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译文】
始皇死后，他的余威仍然震慑着风俗各异的边远地区。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绳子捆门枢的贫寒人家子弟，是个为人耕田的雇农，被征服役的戌卒，才能赶不上中等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出身于士卒行伍，起事于田间村野，带着疲劳涣散的士兵，领着几百人的徒众，转过身来攻打秦朝。砍下树枝做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的人像云彩一样地聚集成群，像回声一样响应起义，背负干粮，象影不离身一样跟随着他，山东地区的豪杰俊士，于是同时起来诛灭了秦朝王族。
【原文】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土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絮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觳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不势异也。
【译文】
再说秦朝的天下并没有变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和函谷关的坚固，仍然象以前一样。陈涉的地位，比不上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国君那么尊贵，锄把和木棍，比不上钩戟、长矛那样锋利；被流放守边的徒众，比不上九国的军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略，也比不上先前六国的谋士。然而成功失败各不相同，功业成就完全相反。
假使让山东各国跟陈涉比比长短大小，量量权势实力，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然而秦国凭着雍州那块小小的地盘，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的权力，攻取了八州兼有了天下，使地位等级相同的六国诸侯都朝拜臣服，经历了一百多年。然而后来秦统一了天下，以天下为家，以殽山和函谷关为宫殿，谁想到一个普通人带头发难，就使得秦之宗庙被毁，国家灭亡，皇子皇孙死在他人手中，让天下人耻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施行仁义，夺取天下跟守住天下的形势就不同啊！
【原文】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译文】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象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原文】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译文】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原文】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译文】
当秦二世登上王位时，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
【原文】
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译文】
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却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原文】
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活学活用】
以等级差别制造威仪
我们知道，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级差别的直观、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统治的中央集权制。
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其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嬴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嬴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随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并使特权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借鉴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儿，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30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礼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