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接连3次大选失败（而且败得一次比一次惨），在野十几年的处境，工党领导集团一方面觉得必须改变长期在野的局面，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果长期不能执政，势必要衰落下去，更谈不上实现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应该进行一次空前彻底的自我检查，工党失败的原因是党的纲领不能吸引大多数选民。随着英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间阶级越来越扩大，而工党原有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进而把他们推向了保守党一边。为了扭转工党的困难局面，右派领导人主张去掉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改善本党在选民中的形象。1956年，工党右派理论家克罗斯兰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较系统地阐述了右派的思想，为工党的自身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克罗斯兰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在基本工业部门中，由于国有化的实施，资本家的决策权已被剥夺，就是在私人企业中，决策权也转移到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管理人员手中，典型意义的资本家阶级已不复存在；由于福利国家的建立，社会分配已经比较平均；无条件的财产私有制已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过去那种使社会几乎陷入战争状态的严重阶级对立已基本消失。据此，克罗斯兰认为，英国社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阶级关系的特征已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中间阶级扩大，这时再强调阶级区别、工人阶级的团结、社会主义的目标等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这种形势下，要想保持工党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把工党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党改变成面向全体选民的全民党。为此，工党就应该修改含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党章第四条。而党内左派则与此针锋相对，认为工党之所以成其为工党就是因为有了党章第四条，绝对不能触动这一条，工党不能放弃公有制原则和实行国有化的方针。
1959年10月大选结束后，面对党内一片沮丧情绪，工党右派领导人再也忍不住了，决定和左派摊牌。盖茨克尔召开特别会议，总结失败教训，认为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主张，亦即工业国有化的方针吓跑了大批选民。盖茨克尔等人认为，几次大选的结果恰好证明了战后以来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和繁荣使国有化主张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而且，国有化已经显露出了它的弊端：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其低价格政策使这些企业不能实现资本积累；国有企业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又窒息了竞争，助长了官僚主义。据此，盖茨克尔强烈呼吁修改著名的党章第四条中的公有制内容，代之以“混合经济”的内容。他强调，工党要振兴，就必须抛掉“社会主义”面具，工党不应固执于只代表工人和工会的利益而把日益扩大的中间阶级选民推到保守党那边去。右派的主张和提议遭到党内左派的激烈反对，由于左派得到了多数工会代表的支持，右派领导无法取得多数的支持，特别会议没有作出决定。
1960年10月，在工党年会上，右派又一次提出修改党章的动议，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多数工会代表反对下，右派的提案被否决。不仅如此，年会还通过决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党章第四条原来的写法，并责成工党执委会起草一个决议，以供未来的工党政府作为实行进一步国有化的纲领。执委会起草了一个名为《工党的目标》的声明，并在这个年会上通过。不过这个声明在阐述党章第四条时采用了折衷的办法，提出公有制将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国营、地方公营和集体企业，也包括有公方参与的私营。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不一定非要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工党的目标。以后工党在大选中的政策，就依据这种较含糊的解释所能允许的范围来制定和改变。这次交锋，双方以妥协告终，基本打了个平手，但左派略占上风，因为此后工党政策虽有变化，但并不是根本性的改变。
在党内两派进行修改党章之争的同时，又交叉着在防务政策上的斗争，而且斗争越来越激烈，很快就掩盖了党章之争。左派从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的立场出发，提出工党采取单方面核裁军的要求。右派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面对苏联的威胁，英国应当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左派的主张在党内赢得了许多新成员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中很有市场。当盖茨克尔在1960年夏与工党和职工大会的领袖们商量起草一项新的防务政策声明时，他发觉自己面对着左翼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不仅是主张核裁军的人，而且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反对势力，其中有和平主义者、共产党的同情者，还有纯粹是为了争权夺利的投机分子。这个新的反对派联盟对工会影响很大。这场斗争在9月的职工大会和10月的工党年会上达到高峰。在职工大会上，虽然通过了正式的防务政策声明，但同时也通过了一个与之相抵触的决议。在工党年会上，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盖茨克尔提出的防务政策声明以几票之差未被通过，而左派的赞成单方面裁军的提案则以更少的几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左派的胜利主要是靠了在辩论前就已经确定的工会集团投票。这次表决，使左派与右派的分歧更加明朗化，而且体现在组织上，左派力量集中在工会，而右派的力量则集中在议会党团。这次表决还使工党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工党议会领袖对重大问题的政策在党的会议上不被通过。
这次表决后，右派极为气愤，在议会党团大多数人和多数选区工党的支持下，盖茨克尔发表演说，宣称他将“战斗！战斗！再战斗！把决议翻过来，以挽救我们所热爱的党。”盖茨克尔公然反抗一项重要的党的会议的决议是违反党的根本传统的。之后，右派组织起了名为“争取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同势力不断发展的左派相对抗。双方旗鼓相当，互不相让，而且两派人以互相指责为快。在1961年的年会上，两派又一次就英国应否保留核武器问题进行较量，结果右派获胜，右派的赞成核防务政策的提案被通过。
1963年11月，党的领袖盖茨克尔因病突然去世，此时他年方56岁，正处在他的精力和威望极盛的时期，许多人都认为他肯定是未来的首相。可是，他却患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盖茨克尔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9岁时父亲就去世。不过他自己认为他的童年是快乐的。青年时代，他求学于牛津大学，主攻经济、政治和哲学等课程，毕业后开始在诺丁汉从事矿工成人教育工作，赢得了矿工工会的信任和支持。他1927年加入工党，一年后到伦敦大学任教，先是讲师，后升任系主任，成为经济学家。与老一代工党领袖不同的是，他是经由知识分子、高级文官的道路进入工党最高领导层的。
盖茨克尔的去世使右派失去了领导重心，结果选出了原属左派，后转变成中派的哈罗德·威尔逊出任工党领袖。这时，工党左右派都感到党在野的日子太长了，如果还不上台执政，将要衰落下去，两派必须停止争吵，拥护新领袖的领导，以争取大选的胜利。这样，两派都有合好的愿望，而新领袖威尔逊本人也具备把两派团结在一起的条件和能力。
威尔逊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任教，是个经济专家。他29岁时就担任了艾德礼政府的公共工程部政务次官，31岁时被艾德礼任命为内阁大臣，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内阁成员之一。以后，他又担任过工党影子内阁的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一向被誉为“工党的神童”。他精明务实，有学问而不是教条的学者，熟悉工人问题又不重复阶级斗争的词句，他原属比万派，曾和比万一起造艾德礼右派领导人的反。但是后来他又演变成中派，游离于左右派之外，所以有人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被左右派都接受。他在社会上有“无阶级”的形象，颇受欢迎。尤其是他才华横溢，口若悬河，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保守党领袖霍姆勋爵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因为后者即不懂经济，又讷于言辞。威尔逊任领袖不久，便推出了他颇具新意的政策思想，主要内容是提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号召科技、经理人员同工党合作，改造工业，发展经济，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新的社会。他的这一政策思想很引人注目。到1964年大选时，威尔逊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已是一致公认的，工党给人们的印象是，它至少同它的对手一样团结。1964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以4席多数险胜（工党得317席，保守党得304席，自由党得9席），结束了长达13年的在野时期。党内两派也暂时停止内讧，党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二节 极左狂潮
1964年工党执政后，开始比较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执政地位，两派都十分注意保持团结。工党在议会中虽是微弱多数，但是领袖的地位却照例得到了加强。在随后的17个月中，即在没宣布重新选举之前，党内很少有人想去攻击这位在议会中只比反对党略占上风的首相。威尔逊本人也努力以保持两派平衡的方式来维系党的团结。他组成了一个包纳左右两派代表人物的内阁，同时也尽量回避谈论象党章第四条这样的敏感问题，而是提出技术革命的口号，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这样工党享受了少有的两年党内和平。
然而，威尔逊内阁毕竟是一个平衡左右两翼的内阁，与右翼占绝对优势的艾德礼内阁大不相同。威尔逊只是凭借其熟练的政治手腕而超然于左右两翼之上，把握住对政府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工党上台时在议会中仅有5席的多数，不久又在补缺选举中丢掉几个席位，最后只剩1席多数。这种局面使威尔逊政府很难有所作为，不仅不能兑现在大选前许下的宏愿，而且连面临的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问题都难解决。因此，在当政17个月后，威尔逊决定于1966年3月提前举行大选。
对威尔逊来说，大选是成功的。工党赢得了363席，保守党只得了253席，自由党得12席，其他小党共得2席。工党在下院有96席的多数，大大超过正常任期所需要的足够多数。工党的得票率是47.9％，有2.7％的选票转向工党。这次选举的成功再次提高了威尔逊在全国和党内的威信。这表明，自从工党上台以来，与保守党领袖相比，威尔逊的个人才能给选民留下了更好的印象。然而，选举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这意味着，工党议员们今后可以在议会中更随意地批评自己的领袖，甚至在议会外拒绝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无须顾忌会因此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工党内部战火首先在外交政策上重新燃起，其焦点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在60年代初保守党政府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时，工党内多数人，尤其是左派持反对意见，就连盖茨克尔也持这种态度。1962年在布莱顿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他发表演说，呼吁维护多种族的英联邦，并把参加共同市场比作“一千年历史的结束”。他的演说博得了非常热烈的喝彩，一位工会领袖表示，他的工会愿意为印刷100万份这篇演说稿承担费用。不过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工党领导集团的态度有所改变。在1966年大选中，威尔逊提出了“在条件适当时英国将参加共同体”的主张，然而却遭到左派的反对。经过斗争，威尔逊终于取得了党内多数的支持，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在议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工党有35名议员投了反对票，50名弃权。但是，法国戴高乐总统以英镑贬值，英国经济疲软，不宜于此时加入共同市场为借口否决了工党政府的申请。
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党内两派也存在着斗争。其中较突出的是越南战争问题。南越政府在对付由北越政府援助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斗争中显得无能，美国介入南越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轰炸机对越南南方和北方的目标进行猛烈袭击，轰炸目标甚至逼近中国的边境。而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政府却在外交上支持美国政府。党内左翼，也包括一部分右翼，反对政府的这一立场，哀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暴行的报道，这种感情变得更强烈了。然而，工党政府不想割断与美国结成的联盟，而是要继续依靠这一联盟以防御苏联人可能对西欧的侵略。
工党内更加激烈的斗争还是在内政上。从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繁荣时期到60年代中期工党执政时已渐渐消逝，经济增长趋于停滞、下降，失业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率上升，国际支付状况恶化，特别是英镑危机不断，终于导致1967年的英镑大幅度贬值。威尔逊政府为缓和英镑危机而推行紧缩政府开支、提高一些消费品的间接税和冻结工资的政策，引起左派的不满和反对。
威尔逊政府越来越向右摆动，这使党内左派感到失望，于是工党议会党团内部的左派势力重新集结起来，组成了“论坛派”。在这之前，工党内部就已出现了一些左派组织，不过他们基本都是在议会外活动，并且观点庞杂，步调不一，没有对工党领导权构成直接的威助。而“论坛派”则是在议会内活动并奋力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论坛派”因以《论坛》周刊为活动基地而得名。其成员许多是记者、作家和工会活动家。接替比万任《论坛》主编的富特就是一名知名的记者。“论坛派”的崛起是工党日渐左倾和右派逐渐失势的标志。不过在60年代下半期，“论坛派”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其主要活动是批评威尔逊政府的内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