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在不善决断
——韩信当断不断痛失天下
决断力是领导和统驭的根基，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能力。领导工作的最高职责就在于为保证组织或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作出正确的决断，尤其是战略性的决断。其决断的正确与否，从根本上关系着个人或组织的存亡和发展。
韩信平定齐国后，被汉王刘邦封为齐王。幕僚蒯通通晓天下势，深知此时是韩信成就霸业的最佳时机，便力劝韩信自立为王，和刘邦、项羽三分天下。
他拜见韩信道：“当初发难，群雄四起，人才云集，主要是为了灭秦。秦灭之后，楚汉相争，民不聊生。项羽起兵彭城，转战南北，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连年难以进展。汉王率军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之利，一日数战，却无寸之功，反连遭失败。臣观天下势，非有贤者，不能息争。今楚、汉两王的性命就掌握在将军手中，助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像将军之大才，据有强齐，并吞燕赵，拥甲兵数十万，得时西进，为民请命，天下何人不服，何国不从？将来宰割天下，分封诸侯，诸侯皆感恩畏威，争相朝齐，霸主之业岂不是有了吗？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良久才回答：“汉王待我甚厚，怎能见利忘恩呢？”蒯通见韩信被忠、恩所绊，继续说道：“越大夫文仲，存亡越，霸勾践，居功甚伟，尚且被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此为不易之论。试想，将军的忠信，恐比不过文仲吧！且臣闻将勇震主，往往自危，功盖天下，往往不赏。今将军已蹈此辙，归楚楚不信，归汉汉必惧，你又到何处安身呢？”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又下不了决心，于是打断蒯通的话，说：“先生勿再言，待我深思后，再作决定。”
蒯通走后，韩信想：“我以前追随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自从归汉后，汉王授我将军印，令我统兵数万，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古人云，‘乘人之车载人之患，衣人之衣怀人之忧，食人之食死人之事。’现汉王又封我为齐王，我若负德，必至不祥。且我擒魏豹、平赵、定燕、灭齐，战功颇多，汉王又怎能负我！”遂下了谢绝蒯通的决心。
蒯通静候数日，杳无音信，就又找到韩信，劝说道：“当机立断是聪明人，遇事迟疑不决会坏事。对于鸡毛蒜皮的小事，精打细算，就会遗忘了天下大事；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足以预知事情的变化，却因为决心不够，一直未付诸行动，此为百姓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虫之致蜇；良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战国大力士之名）之狐疑，不如庸夫之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哑语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将军速做决断。”此时，韩信已下定决心，不背叛汉王，当即答道：“先生勿要再言，我功劳甚多，又以忠信待汉王，汉王必不负我！”蒯通听后，知再说也无益，转身退出。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刘邦取得政权建立西汉后，韩信备受猜疑，最后被吕后借故杀害。临刑前，韩信仰天长叹：“我不听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韩信不善决断，最终身首异处，为后世英雄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就个人才智而言，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皆远在韩信之下，若韩信称王，三足鼎立，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见，事之成败皆在于决断。正确的决断能使社会各类资源诸如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要素达到最佳的组合，从而产生绝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错误的决断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可能会导致灭顶之灾。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中，许多企业的兴衰与成败，例如郑州的亚细亚集团、深圳的巨人集团等大型企业的湮没，就是决断的失误所造成的。因此，作为一名领导者，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决断这一事关全局的因素。
魄力能让人成气候
——诸葛亮巧设空城计
战争是个“不速之客”。“不速”，就在于它来势突然，变化纷纭，复杂难断。作为领导者在危急关头既要保持沉着、冷静的头脑，更要有坚决、果断的魄力。
不少领导，不是看不清时局的发展态势，也不是不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是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决断，而仅仅是由于领导者个人心性脆弱，不敢决断，或者错过了胜利的大好时机，从而导致了失败。但是，要成大业，领导者就必须具有雷厉风行的魄力，迅速、坚决地作出决断，惟有如此，才能在角逐中胜出。
诸葛亮误用马谡而失去街亭之后，紧急分兵各处，部署撤退。《三国演义》是如下描述的。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十余次飞马报道，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下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到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第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抚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尘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其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
“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未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言讫，拍手大笑，曰：‘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随军入汉中，司马懿必将复来。于是孔明离西城望汉中而走。”
可见所谓“空城计”一类的智谋，既要有智力，更需要魄力。对突发事件作出决断，领导者必须有处变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拿出对策的胆识和能力，才能化险为夷。孔明为何敢用“空城计”，而且如此成功呢？一是司马大军突然而至，孔明身边没有大将，而且兵员也很少。情急之下被逼无奈行此险着。正如孔明所说：“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二是孔明有将帅风度和气质。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所以才在极短的时间里想出退兵妙计。三是知己知彼。孔明了解司马懿生性多疑，而且也深知司马氏对孔明平时谨慎有深刻的印象。加之西城现有的条件，跑不远，守不住，只有用“空城计”方有退敌的可能。有人认为，“空城计”式的领导决断，可一而不可再。其实不然，任何奇计，只要用得巧，用得妙，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使用。
在现实中，往往有许多天赐良机，稍纵即逝。作为决策者，就要善于抓住这些良机，充分利用这些良机。如何抓住良机呢？这就需要领导者必须对事件有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有敢于对事件的过程和后果负责的精神和魄力。顾虑重重，畏畏缩缩，瞻前顾后，“一看，二慢，三通过”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因为在“看”的过程中，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在“等”的过程中，贻误了时机，加大了危险程度和解决难度，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天下人通病——当断不断
——袁绍难决大策屡失战机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许多事物的契机，常在一瞬之间，稍纵即逝。领导者如果缺乏敏锐的头脑，在需要马上决策的问题面前犹犹豫豫，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就会把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丧失掉，给事业造成不该有的损失。因此，作为领导者，在机遇面前要善于果断决策，果敢拍板。
汉朝末年，天下动乱，“英雄并起，割据州郡”。袁绍曾据青、冀、幽、并四州，“四世三公”，地广兵众，谋士如云，战将如林，其实力首屈一指，被公认为最有希望一统天下。但由于他多谋少决，难决大策的致命弱点，屡失良机，后在官渡之战中惨败于曹操之手，从此一蹶不振，郁郁寡欢而死。
袁绍第一次兴兵讨曹失利后退军河北。曹操乘势挥兵征讨刘备，许昌兵力空虚。田丰见有利可乘，便极力劝袁绍再次起兵攻打许昌，袁绍却以小儿有病，“心中恍惚，恐有不利”为由，拒不采纳田丰的正确建议。急得田丰以杖击地，叹曰：“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推搪，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再者如官渡之战的相持阶段，许攸曾抓到曹军的一个信使，搜出曹操写给荀彧的催粮加急信，他马上向袁绍献计：“曹操屯兵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令一军星夜抢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良机，两路袭之。”但袁绍却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拒绝了许攸的建议，在最关键的时刻贻误了战机。倘若袁绍能够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战机，及时采纳许攸的建议，那么很可能如曹操所说：“若袁绍用子远言，吾事败矣。”可见，当断不断，看起来似乎稳妥，实际却潜伏着更大的危险。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领导者谋而不决，等于无谋；决而不断，等于无决。身为领导者，必须统揽全局，成竹在胸，既要善于谋划，更要善于决断。对于看准的事情，要力排众议，果断决策，不为闲言碎语所左右。人云亦云，或“墙头草，随风倒”，是不足取的。
袁绍对三国时期的另一风云人物刘备亦是多次刀下留人，终养虎为患。白马之战中，袁绍听说斩他的大将颜良的是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他大怒，谋士沮授乘机建议除去刘备。当时袁绍指着刘备说：“汝弟斩吾大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说着就要将刘备推出去斩首。刘备从容答道：“天下同貌者不少，岂赤面长须之人，即为关某也？明公何不察之？”袁绍听后，马上改变了主意，反而责怪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遂仍请玄德上帐坐，议报颜良之仇。可不久后，关羽又将他的大将文丑斩于马下，谋士郭图、审配入见袁绍进言曰：“今番又是关某杀了文丑，刘备徉推不知。”袁绍听后大骂道：“大耳贼！焉敢如此！”马上命令刀斧手将刘备拿下问斩。刘备又辩称道：“曹操素忌备，今知备在明公处，恐备助公，故特使云长诛杀二将。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杀备也。愿明公思之。”毫无主见的袁绍听后，竟反过来责备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极是。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袁绍两次欲杀刘备，而刘备都化险为夷，从容应对，从中可看出刘备的机敏，更可衬托出袁绍当断不断，谋而不断的性格特征。
领导者见异思迁，出尔反尔，终究难成大事。广泛听取意见，让部属多提供几套方案都是必要的，但任何“外脑”和智囊都不能代替领导者自己的谋略。领导决断最忌讳的就是面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的繁杂意见时，抓不住要领而无从决断，以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
不会随机应变，自己吃苦头
——马谡机械布阵自掘坟墓
处理疑难问题，必须机灵而迅速，稍有迟疑，则祸生不测，难于收拾。《孙子兵法》曰：“将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将者死官也。”这段话无不体现出领导者在决断问题时的艰难处境，而惟一的解决之法只有依靠领导者灵活机动的头脑。随机应变，权宜制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历史上就有许多才华卓越之士在这点上栽过跟头，甚至误了卿卿性命。三国时期的马谡因囿于前人用兵之法而痛失街亭，以致身首异处，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秦岭之西，有一地名为街亭，是出入汉中之咽喉，也是诸葛亮进兵魏国的粮草运输要道。
司马懿在斩杀叛将孟达之后，立即进兵街亭。马谡自告奋勇请战守街亭，并立下军令状。临行前，诸葛亮特意叮嘱马谡：“街亭虽小，干系甚大，倘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却答：“吾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为以防万一，诸葛亮派出“生平谨慎”的王平为副将，与马谡共守街亭。
马谡、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势之后，却因如何布阵发生了争执和分歧。王平认为山势孤绝，没有退路，应在各个关口处筑起城垣营垒以挡魏军；马谡则主张在大道侧边的山顶屯军，以此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关于两人的争执，《三国演义》是这样描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