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是一位儒生，在他投靠刘邦的时候，带去了儒生弟子数百人。但是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所以并不向刘邦推荐他的弟子，而是专门把那些盗贼壮士推荐给刘邦。他的弟子对他很有怨言。叔孙通知道后，就对自己的弟子说：“汉王现在提三尺剑冒死争天下，你们这些人能跟随他去厮杀疆场吗？所以我现在向汉王首先举荐斩将夺旗的攻拔之士。你们要善于等待。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邦得天下之后，曾大宴群臣，那些追随他马背上征战的武将，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和刘邦为布衣时一样，刘邦很是不高兴。叔孙通将其看在眼里，明白自己用武之时已到，就劝说刘邦道：“儒者难与进取，但却可与其守成。今陛下初定天下，群臣不懂应有的朝仪礼节，陛下也显示不出应有的威仪。如果陛下愿意，我可召一些儒生来为陛下定朝仪。”刘邦生性对儒家的一套礼仪本是十分讨厌，但他也明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威仪天下，非儒家那一套礼仪不可。于是令叔孙通与诸儒生草就汉代的朝仪。
朝仪制定之后，刘邦令群臣勤加演练，不得有误，并于汉七年十月大会群臣，在这次朝会上第一次使用这套朝仪。群臣以尊卑次序坐于朝堂之上，饮酒既不敢仰视天子，也不敢大声喧哗。刘邦看到这种情景后非常高兴，说：“吾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向刘邦进言说：“我的弟子追随我已经很久了，他们与我一起编制了朝仪，请陛下给他们点赏赐。”刘邦就把这些儒生都赐为郎官。叔孙通把他得的赐金分赠给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很高兴地说：“叔孙通真是圣人，知道当世最重要的事务是什么。”叔孙通由此而成汉朝的儒宗。
“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之”。争天下与安天下有别，在用人时，自然也要遵循不同的艺术。应该说，叔孙通的那句话“儒者难与进取，易与守成”是相当深刻的用人原则。儒生提剑打仗，冲锋陷阵确实不行，但守天下，安天下，治天下，却是离不开儒者的。“治平尚德行，乱世尚功能”，刘邦之所以很快转变自己的用人策略，于即位后重用陆贾、叔孙通这样的儒生，正在于他明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用不同的人才。当然他并没有放弃继续使用萧何、张良、陈平等权谋之士，但关于如何治理天下，他开始更多地从陆贾和叔孙通等儒生那里汲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智慧资源。这正是他因时变化而用人的重要体现。
用人要审于权变，即要根据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情况，择其应变自如、临机解决问题者而任之。因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虽无六韬三略以治军，满腹经纶以治政，但才思敏捷，巧言善辩，应变能力较强，常能取胜于困难之中。晏子使楚，巧答楚王，不辱使命，即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能因势而择人，则不仅不能使其尽力胜任，甚至能招致失败。孔明错用马谡守街亭，使全军“陷之死地”，大败而回，此错虽在马谡，而诸葛亮也有临事错择其人之责。而实际上，马谡并非无能之辈，在诸葛亮率军征南之初，马谡曾就开发西南提出过一整套极其正确的建议，特别是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思想，在后来的南征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见，马谡确有其长，只是诸葛亮不能因势择人、审于权变罢了。
《围炉夜话》中说：“如果为人只知道循规蹈矩做事，而不知规矩的精神所在，那么就和戏台上的木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做事如果只知墨守成规，不知通变，那就像是照葫芦画瓢一样。”知变通和不知变通的区别就好比是画家与画匠的区别：画家能够独具慧眼，创造出全新的境界；而画匠只会循规蹈矩，以呆板的笔触，勾画一幅平俗的景象。
可见，用人之道的关键在于要随时而变，顺势而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用人之道随环境而变，首先是要做到对环境的适应。权变的用人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就像一个旅行者，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泥泞的沼泽和迷茫的丛林，终有一天会被“沼泽”和“丛林”所吞噬。有人研究过入主白宫的历届美国总统，发现他们在正式行使总统大权之前，大多要认真研究和仔细审视白宫的环境，以便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形势。罗斯福在他就任总统的前100天中，就从了解和熟悉华府的官僚制度入手，使自己完成了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他一上台就表现出如何利用这一制度去开展用人活动的非凡才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尼克松以及福特总统，上台前也都是因为经过了一个熟悉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过程，积累了扮演新角色的经验，才能在总统任上得心应手地开展用人活动。
适应组织系统的变化，这是用人之道随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组织系统也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周期，有它产生和消亡、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随着岁月的流逝，组织系统的各因素、结构方式等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权变的用人者应根据这种组织系统的变化，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用人风格和方式。管理学家研究企业组织的成长阶段，指出企业管理者的用人作风一般应随不同的阶段作相应的变化：第一，企业创业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拓能力；第二，企业发展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守业精神和行政管理能力；第三，企业成熟阶段，用人者应主要有创新精神和变革能力。
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特征，提出了一个随环境而变的用人方式“五型说”，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设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开创成立阶段；
二是维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稳定成长时期；
三是进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与外界出现冲突时；
四是防御型用人方式适合于企业的公共关系突发之时；
五是矫正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形象受到损害时比较适当。
重大节，宽小过
——赵匡胤宽容用赵普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贤能有短亦属常理。“重大节，宽小过”，以轻罚或赦免不罚来唤起有过者的良知，使其常怀感激之情，使之更加竭力效忠于己。
宋初名相赵普是我国古代著名贤相，陈桥兵变中拥立赵匡胤为帝他立首功。建国后，他为宋太祖出谋划策，用“杯酒释兵权”之计削夺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解决了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太祖对其信任有加，常亲往府中探视，商议国是。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一天，宋太祖往赵普府中探视，恰逢钱王叔以赠送海物为名派专使携信函和十瓶瓜子金送给赵普，东西刚放到庑下，太祖的车驾就到了，东西尚未藏好太祖就进来了。赵普当时的惊吓可想而知，因为太祖规定：为官者收受馈赠罪在不赦。赵普赶忙跪地请罪，言称自己尚未开瓶不知内装何物。聪明的皇帝当然明白钱王此举的用意，但他不动声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你就收起来吧！钱王以为贿赂你，寡人就会为你左右，也真是太愚蠢了。”没有对赵普实施惩罚，且待之如故。太祖的宽容大度，令赵普感激万分，因此更加忠心耿耿，竭力辅政，太祖太宗两朝的重大政绩，赵普功不可没。
可见，宽恕贤者的小过比杀之而后快更能吸引贤者。正因为宋初统治者坚持了“重大节，轻小过”的方针，四海之内的贤士争相投奔，争取了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吏，使贤者居其位，能者乐其职，为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乱，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重要保证。
“重大节，轻小过”是正确用人的一个重要方略，合理使用，会收到重赏严罚所达不到的效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从修身来讲，为人必须清、正、廉、洁。但过分的清正，就会变得刻板，不能对人持宽容厚道之心，也就不能容人。和人交往、共事、用人，该糊涂的，就要糊涂，该马虎的，就得马虎。尤其是领导者，更要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行船”，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便是这个意思。如果秋毫毕见，就容易让人觉得和你难以相处，愿意跟随你、和你共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终孤掌难鸣，难成大事。
轻小过不仅是指容忍下属的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往往和创新共存，成功多半与冒险同在。对于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失足跌跤在所难免。容人失败，可激发下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就一番伟业。遗憾的是，一些领导者往往不能容忍失败，动辄要下属立下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给下属造成一股无形的心理压力。虽然给予一定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允许其失败只会使下属畏手畏脚，驻足不前，于事无补，徒增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