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济南市文联决定要我。条件非常优厚，给一套三室一厅；如评职称，报评副高；同时安排我爱人的工作。
对此，全家都很高兴。
但只有一个人不愿走，那就是我爱人小静。她的理由是：家在枣庄，从小在枣庄长大，兄妹们也在枣庄（她父母已过世，只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怕到济南过不惯。
爱人在家是最小的，从小娇生惯养，我又大她几岁，故平日里处处让着她。爱人不愿去，这下可难坏了我。更重要的是，她放出话来：“如果非要去，就离婚。”
这话把我吓得差点休克。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如果为了去济南而离婚，怕是有点划不来吧。
我爷爷那边倒着了急：“你怎么还不办手续，小心夜长梦多，共产党的事可是说变就变……”
“我……我……”我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一遍。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反应，末了，老头子才说了一句：“那我过去一下……”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是祈安哥送的他，专为他开了一辆东风牌卡车——他坐在驾驶室，打开车窗——哪怕是冬天，也得开个缝好散汽油味。加上大卡车的座位高，视线远，这样就可以不晕车。以后10多年里，包括他往返于沂蒙与济南，都是坐这种“专车”。
老头子的亲自出马，倒揭穿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爷爷来到后，并不动气，而是在一天晚饭后，同小静娓娓道来：“静儿呀，你虽然文化不高，但也上完了初中，应懂事理才是，新年能去济南工作，是大好事，这对他今后的写作事业肯定是有帮助的。济南是省城，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你怎么……”
“爷爷，我怕去了生活不习惯。”我妻子小声说。
“济南到枣庄不过300里，又不是去西藏，怎会过不惯？”
“我……父母不在了，我不愿离开我哥和我姐。”
“这更不是理由，姊妹们大了，都是应独立生活的。再说，过年过节了，你们就不会回来探亲吗？新年的妈妈、弟弟、妹妹也在这儿嘛。”
那时，我弟弟、妹妹已在枣庄矿务局机关工作，并且都已成了家。
“反……反正我是不想去。”妻子任起性来，谁也不好办。
当晚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爷爷突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新年，不对头，这里边恐怕有别的道道。不然，不会不明‘能上北京不去济南，能去济南不在枣庄’的大事理。要不就是真傻了。
一连几天，我爷爷不再谈这事。他除了逗逗我两岁的女儿娇娇外，就是吃了饭就出门了，直到晚上才回来。
到了第三天晚上，他悄悄来到了我写作的小房间：“地雷的秘密我探到了……”
“行了爷爷，你就别开玩笑了。济南那边又催了。”
“小静有了第三者！”那时“第三者”这名词刚刚流行。
我又差点休克：“瞎扯什么呀，爷爷……”
“是他小时的同学。”爷爷的口气丝毫不像开玩笑的。
“什么？同学？”这又是哪儿跟哪儿呀？
“那人已经在闹离婚了……”
原来，爷爷这几天去搞“侦察”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令我大吃一惊：小静确实跟他们单位的一位男同事来往密切。那人是位科级干部，已公开在闹离婚。这事单位里的人大多都知道。
“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写你的小说。”
“这不可能！”我大声忤气地说。
“你说你大小也是个作家，那人的条件不如你，是吧。”爷爷帮我分析起来，“但你架不住人家整天在一起呀，整天在一起难免会有感情。男女之间就是这么回事！”
仔细想想我有点认了。小静近来是有些不正常，比如讲，提前上班，下了班不按时回来，平时话不多，晚上不让碰，家务不想干，孩子不想看……“要不我找她谈谈。”
爷爷叹了口气：“没用的。女人在这种事上有一股邪劲，九头牛也拉不回。当年你二奶奶在山上同我闹别扭，就是这股劲，最后还是跟你那四爷爷跑了……”
“那该怎么办呢？”在这类事上，我是个低能儿。
爷爷想了想，一掌拍在写字台上：“以不变应万变！你立刻办手续，不要再耽搁。”
“那她要真的不去呢？”一想到好端端的家要散了，我的心里就……万没想到，爷爷竟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以为你不去济南，你这个家就能保得住吗？”
我的脸一阵铁青：“这……这么说，小……小静是下定决心了？”
“八九不离十。所以……”爷爷的长寿眉抖了几下，“与其去也是破，不去也是破，那就不如去了。男人，当以事业为重。有了事业成就，还怕没女人吗？凭你这龟孙的条件，咱得找个女大学生！”
没再作任何犹豫，我立刻办了调动手续。
果如爷爷所料，我的婚姻没撑一年，最终还是分手了。分手时，我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爷爷说，咱什么都不要就要孩子）。
半年后，前妻同她的同学结婚。婚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两人过得很好，在此，我祝福他们。
这段时间里，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叔叔去世了，死于心肌梗塞。
爷爷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老家，据说，他一听我堂哥打来的长途，当时就昏了过去，亏了祈安哥、刘奶奶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
我接到祈安哥的电话时，正在济南。我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当天就赶回了沂蒙（从济南到沂蒙比从枣庄到沂蒙方便多了）。
爷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祈安哥和刘奶奶照顾着他。他瘦多了，那股安静劲就像个还没满月的婴儿。听说我来了，他还有点不高兴：“你来干什么？工作那么忙。”
我知道他心里挺矛盾，又想我来，又怕耽误工作，就说：“我能不来吗？你这么大岁数了……”
“龟孙，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我没病……”说完，又笑了，说出院出院。
“爷爷，还是听医生的吧。”我知道，他这是见我来了心情高兴。
“医生得听我的。”他这就起身了，“你叔叔这个王八羔子，也没出息，也走在了我的前边。”
“我……”看得出，他心中百感交集，两个儿子都走在头里。按中国民间的说法，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
下午，人就出院了。连院长都拦不住他。
谁知，刚爬上三楼的家，电话响了。他倒挺麻利，一把抓起电话。只见他听了一会儿，脸色骤变，由青变紫，接着说了句：“……拿它只当擦腚纸吧，我不要啦。”
说完，啪地下扣死了电话。
什么事呀，发这么大火？我与刘奶奶、祈安哥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惹他。过了一会儿，我才悄悄问了一句。一问才知道这么回事：刚才的电话是公安局王科长的电话，他是向他老人家报喜的，说他的赴港通行证批下来啦！嘿，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难怪他把人家大骂一顿。
“怎么的？不该骂吗？人都死了，现在要那玩意有什么用。”他仍是余气未消。
那玩意擦腚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太硬。
但是，这“擦腚”的工作还得我去做。第二天，我抽了个空，亲自去了趟公安局，找到王科长当面解释清楚，并赔礼道歉。不料，王科长倒是个好脾气：“情有可原，情有可原。这事办得是有点嘿嘿，内地嘛……嘿嘿嘿，哈哈哈……”
两个儿子都走在了他的前边，这打击可想而知。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爷爷的心情才稍有好转。
我叔叔临终前的两个遗愿对他倒也是种宽慰——一、遗体火化（尽管台湾允许土葬），抽空将骨灰运回老家，安放在我奶奶、我三奶奶及小姑的身边。
“这还差不多，没忘本，没忘了老鹰崮……”看得出，老人家心里挺高兴。
二、叮嘱我堂哥制衡，一旦时机成熟，回家办厂。
第一个愿望很快实现，第二个愿望却跟大家想象得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