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新加坡政府有信心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早在1972年世界经济刚刚出现衰退迹象，善于观察国际风云的李光耀就已经觉察到了。他领导的新加坡政府专门制订了《公共工程五年计划（1973~1977年）》，并通过税收和举债筹资258亿新元，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有力地抗击了危机的冲击，使新加坡国民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获得持续而稳健的发展。在1976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处于经济滞胀状态时，新加坡的经济已经复苏。
1976年新年献词中，李光耀豪情满怀地说：“我们是以1965年以来最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结束了石油危机以后的第二年。1976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东南亚国家本身正在调整，以适应本区域周围和本区域内列强的均势，我们必须在大不相同的情形底下寻求稳定和安全。”正是这一年，新加坡经济开始复苏，并稳健地发展。从这一年起，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7.2%上升至1977年的7.8%和1978年的8.6%。
1979年，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年头。这一年，是李光耀执政的第20个年头，也是新加坡迈向工业化的第20个年头。这一年，新加坡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8291新元的新兴工业国家。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推进下，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0~1979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从13%提高到22%，交通运输与运输业由14%提高到18%，金融业由7%提高到11%，而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则从33%下降至25%。至1979年底，新加坡已经开发了21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区，工业部门的种类也日渐齐全，不仅拥有起主导作用的钢铁、炼油、修造船业，而且还生产电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金属产品和电气、电子产品等，此外还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新加坡从殖民地时期单一畸形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发展成为以制造业为动力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新加坡建设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苏伊士运河以东日本以西的最大修造船基地、国际重要电子电器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中心、国际最繁忙的商港之一和东南亚旅游“大国”。
不过，由于新加坡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和外国市场，所以，其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一些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也竞相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这样，在市场容量有限、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面临众多发展中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工成本竞争的情况下，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消失。
如何尽快摆脱困境成为摆在李光耀面前最为迫切的关键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李光耀认为，如果继续让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存在下去，势必处于不利地位。从1979年7月起，为避免这种不利局面，李光耀提出了被后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又被称为“经济重组”政策。相对来说，人们又把新加坡独立至1979年上半年的工业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
1979年8月，李光耀在庆祝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指出，决定新加坡经济前景的因素将是掌握共同工作语言、提高教育及技术专业水平。他指出：“旧的方法已不适用，推行新经济策略已是不可避免，尽管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带了一些冒险性，但是这种冒险是值得的。”李光耀强调说：“重组经济结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1月7日，在“朝向80年代迈进”的研讨会上，李光耀再次满怀信心地宣称：“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0年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第一年。由于李光耀政府采取了新的策略，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5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600美元（相当于9200新元）。至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世界确认为战后世界经济奇迹之一。
为了确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具体操作方法，李光耀专门到日本进行了广泛考察，并与日本经济界领袖广泛交换意见。根据考察的经验，并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李光耀与内阁成员们做了探讨，并多次研究，终于制定出具体的操作方法。1980年8月，李光耀在为庆祝新加坡独立15周年而召开的3400位地方领袖（各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大会上诚恳地说：“我们不能以过去15年的成就而自满，时代是进步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只能追随进步的步伐，适应变化的形势。过去15年，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成就卓越，工业生产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新加坡的进出口，1979年已超过200亿美元，超过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然而，我们要清楚，东南亚国家都已步入工业化，他们既有原料，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倘若新加坡不进行工业变革，维持原有的工业水平，就难以与他们竞争。为此，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进入技术密集型工业，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脑化，以减少劳工的雇用。新加坡的工业，不能以现有水平为满足，应该追踪日本，学习日本，向高度精密工业迈进。”李光耀在这次讲话中说出这样一个向往：希望新加坡有一天能和东京并驾齐驱，成为屹立在亚洲的两个遥遥相对的高度技术咨询中心。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目标就是希望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能达到日本80年代中期的工业水平。为此，他们引进高薪工人从事更高技术的工业，在制造业中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工业取代劳动密集型工业，进而在交通、电讯、金融、商业等部门全面进行技术更新，实现自动化、电脑化和机械化，使科技成果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向高科技化方向发展。
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精神，新加坡政府于1981年制订了“10年经济发展计划”。计划的总目标是要在1990年使新加坡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0%，国民人均收入在80年代末达到日本80年代初的水平，在10年内劳动生产率要提高6%~8%，以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为基础，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机械、外贸、运输、服务、旅游五大支柱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为了实现“10年经济发展计划”，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如下具体措施：
一、从低工资转向高工资的工资政策。新加坡政府认为，自“石油危机”之后，新加坡政府一直采用抑制工资大幅度上升的政策，低廉的工资使企业主可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故不积极主动进行技术革新或转向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致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新加坡依然大量存在。为了尽快减少劳动密集型工业，只有用大幅度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业主发不起职工的工资，迫使他们进行技术改革，淘汰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工业转换。为此，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7月向全国工资理事会公布加薪建议，连续三年大幅度提高工资，1979年工资增长率为20%、1980年为19%、1989年为12%~16%。
二、以吸引外资为目标，奖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投资。新加坡政府选出11项工业产品项目，作为10年中发展工业的重点，给予新兴工业所享有的各种经济优惠待遇。这11项工业产品项目有自动化器材组件、机械和机械器件、医药和外科手术仪器、专科化学品和药剂、电脑及电脑附属配件和软件、电子仪器、光学仪器和器材、精密工程产品、先进电子配件、水力和气体力控制系统等。新加坡政府的战略思想是提高工业素质，发展既属高技术、高工艺、高增值的工业类型，又是少受工业污染、少耗能源、少使用进口原料、少受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的、竞争力强的产品。这种选择，既符合新加坡的实际，又是工业现代化的趋势，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三、鼓励开发和研究新产品。1980年11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关于《所得税修正法案》，这个法案特别规定，凡属已批准的研究和开发计划项目，制造商在有关的支出方面可获双重减税，用于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的活动，可减税25%；用于促进自动化、机械化的资产可提高折旧；等等。为给研究与开发新产品提供优良环境和优惠待遇，新加坡政府于1980年投资近亿新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的肯特岗设立科学技术工业园区。1981年9月，政府又专门成立了国家电脑委员会，培训科研人员，吸收外国专家，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四、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李光耀和他的内阁对人才极为重视，他们认为，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有限的资源。为此，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加强科技教育和训练工作，以提高人的素质。如改革教育制度、提高教学研究质量、大力培养高技术人才。同时兴办各种技工学校，训练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此外还同外国政府和外商联合创办专业学院或训练中心，以造就新产品研究、生产人员。为广泛适应应用电脑的需求，新加坡政府于1984年9月发表了一项推动电脑化生产的计划，特别重视在各种学校和训练班中培养电脑技术人员。同时，政府还筹集“技能发展基金”，扩大训练各种熟练工人。此外，政府还以开放的政策，欢迎和鼓励各国科技专家来新加坡从事科研和实际工作，并尽力留住这些人才。
为使众多小企业有能力变劳动密集型工业为技术密集型工业，新加坡政府专门制订了小型工业资助计划，后来，这一计划又进行了修改，将资助范围扩及中型企业。此外，在税收和贷款方面也给中小企业以优待，并帮助它们提高技术水准，扩大贸易市场。
在李光耀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新加坡各级政府的努力，到1984年，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制造业的投资额，每年均在17亿新元左右，其中60%~70%来自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电脑、机器人、飞机等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企业。随着电脑技术人员的增多，电脑知识的不断普及，电脑也日渐广泛应用于新加坡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劳动率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1980~1984年平均每年增长5%，制造业生产率上升6%，前者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增加1倍，后者增加1/2。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年平均为8.5%，达到预期的8%~10%目标。而所欠外债，则在1978~1982年，从约23.04亿美元减至2.02亿美元。全国职工工资增幅较大，物价相对稳定，1984年人均收入已达11482新元（约5219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2%，已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世界上少数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国民储蓄总额超过650亿新元，成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美、日、英等发达国家。
1984年8月，在庆祝新加坡成立19周年的国庆献词中，李光耀高兴地说：“我们的经济表现不错，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年都通过新的投资，制造一股冲力，带动经济增长；第二个原因是通过更好的教育和训练，以及更能合作的劳动队伍，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拥有大量的国内储蓄，即使在高利率和经济活动处于低潮的时期，我们也可以大规模地扩展建筑活动。经济学家把这叫作‘反循环开销’。当其他国家的经济缓慢下来时，我们却能摆脱经济下降的趋势，我们增加建设基本设施，如高速公路、公共工程、地铁、发电厂和蓄水池等，从而促进经济成长。”
“日出工业”复苏国民经济
好事多磨。就在李光耀对新加坡19年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满怀喜悦时，新加坡经济突然间急转直下，从1985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发展速度突然下降，198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1984年的8.2%下降到-1.7%，降幅达10个百分点。
这次经济衰退与国际经济有很大的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衰退比70年代石油危机时的经济衰退更为持久，到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仍处于滞胀时期。为摆脱经济危机，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其经济由1982~1984年稳定增长到1985年急转直下，需求锐减，使新加坡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遭受惨重打击，占新加坡制造业总值40%的炼油业由于国际市场对石油需求的疲软而不振。修船造船业也随着世界航运业的衰退，加上日本、韩国的竞争，营业额不断下降。刚发展起来的电脑和电子工业由于美国需求的下降而处于停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