复了“对于自由人的公正态度”，并预言尼采将在知识分子中享有盛名。此后德国艺术哲学家泰纳也发现了尼采。继后，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法国、美国人也开始读他的著作，谈论他的思想了。
尼采是世纪转折点上的著名的哲学家、诗人，他不是疯子。
不，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了。
1888年底，他的朋友们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特的信，署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或“狄俄尼索斯”。
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广场见到一个马夫残忍地虐待自己的马，他流着眼泪悲痛地扑过去抱住马的脖子昏了过去。而后，他被送到巴塞尔的精神病院，医生诊断：“瞳孔有差别，右大左小，反应很迟钝。斜视，集中于一点。高度近视。舌苔厚，无偏视，肌肉无震颤，面神经分布很少障碍……膝反射增高……无正确的疾病知觉，自我感觉极好，感到高兴。据称8天以来有病，常患剧烈头痛。这种病也发作过几次，其时病人自我感觉很好，感到高兴，最喜欢在街上拥抱所有的人，同他们亲吻，最喜欢从围墙上向高处爬。”
尼采患的是精神错乱和渐进性麻痹。这样，45岁的尼采，正当人生事业的黄金季节，就被可恶的疯狂症紧紧地缠住了，一直延续10年之久。
其间，尼采在母亲的护理和陪同下，先后在巴塞尔、耶拿、南堡就医治疗，直到1897年4月，71岁的母亲病故，病中的尼采才由妹妹——因丈夫自杀早已做了寡妇的伊丽莎白安排，移居到魏玛。
2.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尼采哲学，是新旧世纪转折时代的产物，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全面大危机的超前反映。
这个全面大危机在19世纪就已露端倪。这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随之而来的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于是人们对科学的迷信代替了基督教信仰，相信科学和理性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然而，当历史跨人新世纪的大门之后，那个“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就明朗化了。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发现，科学不那么万能了，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而且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人被异化了。欧洲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危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崩溃。于是，欧洲人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徘徊不定，无所适从。实际上，这些早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就被几位独具慧眼的思想家觉察到了——来自左边的是马克思，来自右边的是基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都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繁荣背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并确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于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于是，他从中得出了社会革命的结论。
基尔凯郭尔，丹麦人，从事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人，从事文学；尼采，德国人，从事哲学。这三个人，都想依靠某种精神革命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他们虽然活动于不同的地区和领域，但是在互不相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得出了他们共同的见解。这三个人中，若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彻底性，还要推尼采。尼采要人们从内心的非理性领域，从人的生命本能的领域来发动一场革命，来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
尼采终生讴歌生命的强健和精神的高贵，而现代文明却是生命本能的颓废，精神生活的鄙俗，灵和肉都病了。他说：“一步步走人颓废——这是我对现代‘进步’的定义。”
尼采指出，整个现代商业化社会就像一个乱哄哄的市场，人们匆匆忙忙地活动，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为了增殖财富。在这里，财富本身成了目的，人们表现为盲目发疯似的勤劳。他说：“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由于盲目追求财富，却损害了肌体，那又怎么享受财富呢？更严重的是由于匆忙、疲劳，便不再讲究风度和礼仪，不再有静谧的沉思和温馨的交往，因此现代人只留下了麻木不仁或者野蛮。
尼采指出，经济和政治不过是制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工场，是“小头小脑们的工作范围”。可是现代经济、政治几乎压倒一切，占用了过多的人力，浪费了宝贵的人才，怎么能让那些有用的人才集中精力献身于文化？他说：“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利、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这样，民族精神也只能是有限的了。因此，倘要占用优秀人才，还不如让那些机器锈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