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这一讲话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在这一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当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一大背景下，李光耀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并把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的经验运用到工业园区的设想。
从1992年9月开始，李光耀、吴作栋、王鼎昌等新加坡领导人多次来中国考察和访问，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等多次会见了他们，反复商谈了工业园区项目，最终决定将工业园区建在江苏苏州，因为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离上海较近，商品经济发达，人的素质较高，基础设施好，而且风景秀丽。
为了落实在中国建立工业园区，从1992年9月到1994年2月，李光耀先后五次访华。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亲自到苏州考察，进行筹划。
1993年10月26日，中国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和新加坡贸工部部长达纳巴兰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人民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贸易和工业部关于新加坡政府机构向苏州市有关部门提供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软件的备忘录》。
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和吴作栋总理在美国西雅图会晤时，双方都向新闻界表示了对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视和支持。
1994年2月，李光耀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应邀访华，2月26日下午，李鹏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出席了中新两国政府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协议的签字仪式，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苏州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城东金鸡湖地区，规划发展面积为70平方公里，工业园区拟分期开发，首期开发面积8平方公里。要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将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与国际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准的工业园区，致力于发展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相配合的现代化经济。
作为中新双方一种新的合作方式的首次尝试，苏州工业园区与我国现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者海外商家为主投资搞的“工业小区”的性质和目标不同。其主要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硬件和软件相结合。未来的苏州工业园区的硬件建设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采用新加坡高水准的长期发展规划，并极大地强化规划的执行力；2.将以新加坡为主，和苏州方面共同实行成片开发，创造一个类似新裕廊工业园镇的优良环境，吸引大批欧、美、日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进入，进行大规模集中投资；3.将由新加坡为主的合资公司来做园区内的基础设施。除了以上硬件外，在这个园区内，将把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同苏州的优势结合起来，成套地“嫁接”新加坡发展和管理的有益“软件”，试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工作方法和经营管理方式。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中新双方决定，苏州工业园区将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和发展新裕廊工业园镇的成功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步建设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导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基础设施先行，工业带头，第三产业配套齐全，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生活方便，社会文明，具有新加坡一流水准的国际化工业园区。即这是一个包括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型工业园区，园区内不仅将发展大量以国际先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产业项目，而且将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相配套的商业、金融中心、住宅、学校、医院、度假村、体育设施、公园、俱乐部、图书馆、邻里中心等社会公益设施。其意义在于，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尝试一种有别于香港模式的，更能体现两个文明成果的新的对外开放模式。
三、两国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议极为重视和支持。在硬件方面，是由新加坡的财团和苏州的公司，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商务惯例实施开发，在经济上必须站得住脚，要出效益。软件问题，要由两国政府商定。新加坡政府已决定，由李显龙副总理负责新方提供软件的工作，同时建议中新两国成立高层协调理事会，共同决定借鉴新加坡软件，以及试行新的运营管理机制和方式的大政方针。
苏州工业园区将投资300亿美元，计划15~20年内建成，它将容纳60万人在这里居住，36万人就业，从事制药、制造精密仪器和电子器材的工业生产。李光耀1995年8月底亲自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中方要牢固树立“亲商”的观念，从政府到民间，都要不遗余力地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他说：“关心照顾投资家，越周到越好。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比别的地方好，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与邻国竞争，主要不是靠价格，而是以优质服务取胜，这是我30多年来的主要经验！”李光耀坚定地表示：“我们政府要以最大的决心支持搞好苏州项目。如果哪一天苏州搞得比新加坡还好，我即使长眠地下也要向你们脱帽致敬！”
1994年10月，李光耀再次应邀访华，并参加第二届“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李光耀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可望有爆炸式增长》的讲话。李光耀认为，当今世界处于一个转折点，而东亚则是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开放阶段。
在这个讲话中，李光耀说，日本从1868年起花了100多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欲用约50年时间完成这一步。单就中国来讲，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而不发生逆转，到2040年时，它的人口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和台湾一样。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3兆美元，大于美国和欧共体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李光耀充满信心地说：“当技术时代对具有优秀人才资源的国家情有独钟时，而且当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是如何进行了现代化时，中国一定会步入现代化的行列。深圳已经证明了在仅仅10年多的时间内能实现什么。要是中国再争论到底市场经济优越还是中央计划经济优越，是浪费时间、令人遗憾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中国周围成功的国家中找到。这些国家所做到的，中国完全可以做到。问题只是：中国需要多少时间？能比它们做得好多少？”
在这次讲话中，李光耀还诚恳地指出了中国需要纠正的一些弊端：
一、阻止商品流出和进入一个省的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必须停止。高效率的行业无论设在什么地方，都应允许其繁荣和发展。
二、目前，中国的土地租赁尚无统一规定，各省、市的做法不同，最长的租赁期为50年。不管租赁期长短，土地只有使用权，而不能抵押和出售。结果是投资者不愿盖高级楼宇和工厂，使土地增值，因为他们新增投资无利可图。如果中国允许外国人和本国公民转让他们长期租赁的土地，中国将会从中受益。转让租赁使租地内的物业在租赁期内可以出售或抵押，中国并不会丧失主权，因为当租赁期满，土地及土地上所有建筑物将又回到政府名下。
三、在中国任何地方，不仅仅是经济特区，外国投资者都应有权雇佣和解雇工人，建立自己的公司工作文化。
四、经营权和所有权应实行彻底分离。不管是市、省或中央政府各部官员，都不得干预企业管理。虽然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合资企业的共有业主，他们必须让他们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行使适当的管理权力。
五、为了吸引数百万失业者，为每年达到工作年龄的数百万青年，加上国营企业需要精简的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必须是中国首要的目标之一。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服务行业。私营的客货运输、包装、物资流通和零售、美发厅、理发店、咖啡店、餐馆、建筑承包、修理店铺都有助于吸收失业人员。上海的服务业占其生产总值的30%，而中国香港则是71%，新加坡为63%。
李光耀预测，未来的25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机场、集装箱码头、电讯和商务服务的装备程度将接近香港，其管理效率也将如此。到时，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所到之处，经济增长会加速，并且遍及中国各地。中国也将成为一条龙，一条巨龙。东亚将成为世界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大的地区。
1994年11月8~10日，应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王鼎昌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在访问中，江泽民同李光耀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江泽民说：“近年来，中新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势头良好。阁下关心并给予积极支持的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已正式启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李光耀资政对江泽民主席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国际人士认为，中国的形势是稳定的，中国的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江泽民主席还分别会见了王鼎昌总统和吴作栋总理。王鼎昌在谈到两国经贸关系时说：“目前，新加坡是中国第五大外来投资国，有3800多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68亿美元。两国的贸易额，仅今年头9个月，就达到了3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5%。”
1995年8月，李光耀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李光耀说：“我们现在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警惕，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西方批评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否则新加坡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我们在吸收新鲜空气的同时，细菌也会进来，因此，我们必须掌握住在学习西方好的东西时，要把坏的东西拒之门外。对坏的东西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首先要采取严厉措施，尽量防止坏东西进入，进来后则要不断地进行斗争和清除。这就像对垃圾一样，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清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对下一代的教育，要向他们灌输崇善防恶的思想。否则，失去了一代，前几代人的建设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在这个问题上，家庭和父母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家庭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其他方面无法替代的。因此，新加坡很重视家庭的社会作用。西方在这方面就不如东方，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缺乏互助精神，这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有害的。”李光耀的这些精辟见解，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李光耀对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也谈了他的看法。1994年10月13日，李光耀在世界经济论坛于新加坡举行的欧洲与东亚经济首脑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早日加入国际关贸总协定，对世界来说是重要的。”“如果中国不在关贸总协定范围内发展，自己单干，美国和欧洲联盟将在战略方面蒙受损失。”“为了世界稳定和安全，把中国纳入国际构架不是要不要选择的问题，而是有必要的。世界不需要另一场冷战。”“重复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贸易保护主义、帝国特惠税和货币贬值的错误，将是短视的做法。科学与科技已经使世界变得太一体化了，不能靠基于思想意识、宗教、文化或种族的政策分隔开来。”同年12月，在“东京论坛”的研讨会上，李光耀再次指出，中国对国际和平稳定有重大作用，应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李光耀肯定地说：“世界超级强国都应该成为关贸总协定成员，因为和平及稳定对东亚、太平洋和世界极为重要。”1995年9月20日，李光耀在第四届欧洲与东亚经济首脑会上发表基调讲话时再次指出：“美国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国之前如何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将成为它们的国际关系性质的确定因素。”如果不使中国与全球体系融为一体……有可能使中国的发展速度放慢，但阻止不了它加强其工业地位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