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说：“想以作品谋生者，不是疯子也是傻瓜！因为这是根本难以办到的事！”我的确曾被人说成是“疯子”和“傻瓜”还有“神经病”，但当我出版了《点子思维》一书后，说我的人就不再说了。王老还有所不知，出版社曾给贾平凹、梁晓声开过好几十万元的稿酬呢？那些钱足够他们“谋生”了。
王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时间在1998年12月。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作者带着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烙印，艰难地走到了20世纪末的中国。如不革新观念，还能走多远呢？面对稿费是那样的“少得可怜”，可怜到若去买米做饭“那就死定了”；“墨迹转化为钞票，其周期之长，局外人恐怕并不深知”。我们能不能高声断喝——
稿费为什么那样少？周期为什么那样漫长？
这是一个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套着另一个计划体制下的单位所造成的恶果啊！而在市场经济中，这东西还要得吗？出版体制是那样地僵化、稿费是那样地低廉、脑体是那样地“倒挂”，王老不去反省，不去批判，却反而好像要让别人“逆来顺受”、“顺其自然”，这好吗？记得一个出版社由于怠慢，而使我跟他们“分了手”，结果一青年编辑竟“弹劾”其领导，认为是官僚主义而导致好稿流失。后来那家出版社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名”和“利”能不能去挣呢？相信这个问题本不应该被提出来！
随着市场经济全面深入的发展，写作的行档也必然要受市场规律的约束，作家的写作也完全要受到市场的检验。他不会再有“税粮”可吃，全凭他的作品吃饭，真正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机制与稿费机制也将应运而生。脑力劳动者的价值完全体现出来，到那个时候，若哪位作家能达到王老的文章最后所说的境界——凭最好的导师“兴趣”来写作的话，那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啊！
而现在的这种“悠者悠哉”是建立在一个不合理的需要变革的大锅饭的体制上啊！
其实就王老的文章本身来看，马克思说：“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这不正好说明了“作品”就是“手段”吗？作品是什么手段呢？作品是目的本身，什么目的呢？放在当时具体背景下理解，作品就是为革命，为斗争而进行宣传和鼓动的手段。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文章，而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迷信。
王老所说的“抄留底稿”的工作令人“简直会呕吐了”的情况，可以用高科技的电脑来解决。
在市场经济中，把作品当成手段有什么不好呢？作品它传达知识和信息，也是一种产品啊，是一种思想精神产品。它使读者获得知识和信息，又能使作品的生产者获得收益以维持再生产，这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现代作家应该具备的新的观念呢？这也好为机构人员精简找到一个“出口”。
至于“君不见一些浅薄无聊的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仅仅因为常在电视上露露脸，就居然纷纷耍笔杆，频频出‘大作’，喋喋不休谈感觉、谈怀孕、谈孩子、谈柴米油盐酱醋茶，再没法谈了就用倩影玉照取而代之也可……”
当我读完这段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是畅快，还是觉得酸气扑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老指的是谁。可是，我们能不能理性的，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想。人家的书之所以卖到几十万册上百万册，是因为人家把市场给挖掘出来了啊！而你的书没能卖好，是因为市场开拓工作没有做好啊！退一步说，该指责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出版发行部门。可出版发行部门也正逐步面向市场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怎样去要求一个人呢？难道要求他们都满腹经纶吗？要求他们都有很深很深的文化底蕴吗？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娱乐圈（把节目主持人也算在内吧）里的歌星、影星、笑星，很多人的综合素质都是不高的，但是人们消费的并不是他的综合素质，而是某一方面能满足别人要求的地方。人们去买倪萍、杨澜的书，是因为她们的书满足了购买者的某种需求，这种需求也许不是用来学习研究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总归是一个需求。
看到表演者在舞台上“煽情”，我们千万不要感到难受或肉麻，因为在某些时候，人类是需要“煽情”的，而从理疗的角度看，轻度的“肉麻”对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
倪萍曾主持过与科学家访谈的节目。结果一些人说倪主持得不好，并撰文抨击说她“没有文化”。后来这个节目也就中断了。这是一个让“亲者痛”的事，坦率地说：我们宁愿天天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科学家与节目主持人在交谈，以唤醒全民族热爱科学和崇尚科学家的热情，而不希望天天在电视上充斥着“哥呀”、“妹呀”、“情呀”、“爱呀”、“款呀”、“腕呀”什么的！要防止“北约导弹”，最终还是靠我们的科学家。我曾给科学家钱学森去过一封信。因为我的一些思路深受钱老的启发，比如“沙产业”开发和“硕士、博士论文要通俗化”等，信的地址写的是“中国科学院”。结果信被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虽然有关人员给我解释了大量的原因（钱老在中国科协，不在中国科学院），但我至今耿耿于怀。
说倪萍“没有文化”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她能有今天的成就，一定有着她的人生理念在支撑着她。我们只能说她没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即使是一个博士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的要求不能苛刻，就像某个人可能是电脑专家。数学家、艺术家，但他可能是一个“医盲”，你不可能要求他是个医学专家一样。《日子》一书使倪萍成了富裕的人，而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因此获得了几十万元的收入，出版社也因此赚了很多很多的钱，这些都是合法的收入，社会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为国家上缴了很多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营业税。他们不用再等着国家财政拨款，而是自谋出路，这与市场经济是多么地吻合啊！
七八十年代，香港演员多出身于社会最低层。没有受到多少良好的教育，大部分只中学毕业。后来有机会上一些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只能颁发类似大陆的“结业证书”。但却培养了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等众多明星，而他们几乎全从打杂和跑龙套于起。但是后来，港台演员逐渐重视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演员都具备了大专以上的学历。相比之下，大陆的一些有文凭的演员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和环境的影响，一些人往往演技并不怎么样，却经常自比艺术家，并喜欢摆出知识分子的“酷”相，且动不动就说人家港台演员素质是如何如何地差，这是很不好的。港台的演员不管多有水平、多有文凭，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二个“讨饭吃”的“艺员”而已，因此兢兢业业、敬业十足。
“‘讨饭吃’的‘艺员’而已”——“讨生活”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人，都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心态。因此，我们大陆的艺术单位（剧团、乐团、影视等等）在一般情况下，都必须逐步地告别“税粮”。我们应该能看到这个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大家都应该有颗包容心啊！我们看到一只孔雀开屏时是那样地美丽，我们只需要看它的美丽的翅膀就行了，而不需要管它别的东西。比如孔雀开屏时却露出了它的那个白肉直翻的肛门。当我们在影视里、照片上或现实中看到一位穿三点式的摩登女郎，在向我们微笑，如果我们感到美就足够了，一定不要想着去揭去她的“一点”。如果揭去“一点”就不美了，揭去了“一点”露出的不过是一块肉体，这块肉体时常是又臭又臊，没准里面还有些白带，精液、淋病、梅毒和爱滋病毒等等。人生可能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但里面可能还有几个跳骚。
顺便提一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千万别小看这块又臭又臊的肉体，它所承载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在所有人体器官中是最大的。我们只需留意一下每天的电视广告就明白了。
话说回来，我们人类毕竟就是人类，其它的动物当然是比不了的。我们都应该注意去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修养。那些娱乐圈（把节目主持人也算在内）里的歌星、影星、笑星自然也不例外。在前文的“知识经济”里，我们把娱乐业归人知识业产业，事实上，娱乐圈（把节目主持人也算在内）里的歌星、影星、笑星也在生产和传播着知识，而且是一些比较高层次的高雅的知识，而不是基础层次的知识，比如认字写字算数等。
“奴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由它而延伸出很多不良心态，如东方式的“嫉妒”等等！我们常常听人评论别人是“昙花一现”云云，这往往不是在鼓励人家，而是讽刺挖苦和揶揄。想一想，12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多少人想出一下名；每年春节联欢晚会，多少新手想与全国观众见上一面，以图混个脸熟，一些人演不上一个活人演个“尸体”也行……总之，不能昙花一现，能“昙花‘半’现”也行，能“昙花‘0．01’现”也行啊！我们应该能理解这种心态，有名才有利——能出个名并能挣着钱的人都是不容易的！我们既不要嫉妒他，也没必要羡慕他，因为他（她）毕竟付出了沉重的鲜为人知的甚至是难以启齿的代价并赶上了机会。而我们自己并不是比名人们笨，只是还没有抓住机会！而机会将是永恒的！
让我们不要再为那些事去打笔仗，那很无聊。让我们来读读我写的几篇文章，也许能体会出作品的目的和手段。
鸽子·刺猬叫、狗
我养了两只鸽子和一条小狗，一天中午又来了一只小刺猬。这是我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那个小村庄里发生的事。
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动物，分别给它们起了几个好听的名字。小狗是个母的，它妈妈是老叔家的狗，名叫“虎子”，于是便给它取名叫“虎妞”，与老舍笔下的“虎妞”同名，但不同姓，老舍笔下的“虎妞”姓“老舍”，文冲笔下的“虎妞”姓“文冲”。
小“虎妞”浑身黑毛，肚皮下往腿开始微微变黄；眉毛却是白的，老叔管它叫“白眉大侠”；两只耳朵搭拉着，但长一长，一只耳朵竖起来，再长长，两只耳朵竖起来——活脱脱一个德国小警犬。
鸽子是跟一位远房的亲戚要来的，也花了钱，不过优惠很多。我特意叮嘱要一公一母，这样它们在一起就不会寂寞了。鸽子送来了，我不认得公母，便以个头大小和强壮程度分别给它们取了名子叫“靓仔”和“靓妹”。怕它们飞走，开始先用胶条粘住翅膀，看它们痛苦的样子，便改成剪去翅膀。并用大纸箱做了个窝，垫上报纸，每天清扫。
有一天中午，我突然发现那个叫“靓仔”的鸽子不见了。找啊找，等找到了，发现它已凉了！硬了！死了！不知为什么，吃了老鼠药了吗？我很难过。于是拿来一个干净的塑料袋，把它正着放进去，扛起一把铁锹，下意识地来到那条通往长城的大路边。邻居的老头，我还得管他叫大爷，用手有力地示意，让我把鸽子给扔了，扔到桥下去。我当时大怒大叫：“能随便扔吗？！”我在公路边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我要把它埋在那大路边，让它的坟墓向东方，让它看见“白匪”都被消灭光，可一想到现在已经没有“白匪”了，就把“白匪”改成了“腐败”。
这条通向长城的路，有时一些汽车拉着警笛“哇啦哇啦”呼啸而过，去执行公务吗？否！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是去逛长城，去游山玩水。游山玩水也要拉着警笛吗？这不是腐败吗！因此，我要把它埋在大路上，让它的坟墓向东方，让它看见“腐败”被消灭光，听那百姓们在歌唱。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去，让它的头对着东边，又回家捧来一大把麦子放在它的嘴边，便慢慢地埋了它。
第二天上午，邻居家的五嫂过来说，她家飞来一只鸽子，像是个公的，喂不了，送过来。太好了。我的鸽子又有了伴。可它俩总是打架，新来的鸽子比“靓女”壮且大，总把“靓女”给赶到箱子外边。难道异性也要相斥吗？我困惑。有一天，五嫂说：“两只全是公的！”我释然。渐渐地两只鸽子混熟了，翅膀也硬了，飞进飞出的，但不飞走，每晚准时回窝里。可它们却不跟我亲——见我就跑！我很生气。看来同性相斥。
新鸽子来了两天，一只小刺猬也来了。我们给它东西吃，它边吃边发出“吱吱”的声。它的眼睛乌黑发亮，小眼珠嘀溜溜乱转，受到攻击时便缩成一团。“虎妞”过来凑热闹，但“狗咬刺猬无处下牙”。邻家五岁的狗盛拍手连说：“好玩！好玩！”五嫂过来说，给它成的东西吃就能发出像老头笑的声音。于是做了实验，真的有点像，但怕它咸着，早给它准备了水。喂到第三天，我发现小刺猬不太活跃了，也很少吃东西，总在原处打转转，像是后腿有了什么毛病。仔细一看，我被吓了一跳，原来它的左后腿有个伤口，伤口里已长满了蛆，在里面一拱一拱的，我居然一点也没感到恶心，而是击打着我的脑袋说：“太粗心了，太粗心了！”我开始为它治疗。用温开水洗伤口，把镊子用酒精消毒。蛆被一个一个的轻轻地夹出来，大小有七八个。我看到了血红白肉和骨头。我知道它疼，它在颤抖。也知道它将不久于人世，心里又难过起来。终于它也死了。这一次，我没有把它埋在大路上，而是把它埋在小路旁，依然让它的坟墓向东方，让它看见“腐败”被消灭光，听那百姓们在歌唱。
“虎妞”可是个宝贝蛋了，只是它太能吃，吃得比我都多，我真担心它会把我吃穷。它的毛越发的黑、密且锃明瓦亮了。我走到哪它跟到哪，摇头摆尾、点头哈腰的。于是我开始训练它不要那样总是点头哈腰的，可它总是不听。我说它，打它，可越说越打，它就越发地点头哈腰、摇头摆尾。我气急了说：“真是个狗奴才！”
一日，一个远房的亲戚跑来说要打死它吃狗肉喝小酒，我当时就大怒了说：“穷疯了吗？没吃过肉吗？你要敢打死它，我就敢……”遂再没人敢打“虎妞”的主意。
每天早上，我带着“虎妞”跑操。开始它不敢跳山涧和小溪，一次情急之下，它竞从水下楞扛了过来，成了一个落水狗。而当我进入高度紧张的创作之中时，身边的亲人都要被打发走的，剩下我自己一人，不是饿极了，就想不起弄饭吃，时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虎妞”便也跟着饥一顿饱一顿，鸽子也跟着饥一顿饱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的鸽子就更不理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