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不能新年伊始就请病假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来混了一节课，整节课都是昏昏然，也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当然学生们也绝对不会对我提什么意见，因为他们也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所以我混了一节课，也没有愧疚感，只是想早点回家睡觉。刚走到二（4）班门口，我仿佛听见有人喊我：“元老师，元老师。”之所以不敢肯定，是因为这声音很悦耳，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名字从来没有这样动听过；虽然我当时有些头晕，但对于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的。
我回头看了一下，才明白我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好听，因为那是“校花”在喊我。有一天晚上，我蹲在厕所里，二（3）班有两个男生跑到办公楼教师厕所抽烟，边抽烟边讨论谁是一号“校花”，谁是二号“校花”，结果认为二（3）班的朝烟是一号“校花”，二（4）班的石榴青是二号“校花”。不过他们不知道我蹲在隔间里，所以回到教室里还道貌岸然的。
我意外的收获是知道自己是两朵“校花”的语文老师。
我就觉得那是最有价值的一次入厕。
好吧，还是回到声音上来。听到这意外的声音，我只得意外的停了下来。
“你31号为什么不看我的节目？”她上来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
“什么节目啊？”我有些奇怪地问。
“元旦文艺演出啊！”她有些失望，“我是主持人嘛！”
我本想说，我从来不看这类节目。当然我不看节目，倒不是学生演得不好，而是讨厌校长喜欢在**时亲自登场，唱他的《打靶归来》；而且，我还得和其他老师一样，鼓掌表示敬意。我第一年到B市一中来，听了他的演出，还拍了几下巴掌，表示1对其勇气的鼓励；同时这样也可以暖和暖和手掌。后来，就逃避了。当然，我没有和朝烟说这些话，只是假装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主持人。”
“难道你去年的元旦演出也没有看吗，也是我主持的？”她似乎更失望了。
我像做错了什么，低下了头。唉，别说去年的，就是前年的，我也没有看过啊！这时，我发现二（4）班的学生们都从窗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特别是女生，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于生活枯燥的高中生来说，不要说一个男教师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一只公蚊子和一只母文字在一起，也会让他们感到快乐，假如他们能分辨出蚊子的性别的话。
我急于摆脱这种当蚊子的窘境，就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明年我一定看，一定看！”
“明年？明年就高三了，哪还有机会上台啊？”她倒无限惆怅起来。
我也不知怎么说才好，觉得自己真的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说：“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怎么办，”她哀怨地（这是我事后的回味，当时还没有注意到）看了我一眼：“看来是没有办法了。”说完，在其他人比较惊异的眼光中怏怏地回教室了。
我也飞也似的跑回了办公室。
不过我现在却睡意全无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呀？
我很想问一问对面的胖阿翠，因为她对于这类事情有着天才的推断能力；但我不敢问，因为她是我们办公室最八卦的人物。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弱智的人物，虽然自从谢红叶投奔“成功男”以后，我几乎没有碰过女人，但我对于女人的基本感受还是保留着的：这个叫朝烟的女生唐突地问这个问题，只能说明，她对我这个离婚半年的男教师有了一点儿那个。那个是什么呢？我也不能直说了，反正我当时对自己“肃然的有些起了敬”。
到了晚上，我到办公室准备集体备课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到了顶峰。
其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正对着学生们的文章发笑，突然进来一个人，她就是朝烟。很明显，她是有预谋的。
我有些激动。你们千万别笑话我，不激动的人应该有问题。
“你有什么事啊？”我还得装着很镇定的样子。毕竟是老师嘛！
尽管一年半以后，朝烟捏着我的鼻子说：“你当时的眼睛好色啊！”但我相信她是栽赃。
“啊，是这样的，”她到比我镇定，“我那天当主持人，照了几张照片。嗯，我送一张给你——你喜欢哪一张？”
她把几张照片摊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也来不及细看，怕来了人哪，就随便拿了一张，“就这张吧。”忙把它夹在备课本里。
她笑了一下：“你最喜欢那张吗？是不是那张最，最漂亮？”
我忙低下头：“嗯，嗯，也许，啊，不，都漂亮，都漂亮。”
她嘻嘻地又笑了：“那就送给了。你可不要掉了！”
我讪笑道：“那怎么会呢！”
“好吧——老师再见！”
我回头一看，原来胖阿翠进来了。
朝烟的反应还真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胖阿翠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朝烟的背影出了办公室，又用更加疑惑的眼光盯着我，半真半假地说：“我说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原来是和恋爱专家、大名鼎鼎的朝烟有要事相谈哪！”
我狠狠盯了她一眼：“少胡说！”
心理却怪怪的，不知是不是为了“恋爱专家”那几个字。
胖阿翠有意味深长地说：“你可小心点，这种女生专门猎杀男教师。嘻嘻。”
我心甘情愿，我很想这样说。当然我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少废话，快准备吧，今晚集体备课，你是中心发言人。”
“是啊，我知道，我的组长大人。”
朝烟送了照片，还有下文呢。
第二天周记交上来了。她先是大谈特谈了一番余秋雨，然后看似漫不经心地写了一句：“老师，那张照片到底怎么样啊？”
我可不敢在上面批阅我的意见，只好夹了张白纸，写了几个字：“还可以吧。”这也是我的真实意见，虽然她长得很漂亮，但那照片确实太差：一个花季少女穿着那老气横秋的旗袍，实在不配。我敢说，她穿上麻袋，也比这个好看。
但是，我到底还是把她得罪了。
周记发下去的第二节课是语文课，我一进教室就发现她的情绪不对头，把课本弄得“哗哗”响，口里嘀嘀咕咕的，也不知在说什么；同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我有些惭愧，不该如此轻率地评价她的玉照啊！
我用比较抱歉的眼光看来她一眼，才开始上课。但她根本不理我，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想点她回答一个问题，缓和缓和气氛，又怕她不给面子，弄巧成拙。结果忐忑不安地上完了这节课，自己也觉得没有上好。唉，其他60个人何辜之有，又跟着浪费了一节课。我们可是重点中学，培养的都是精英；浪费精英的时间，是对社会公德的蔑视。
下了课，我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又偷偷地把照片拿出来，欣赏欣赏了一番。如果不在乎那可恶的旗袍，她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在我们这3000多人的高中里，恐怕不多：标准的瓜子脸儿，白净的皮肤，略翘的鼻子，微带笑意的眼睛，略显夸张的嘴巴。
我终于明白了，她以为我说她不漂亮！
咳，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老天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我一个堂堂的高中语文教师，怎么连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清楚呢！难怪谢红叶离开我去投奔“成功男”，没有半点犹豫，看来她已认定我这一辈子是个窝囊废了，就如朝烟在两年后的四月一日跟我分手时说的那样经典：“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不了。”
唉，她如果当时认清我的本质就好，也就不会有后面这些轰轰烈烈的故事了；她当时还对我的一句不经意的评价如此耿耿于怀。
看来，我得想办法让她知道我的真实想法，不然，她会觉得很失败的，对于一个女孩而言，说她长得不漂亮，打击不异于说一个高级教师不会上课；更何况，她确实长得如此得漂亮，是男生们公认的校花。如果我不为她平反，实在有违教师身份。
但是，我怎么平反啊？我总不能说“朝烟同学，你长得好漂亮”吧？如果她这话传出去了，我元无雨岂不成了大色鬼；虽然我们男教师私下里也讨论哪个班得女生漂亮一些，但还没有哪个对女生说 “你好漂亮”。
也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个挑战。
不过我很喜欢挑战，我相信我能找到解决得问题得办法。果然，机会很快来了。
第三天早晨，我在食堂门口与她“邂逅”了，当时她正拿着两个馒头边走边啃。说实话，我有些难受，因为她只啃两个馒头；这么漂亮的女生只啃馒头，而没有喝鲜牛奶，实在不公平。
不过我明白我的主要任务是为她平反，所以就暂时忽视了馒头。我朝她喊了声：“吃早饭啊！”这当然是相对弱智的话，难道她是在吃午饭不成？
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因为她正在一心一意地对付馒头。我后来知道她的饭量很大，但当时对她的虔诚却很吃惊：不就是两个馒头嘛，有必要那样认真对待吗？
她有些惊诧地抬起头，看见我，她有些惶恐，嘴里有一大片馒头等待她加工，所以她没有回答我，不过那样子有些狼狈，甚至我也为自己的唐突而自责。一年半后我若干次提到这个精彩的细节时，被她暴打了若干次。
我别过脸去，不愿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头来，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只想说一句话，其实，其实，其实我觉得那照片，很好看。”
“真的？”她的眼睛里放这异样的光芒。
“是真的。”我说完，就快步进了食堂，也没有去观察她的反应。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食堂是学校的商业区，人群复杂。
像养在山泉里的黑玛瑙，谁看了都会赞叹、陶醉，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纯洁无瑕的眼睛，值得诗人写诗赞美。只有我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她的眼睛是陷阱，你一不小心看了，就会掉进去，挣扎不起；甚至，她的眼睛是中子星，是黑洞，有无穷的引力，定力不强的人很容易被吸进去，然后，坠进无尽头的深渊。
因此，到二（3）班上课，几乎成了一件很刺激的事，又恐惧又向往。我一般不会去看她，即使看，也是漫不经心的转到她的身后，偷偷地看她一眼，然后，迅速地离开，或者看其他人；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反应很快的人，不能让她回头看见我，看见我的眼睛里充满赞许，否则她会太得意的。
有时候，她实在不象话，整节课地盯着我，我的眼睛到哪里，她的眼睛就转到哪里，就像GPS那样死死地跟住我。要知道，这里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课堂，还有其他六十多人正睁着渴求的眼睛等待我传授知识啊！所以，有一天，我正在上一篇难度较大的文言文，她还是盯着我，根本就不作笔记，课本上一片空白；其他人的课本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知识点。
我走到她身边，严肃地说：“朝烟同学，你怎么不作笔记啊？你看××，都写了这么多。你说，这个‘病’是什么意思？”
“生病。”她大大咧咧地说。
“哈哈哈哈！”全班大笑。
“是‘批评’的意思。”她的同桌碰了碰她的肘，小声地说。
我发现她的脸“刷”地红了，比她当主持人的那长照片还要红；我有些于心不忍了，就说：“嗯，这个用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不过现在我们学过了，就要记下来，尤其是这种不常见的。”
此后她就一直低着头，也没有作笔记。我知道把她得罪了，心理颇不安。就偷偷地看她，有道歉的意思，但她根本不理。就是到了下课的时候，她仍旧低着头。同桌抿着罪偷笑，还用眼角的余光看我。我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飞快地跑了。
回到办公室，心里还不平静，有些烦恼，无名的烦恼。我也奇怪了。怎么开始对这个17岁的女学生在乎了，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校长每次开大会都要强调“正确处理男女师生关系”。虽然据传他自己比较喜欢在外面“打靶”，但他对我们可是非常严厉，弄不好就要你“下课”，好像这学校就是他自己的。
正想着这个事，我对面的胖阿翠跟我说话了，我吃惊的发现她的眼睛里居然有些同情，甚至相当的怜悯；我知道，我肯定有什么坏消息，而且是相当的坏，因为一般的坏消息，根本打动不了她这种八卦大王。
“你的手机刚才响了。”胖阿翠轻轻地说。
“嗯。”我说，等待着可怕的下文。
“响了好半天，至少有，有10分钟。”她接着说。我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接了我的电话阐述理由，也许电话一响，她就迫不及待地接了，肯定是这样，似乎她对我的私生活有着与生俱来的监督权利。只怪我粗心，没有关机。平常去上课，我把手机放在抽屉里，而且都关掉，至少改成振动。今天太大意了。
“后来呢！”我耐着性子说。
“后来，后来，我看它响个不停，知道打电话的人可能有急事，就，就帮你接了。”
“谁打的？”我紧张地问。
“我真不是有意打听你的隐私。”她还在喋喋不休。
“到底是谁？”我不耐烦了。
“她呀。”
“她是谁？”
胖阿翠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你连她都忘了——谢红叶啊！”
我的心一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过去的3年里，“谢红叶”是我眼里最美丽的三个字；甚至听见与它们读音相似的字，我的心都会为之一颤。但半年以前，我和这三个字绝缘了，因为这三个字的主人投奔“成功男”去了。
“她说了什么？”我问，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的人。还好，其他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没有谁注意我和胖阿翠的谈话。
“她说，她说她明天回来办手续。”胖阿翠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成分。看来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哪，可恶如胖阿翠者，也不例外。
“哦。”不过我这才想起来，尽管她投奔“成功男“已经半年了，但我们在法律上还是夫妻。
“她叫我转告你，”胖阿翠迟疑了一下说，“她叫我转告你，把两本结婚证都带上，她不到你家去了，她说她明天8点半在××街道办事处等你。”
“谢谢，我知道了。”我真的谢谢胖阿翠，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是谢红叶和我直接通话，她会如何说出这种话来，是我的家，不是她的家！她对这房子关心的程度可远远地超过了我啊，不过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你没有事吧？”胖阿翠轻轻地问，眼睛里居然不那么八卦了。我这才想起来，她也是个女人啊。
“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本本嘛！”我强作欢笑说。
回到家里，我又伤感起来，仿佛又感觉到了谢红叶的气息，听见了她一边收拾地上的书报一边罗嗦：“总是到处乱扔，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报纸看完了就放在茶几上，你看，厕所里也有！”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老老实实地收拾起那些书报；但下一次又忘了，所以这种抱怨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直到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咱们分手吧？”
我以为她开玩笑啊，就说：“分就分呗。不过，你说一下，为什么要分手呢？”
她递给我一张《武汉晚报》，指了指其中的“鹊桥会”上的一篇：“成功男36岁185硕士自办公司别墅两套名车代步年收入200万欲觅26岁以下身高160以上本科学历肤白貌美体态苗条之女士为伴”。
“我要去投奔他。”她似乎认真地说。
我笑道：“不是我舍不得你，就怕人家看不上你。如果你有信心，我也不阻拦。”
谁知我回家的时候，她真的不在家里，还留了纸条，说是投奔幸福去了。我还当她是赌气，回她母亲那里去了。便懒得找她，因为她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在内政变成外交的时候，我的态度一向很强硬。谁知她一去就是一个星期，大大超出了惯例。我再拐弯抹角地给她母亲打了个电话，她母亲说她闺女根本就没有回家。
她真的追求幸福去了！
痛苦是免不了的，不仅是失妻之痛，而是实在太丢面子了，我好歹也是一男人，虽然不是气宇轩昂，起码也是一表人才啊！和自己睡了两年的女人，说走就走，就像住了几天的旅馆，结账就走人；何况她连账也懒得结！
唉，她以前说她喜欢这些，我还当是她没有长大。记得认识她不久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并肩走在B市的大街上，看见B市最高的建筑——36层的税务大厦，我也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毛病，牛B哄哄地说：“将来我也会有这样一幢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