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和第七方面的内容则着重强调知识传播的途径和政府应对的政策。要创新就要使不同的行为者（包括企业、实验室、科研机构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大量的交流，以及在科学、工程、产品开发、生产和进入市场之间建立反馈体系。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网络社会，知识将在这个网络社会中传播。在这个网络社会中，接触和联合知识的机会和能力以及强化学习和利用，就关系到个人和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由此可见，创新知识应该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内容，而这个知识创新在现代网络技术上是要超出国界的。因此在这个创新体系里对知识的积累和分配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既然在知识经济中，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取决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那么就要求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有关科学和技术、产业与教育的相关政策应以知识经济为切入点。它包括：承认公司（企业）的核心作用；国家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承认对研究与培训投资起促进作用的激励措施的必要性；其中优先考虑的重点是（1）促进知识的扩散；（2）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这包括提供基础的教育，建立鼓励机制以便企业和个人从事终身学习和不断进行培训；（3）促进企业变化以增强灵活性。
§§§第三部分讲的是“科学系统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这个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1、知识的生产——开发和提供新的知识；2、知识的传递——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3、知识的转让——传播知识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措施；4、政府政策——尽可能定量测定科学知识对经济的贡献，这将为重奖科技人员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第四部分是讲“知识经济的指标体系”。这部分似乎是对第三部分的“4、政府政策——尽可能定量测定科学知识对经济的贡献”的具体阐述。因为要定量测定科学知识对经济的贡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不容易不等于不做，要做的具体领域包括：（1）知识的储备和流通——R&D（研究与发展）投入和流通指标；（2）知识的回报率——对就业、生产、生产率和竞争等给个人、社会回报的测定；（3）知识网络——知识分配力度指标和创新系统的其他指标；（4）知识与学习——人力资本指标，特别是与教育和就业有关的指标，这些都是与知识经济有关的重要指标。
这份年度报告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刮起了一阵知识经济“旋风”。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一边摆脱“诽闻”的纠缠，一边从容来往于美国各地，大力宣扬他的“新经济”。1997年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讲和报告中他一再谈到“知识经济”。他说：“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我们迈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战略，而实现教育领先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
1997年7月25日，克林顿在“全国小学联合会”上说：“为了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对美国的挑战，必须从儿童抓起，从教育抓起。要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学到他能够在激动人心的21世纪掌握取胜的东西。”而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是在2000年让每一个小学的每一个教室的电脑都与国际联网。
1997年9月26日，克林顿在一所社区学院发表演说，又一次谈到知识经济和教育问题。他说：“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其实质是知识经济；为了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美国需要采取新的经济战略：为了使美国在21世纪知识经济的新角逐中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产出，迅速以高新技术更新旧的教育手段，切实坚持教育优先的战略。”克林顿还充满激情的说：“在19世纪，受赠土地便是获得机会，正如有人给了你们在德克萨斯州的众多祖先那么一小块土地，就是起家的本钱。在21世纪，人们最指望得到的赠品，再也不是土地，而是联邦政府的奖学金。因为他们知道，掌握知识就是掌握了一把开启未来大门的钥匙——不在于他们拥有什么，而在于他们知道什么和能学会什么。”
克林顿特别强调：“终身教育是知识经济的成功之本。”“我们的目标在于：1、向所有的社区打开社区学院的大门；2、让两年制的学院既像大学又像今天的高中；3、保证每一个人都得以坚持终身学习，不会被迫停止深造。这是我们努力做的事情。假如这个目标实现，将会在美国爆发无穷的良机，并改变这个国家的每一位青年人的未来。”
一个重视国民教育的总统，不管有什么毛病，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功臣，反之则是罪人。
让我们再把眼光投向欧洲。1997年年底，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一分白皮书，题目为“为了建设一个知识的欧洲”。白皮书指出：信息技术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性质，改变着过去生产组织的性质，从而改变着整个社会。所有这些变化归根到底只有一点，那就是都引起了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的要求。为此欧盟提出了一个“可雇佣性”的概念，即要想被人雇佣，就得创造被雇佣的条件。
白皮书反省了欧盟一些国家对困难企业和失业人员的消极补贴政策，转而希望把消极补贴的钱用来扶持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用来培训失业人员。同时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变教育机构办教育为全民办教育，特别是企业要参加办教育；变一次性的学校教育为持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由以教授知识为主变为全面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会学习的能力。
这份白皮书给出了建设知识欧洲的六大基本目标：1、鼓励获取新的知识；2、促进学校和企业的联系；3、加强学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网络建设；4、反对社会排斥；5、掌握三种欧盟成员国的语言；6、建立欧洲教育空间。不难看出，这6个目标全部是围绕着知识这个核心来确立的：知识的生产、传播、获取、交流、共享、分配和受教育培训的平等性和普遍性。若目标实现，则一个知识的欧洲就可能出现。
再看日本。日本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近年来也增加了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日本总务厅公布的数字显示：1996年度日本研究与开发投资比1995年增加了3．4％，达到了15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
■倒下牟其中，警醒中国人
“知识经济”似乎于1997年下半年开始登陆中国，报纸、电台开始频繁报道知识经济，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的重视。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出要“科教兴国”，并把“科教兴国”当成这届政府的主要任务。因为“科教兴国”与“知识经济”是紧密联系的。虽然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撰文评说“知识经济”，但老实说，在我国还没有哪位专家和学者被称为“知识经济”的专家或学者。我们的研究似乎只停留在翻译、解释和说明上面，而且几乎都是“马后炮”似的。这种现象尽管令人沮丧，但能跟上来，还是值得欣慰的。
若以1997年为限，在这之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知识经济的范畴，只是没有把“知识经济”的口号直接喊出来，这并不是落后和缺乏创新，而是“知识经济”的提法似乎还有商榷的地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卢继传的文章《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文，该文阐述了知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论点，首次用了“智力经济”一词。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就是牟其中。提起牟其中，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些情况。一些媒体从前说他是“大陆首富”，后来又说他是“大陆首骗”。不过说他是“大陆首富”，对作者文冲倒没有什么影响。牟有个壮举，这个壮举国人可能都知道，那就是他的空手套白狼功夫。他成功地用中国积压的产品跑到俄罗斯换回四架图一154飞机，这一壮举被作者当成案例写进了《点子思维》一书。可是“大陆首骗”却使《点子思维》一书差点胎死腹中……想起出版前的最艰难的两个月，我至今仍心有余悸。那时，我仿佛已厌倦我写的书《点子思维》，因为，这之前由于“点子大王”何阳的官司，已经拖了近九个月了，出版合同早已签了并且定金也已付给我（签合同就给定金，这在作家出版社是罕见的），而一位二审编辑对我说：“要是何阳的官司打败了，那就成了骗子了，出了这书，作为国家级的出版社我们怎么办？”那时我如坠冰窟。等何阳的案子有了一点眉目，还没等我喘口气，牟的问题又来了，出版社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来因说牟是“大陆首骗”的杂志是非法出版物才使《点子思维》一书出版发行。其实无论是牟其中还是何阳，对于搞创新思维的文冲来说，是不可能去吹嘘和赞美他们的，只是就事论事，客观实际地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例来说明创造性思维罢了。《点子思维》对牟其中还理性地分析到：“若一旦决策失误怎么办呢？这有可能使牟再度沦为阶下囚。”
如今牟还在经营着他的事业，据说有些惨淡。前不久又听说被抓了起来，这些消息包括他的一些案例都已不再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既没有时间又懒得去核实一些是非。但牟的一个思想却让作者忘记不了，尤其是在今天大力宣扬知识经济的时代。他的这一思想比同时期一些外国学者的思想是超前的，与今天所说的知识经济是不谋而合的。这个思想就是他的“劳动合作制度下的‘人才资本论”’。
牟的公司叫南德集团。南德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企业？内部职工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从南德诞生之日起就在日益深入地探索，并试图解决好的一个有关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它的核心是财产归谁所有和效益如何分配？那时候牟其中便从马列主义人手给他的“人才资本论”找些理论依据。
牟说：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指出：唯一能创造价值的是劳动，批判了资本、劳动只是分工不同的理论。“劳动合作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实施这一理论的形式。但牟其中认为：“全民所有制即全体劳动者间接地共同占有社会财富。而实践证明，全民所有即无人所有，这种经济体制导致了低效率。劳动合作制则基于人才（劳动者）用自己的有效劳动创造了价值，他应当有权力直接占有所创造的财富。”所以南德人不承认货币对资本的权威性、垄断性，而把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资本。牟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和运用。南德拥护社会主义，因为其主要特征是鼓励人们通过劳动直接占有财富，使劳动转化成资本。因此，劳动合作制同其他所有制的区别主要在于：“不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货币资本的投入，只承认人才通过劳动转化而成的资本投入。”
牟在《南德视界》（南德公司内部刊物）上于1996年5月28日刊登了他的理论文章：
我们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关于智慧文明时代的思考
我们人类已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已进入了第三个文明阶段，那就是“智慧文明”。
每一个文明时代，最活跃的生产力都必须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文明时代的特征是人们所说的“信息时代”，个人电脑、大型计算机和互联网是他的硬件。而人类去综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种资源则是软件。而只有“人”才能去综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的建立实质是围绕着人去建立。
一、农业文明时代。是以劳动力的多寡来计算生产能力的大小的，当时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奴役奴隶、地主剥削农民；
二、工业文明时代。是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生产能力的大小的。那时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即资本奴役劳动；
三、目前我们正在脱离工业文明时代进入智慧文明。这个时代可能以智慧的多少来确定生产能力的大小，因此建立起的生产关系也应该是以智慧，亦可理解为复杂劳动为主体的劳动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在智慧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再也不是资本的力量，也不是简单劳动的力量，而是个人的智慧。
智慧存在于人的大脑，个人的自主地位是个人智慧充分发挥的前提，只有最广泛地与人合作，你自己的能力才会得以充分的发展，生产效率也才会如天文数字一般地提高。
牟的这一思想应该说形成于1994年。根据牟的这一思想，1995年初南德提出了威士（Wisdom智慧）理论，成立了“南德威士发展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章程：南德不承认资本的权威地位，而在生产中建立一种劳动合作关系。南德的股东不再是向公司投人了多少资本，而是投入了多少智慧（即威士）。南德把各员工占有企业财产的数额用“威斯单位”计算，它是根据其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和实际成果的贡献确定的，在经营实践活动中，南德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称为人才，人才的基本职能是进行有效的劳动。“威斯”便是这种“有效劳动”的量化，这就实现了劳动向资本转化的形式。
牟的这一思想是超前的，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被他很好地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没有很好的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很糟糕！甚至是令人恶心的！恶心到他的手下人“密谋反叛”，把他说成是“大陆首骗”，害得作者也跟着受了两个月的罪。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人类社会进步而提供过强大思想武器的人，尽管这个人生前可能犯过错误甚至犯过罪。我们应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我曾作过一首打油诗：
受罪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倒下牟其中；
警醒中国人。
应该说，这个“警醒”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就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与素质的脱节。比如说在牟的理论中他总是强调智慧的价值，那么资本的利益（也就是出钱的人的利益）如何体现呢？在牟看来，只能是利息那一部分，而利息是不高的（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过了七次降息），那么谁愿意把钱给他呢？除了银行，私人是不会把钱给他的。这有点异想天开又有点一厢情愿，更像“穷过渡”，“大跃进”。这也应证了在知识经济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测算知识和智慧对经济的贡献是不容易的。但未来的真正的“知识经济”时代应该像牟想的那样，而现在就说“我们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是不够准确的，它似乎需要一个过渡和一个接口。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经济？怎么会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本来作者想描述一下知识经济的误区，可现在看来还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格或足够的知识来指出知识经济的误区。因为一个严格得被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至今还没有出来。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又如百花齐放。作者或许仅能指出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的偏差或会使人走向极端。但我发现，无论各种观点怎样去阐释“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一经提出，却得到了很多人强烈的认同，包括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