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全部的安全保障，并且认为完全凭自己的能力足可以保护自己和盟国，而日本也安于遵守“和平宪法”，专心地在美国所提供的和平环境中重建本国的经济。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特别是到了越南战争时，美国开始试图促使它的盟国日本在军事上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但是日本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因为日本从美国的保护伞中受益非浅。日本不仅很快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在对美贸易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到1989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约5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有人认为：保护日本安全的费用一直由美国的“生产者以赤字、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方式承担着，而日本人却在低得多的利率和通货膨胀下展开经济活动。美国时不时因为与苏联的代理人发生战争而使自己的社会受到扰乱，而日本却避开了战争，它从美国的霸权中充分得到利益。这意味着日本人在欧洲的各个前殖民地以及甚至在美国本国到处挖美国的墙角。”
美国人的这种反日情绪到了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美苏关系的缓和而日益上涨。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竟以反日作为竞选主题。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是苏联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大选中成为争论中心，而是由日本取而代之。日本这个美国的忠实盟友竟然成了美国党派斗争中被利用的工具。之后，一次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人已经开始将日本视为比苏联更大的敌人。一次麦格劳—希尔民意测验表明，22%的美国人认为苏联的威胁是严重的，但是68%的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所面临的更大的威胁。“日本威胁论”开始在美国兴起，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美贸易磨擦的加剧越来越升温。
当“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兴起的同时，对美国说“不”成了日本的一股潮流。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一出版，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在美国激起了不小的震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石原慎太郎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此书暴露了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有人认为，此书表明“日本经济自信程度的上升已经导致政治自信程度的上升”，“美日之间的经济争执”已开始变成“政治争执”。一些战略家开始反省美国的对日政策。正是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安全担保，日本才能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又是“因为美国方面要求日本为它自己的防务多分担些负担以及对重新武装更积极一些，日本才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一支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才会成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既然日本已被迫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接下来它必将在军事上也确立自己的地位。”
正是在美日同盟失去原有基础，美日两国公众相互敌对情绪增强的时候，美国学者出版了《下一次美日战争》一书，向美国决策层敲响了警钟。该书作者认为：虽然冷战宣告了结束，美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世界并不能从此享受太平，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不是不会受到挑战。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首先是在冷战期间由美国扶持起来的日本，只不过是在新的格局下，美日争夺的重点是在经济方面，而政治和军事则处于次要位置。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日本已经认识到，要保住其经济实力就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构成其经济命脉的石油和原料的进口。美国若要继续使日本听命于自己，就必须牢牢控制西太平洋地区，扼守日本进出口贸易所依赖的海上通道，而这又必然会引起日本的反击。这就是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主要原因。该书作者还为美国决策层献计献策：美国要想长久控制日本，必须对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的构成以及美国在全球军事力量的部署进行全面调整，大幅度削减陆军和核武库，大规模扩充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把空军的作用从支援陆军改为支援海军行动。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出现美日对抗的苗头之前抢先一步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力量，迫使日本屈服，从而可以避免第二次美日战争。
应该说，《下一次美日战争》过高估计了美日之间的矛盾，并且将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看得过于简单，对世界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但是不管怎样，书中所分析的美日之间的基本矛盾即经济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在冷战后呈现出日益尖锐的态势。美日经济竞争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两国间的贸易磨擦。
战后日本对美贸易出超最早产生于1965年，自那以后，日本始终保持对美贸易出超，而且数额越来越大。美日贸易磨擦始于70年代。为了阻止日本产品的涌入，美国从1970年开始对日本向美国倾销化纤制品等提出起诉，同时日本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从1971年开始对出口到美国的化纤产品、餐具、钢铁等实行“自我限制”。70年代初，日美贸易磨擦构成了美国搞“尼克松冲击”的重要原因。不过这时日本对美贸易的出超仅为十几亿美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加紧开发研制节能型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节能型汽车。那些“短、小、轻、薄”的产品，再次敲开美国市场的大门。到1976年，日本对美贸易出超一举达53亿美元。在美方的要求下，日本再次进行“自我限制”，减少彩电的出口。然而，日本又用廉价节能的轿车进军美国市场，两年后，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不仅未减少，反而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美时，与卡特总统就双边政治与经贸关系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经济贸易领域的磨擦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严重问题”。尽管每当两国贸易磨擦激化时都是日方做出让步，但是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仍然呈急剧上升的趋势，到1986年达54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对外贸易赤字的38%。
进入90年代后，美日贸易磨擦进一步加剧。1991年5月，“日美经济结构协商”发表第一份年度报告，日美双方都作出一定改进本国经济结构方面的承诺，但一纸文件不可能遏制日美贸易磨擦的势头。1988-199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一度有所下降，但从1991年起，这一数字再呈升势，为434.3亿美元。而且由于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这一年减少了35%，为662.5亿美元，使得美对日贸易赤字占美贸易赤字总额的65.5%。在贸易磨擦加剧的同时，金融、投资领域的磨擦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政界人士认为，日本证券金融体系完全是靠金钱和封闭的人际关系所垄断，别国很难打入进去，美国应当采取措施，拒绝日本银行在美扩大业务，迫使日本于1995年有条件地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随着日元的升值，日资大举进军美国。1990年，日对美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而美对日直接投资仅为6亿美元。美日经济磨擦影响了两国民众的感情。美国人指责日本正在将美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而日本人则反击说美国将日本视为“精神殖民地”。1992年初，美报界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美反日情绪加强的人为65%。对两国贸易磨擦的原因，两国民众看法更是大相径庭。据日本某机构调查，日本有57%的人认为日美贸易磨擦的责任在于美方，而美国则有93%的人认为责任在于日方。
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了要重视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因此克林顿执政的头两年，将经济安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甚至是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在对日关系上，美国将解决对日贸易入超置于对日政策之首。这种经贸战略的变化必然对日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冲击。据美国一些媒体报道，1993年5月，美国政府秘密拟定了一项对日经济战略，要在1996年之前使日本将其对外贸易出超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压缩一半，为此要求日本提出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的具体目标，并限期实现。日本曾一度担心，一旦届时未能达标，美国将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然而，宫泽内阁一反以往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做法，对美采取了强硬态度。1993年4月，宫泽访美，克林顿对其施压，要求对日制定数量，但宫泽却表示不赞成这种管理贸易的做法。随后，日本有关机构还提出了《不公平贸易报告》，指出美国存在着如滥用反倾销措施、单方面制裁、出口数量限额等诸多问题。通产省还对美征收日钢铁出口倾销税之事首次决定将向关贸总协定起诉。7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9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克林顿再次对日施压。在赴东京前，克林顿曾向国人承诺，一定要让日本改变态度。然而在宫泽的周旋下，双方最后只达成了一个互相都作了让步的“一揽子经济框架协议”。事后，日美对该协议各有各的解释，实际上使之成了一纸空文。
不久，宫泽下野，细川内阁成立。细川完全继承了宫泽的对美政策，坚定地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在1994年2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上，细川对克林顿说“不”，致使会谈破裂。在会谈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日本仍然不愿意对美国的产品开放市场，它是西方七国集团中市场最封闭的国家。而细川则强调，日本不会缓和在这方面的立场，不会接受数字指标。事后，美国发出了要对日本实施制裁的威胁，迫使日本做出让步。此后，美日之间的这种斗争—妥协—斗争的游戏接连不断，而最终总是日本做出妥协。
二、美日同盟：亚太小北约
从明治维新后起，日本就确立了“与强者为伍”即与大国结盟的“外交信念”，二战后又将这一信念具体化为与美国结盟。正如吉田茂所说：“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这一思想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至今仍在日本外交决策层尤其是自民党内占主导地位。1978年出版的日本自民党政策丛书《综合安全保障》对与美国结盟的理论做了系统的阐述。其要点是：（1）同盟政策有利有弊，它能增加朋友，但同时也明确了敌人，利弊得失全看如何运用。（2）运用结盟政策有两个“秘诀”，其一是不加入“弱者同盟”，而加入“强者同盟”，与强者为伍；其二是即使结盟也要力避同敌对国家关系恶化。在国际政治中，和平时期不存在绝对友好的国家或绝对敌对的国家。国家之间只存在相对的友好性强些或敌对性强些的关系，因而不必要敌视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导致关系恶化，而是应该缓和或减少对立。（3）中立政策会使自己处境十分不稳定，不参加同盟，不与人为敌，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不偏不倚并不容易。（4）日本必须坚持结盟政策，而且必须是同美国结盟。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内阁虽然更迭频繁，而且右翼势力对美国说“不”的倾向曾一度严重影响日本的对美政策，但历届内阁都宣布“坚持日美安全体制”，就连60年代曾激烈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日本社会党也随着参加联合政府而将日美关系作为外交基石，放弃了“中立”政策。本来，随着冷战结束，日本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已大为下降，那么为何日本政府仍将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日美双边关系的核心呢？日本政府认为：第一，日本由于受到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只靠本国单独的能力，万无一失地应付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威胁，保卫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同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又与自己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美国结盟。第二，日美同盟对维护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依照《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可以在日本驻军，并可以使用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承担“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使命。第三，《日美安全条约》不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还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友好关系的基础”。第四，日美关系是日本整个对外关系的基础。冷战虽已结束，但亚太地区形势仍很复杂，朝鲜半岛、南海群岛、日本北方领土等问题仍悬而未决，日本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地位，加强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需要以日美同盟为依托。
冷战结束后，日本要走向政治大国，一方面要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日美同盟，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日本国内确曾出现过“重亚论”与“重美论”之争，后来“有侧重的平衡论”将这个矛盾解决。“有侧重的平衡论”提出，日本应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美亚并重，在美亚之间协调，发挥“亚太中心作用”；对日本来说，不存在究竟是美国还是亚洲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日本的最佳选择是既与美国合作又与亚洲合作；日美合作也是亚洲大部分国家所欢迎的，因为这有利于维持亚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前首相中曾根等人建议：把促进中美合作作为大战略，在亚太地区建立既包括亚洲也包括美国的“大平洋经济文化大厦”。
海湾战争后，日本曾一度出现“联合国中心论”和“日美轴心论”之争，最后产生“有重点的调和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日本既要搞好联合国外交，又要搞好对美外交；日本在应付世界新的多样性威胁与挑战时要借助联合国，而在对付直接威胁方面则需要依靠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仍是美国外交重点，一旦联合国与美国有矛盾时，日本仍将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