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这些工业大亨忙于将这个国家瓜分成私人领地，蹂躏社交首都，将自己的势力渗入到学校和教堂的时候，他们也带着不懈的警觉工作在政治领域中。在这里，公众舆论，正如它接受了铁路或工业巨头的金钱一样，似乎也欢迎他们通过政府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最高管理机构——国会、参议院，有时甚至是总统的内阁。
这些坐在参议院（人们幽默地称之为“百万富翁俱乐部”）中的商业大亨，还有成了他们亲密伙伴的众议员或州长，组成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当然，我们只会提到少许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南太平洋铁路的垄断寡头利兰·斯坦福、金矿矿主乔治·赫斯特（Geoge Hearst）、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主席昌西·迪普由、标准石油家族的亨利·佩恩、内华达富矿带的帝王威廉·莎伦和詹姆斯·费尔、矿主兼铁路运营商斯蒂芬·埃尔金斯以及蒙大拿铜业大亨威廉·克拉克。而且，在职业政客之中，有之前狡猾的商人或律师，例如詹姆斯·布莱恩、尼尔森·奥德里奇；也有银行家以及钢铁大亨，例如马库斯·阿伦佐·汉纳、詹姆斯·卡梅隆，以及他们之后的潘罗斯（Penrose）、普拉特、福勒克（Foraker）。此外，反对方也就是“出局者”，就像通常都是“执政者”的共和党人一样，也被商业大亨或公司法律顾问所率领。正如在克利夫兰时代的威廉·惠特尼、奥利弗·派恩以及詹姆斯·希尔一样，较早的时候，奥格斯特·贝尔蒙特以及塞缪尔·蒂尔登在民主党的领导阶层中也拥有颇高的地位。
在美国的政治委员会中，每一个工业团体或者每一个大垄断组织似乎都直接代表着自己，也就是更好地“使他们自己以及这个国家变得富裕”。总的来说，他们所宣扬的实际政策都得到了非常坚定与忠诚的执行。尽管他们追求的总体目标似乎是矛盾的，但他们还是能够成功。
这些矛盾存在于民主制度、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特权中。尽管这些工业大亨在他们的日常业务中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他们还要面对民主，以及针对个人主义的立法机构、司法和警察部门。很快，这些大亨就发展出了一种应对民主的技巧。这些大亨几乎完成了对整个国家自然资源的征服，并且自己拥有了巨大的资产或占领了贸易的“窄口”。随后，他们就极为高兴地在国内宣扬完全的自由主义。他们极其渴望使现存的私有资产变得神圣化，并且得到美国所有权力机关的保护。这些大亨在商业中已经赢得了非凡的经济特权。他们明白没有必要去反对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残留物整个地留给人民，他们将会保持所谓的大众自由的全部宪章原封不动。最后，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项财政政策，这些大亨主张“稳健货币”。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成功地推进了保护性关税。而且，为了驱赶其他种族或其他肤色的掠夺者，为了保护他们国内外正在增长的投资，他们主张大海军政策。
这些资本大亨或他们的律师几乎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地区，一开始就都展现出了要成为共和国总统的显着热情。在加利福尼亚，为了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有用的措施，为了让斯坦福选举为州长或参议员，太平洋“四人帮”的助选活动都是在公开中进行的。在民意调查时，这个“四人帮”将大量金币扔到了大众之中。在俄亥俄，使亨利·派恩在1884年升迁为参议员的竞选活动是在会客厅的密室中进行的。此后，一场现钞的“洪水”蔓延了俄亥俄州，黄金在落基山以东的地方都变得不再寻常。几年之后，在蒙大拿的山脉中，两位铜矿大亨马库斯·戴利和威廉·克拉克之间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决斗。他们双方都想要进入参议院，为此，双方都购买了报纸媒体 ，并且在公众的脑海中中伤彼此。最后，在经历了10年的筋疲力尽的斗争之后，直到克拉克去了华盛顿，一切才再次归于平静。
但是，正如安德鲁·梅隆所观察到的那样，有一天他对乔治·哈维上校说：“一位好企业家去从政，总是一个错误。”鉴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尽管这些大公司主人的直接介入似乎合乎逻辑，但是这种直接介入通常被证明是不幸的。因此，亨利·派恩在参议院中的天真举动使得他的参议院同事们倍感愤怒。当参议院正在讨论对付铁路公司或垄断的法案时——尽管这些法案并没有太大的机会成为正式立法——派恩将会站起来，并且令人厌烦地大声喊道：“我反对！”在某一场合中，派恩甚至将他自己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公开颂扬记入了档案，以至于其他参议员对派恩这种粗鲁的策略感到愤怒、发狂。他们之中最聪明的一位在愤怒中站了起来，说道：
当一位参议员所在州的州长和立法机关的两个分支机构（参众两院）都向我们抱怨可以用金钱来买到联邦参议员的席位时，当来自这个州的其他参议员出现并且告诉我们那就是俄亥俄大多数人民的信念时，而这位参议员却不能从他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并且请求进行能够终结这些指控的调查，而只将他自己隐藏在由这个议院两边的先生们所创立的术语之后……我认为，应该永远让他保持缄默。
1885年，在太平洋同盟中，当斯坦福取代了亨廷顿的朋友亚伦·萨金特而当上了参议员时，大统帅亨廷顿和政治“先锋”斯坦福之间发生了一次争吵。1890年，亨廷顿为了自己的利益迫使斯坦福辞去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席职位。之后，在一份对股东的声明中，亨廷顿宣称：
不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以所有者为代价，用这家大公司去推动我的个人野心，或将手伸进公司的金库来打败人民的选择。如果一个人想要去从政，很好；如果他想要管理一家铁路公司，很好；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所有的这些沉重刺痛都对准了斯坦福。亨廷顿并不是反对保护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政治利益。相反，在这个领域中，亨廷顿进行了更为卓越、更为不懈的努力。正如斯图尔特·达格特所说的那样，争论的焦点是，在政治上保护铁路公司利益的机会是否应该被用来促进某个人的个人利益或他的政治荣耀。实际上，大众政治对于亨廷顿来说是胡说八道。而且，他感觉斯坦福变得更热衷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已经忽视了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责任。
为了长远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些大亨共同的巨大目标，与他们自己当选公职相比，还有更好的操作方法：作为一种政治技巧，这种方法尽管不光明正大、不择手段或阴险，但却很全面；而且从那些大亨保护得没有那么严密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够拼凑出这种方法的秘密原则。正如在标准石油公司的科利斯·亨廷顿以及约翰·阿奇博尔德的例子中，从他们都很幸运地保存下来的大量私人通信中，一部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关于政治艺术的手稿或词典的宏伟设计被完美地勾勒出来。
尽管美国的代议制已经发展出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传统，而且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原则并不相同，但是作为一个阶层，这些大亨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对其中一个党派十分忠诚，也没有特别地反对另外一个党派。在早期，“激进的”共和党战争机器因为它的胜利而十分兴奋。这个机器似乎使它自己与美国最强大的名人们结合在一起。1872年，克鲁斯告诉我们，他团结起了他所有的经纪人同事去支持格兰特将军，因为“华尔街的生意将会蓬勃发展”。1880年，难以形容的亨利·沃德·毕彻则是为了“上帝与加菲尔德”！但是，就格兰特的选举来说，克鲁斯坚持认为，甚至“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主要民主党商人以及银行家们都担心，共和党可能会获得完全胜利”。古尔德的名言——在每一场选举或每一个选区中，他都是为了伊利铁路公司——不论对错，人们都已经普遍地知道了这句话。几乎是用同样的话语，一代人之后，糖业托拉斯的首领亨利·哈维梅耶尔发誓称，他的美国制糖公司没有党派偏好，“没有任何种类的政治，只有商业上的政治”。 亨廷顿明显地显示出了这种特性，他从一个党派转向了另外一个党派。他给合伙人的私人建议上写着：
派珀（假名）就是一名狂热的贪婪者，不要让他回到华盛顿。但是，因为国会中民主党人将会占多数，而且如果他被击败的话，可能会将这个失败归咎于我们。因此，我认为，应该用一位民主党人来打败他。
在另一封与科尔顿的通信中，亨廷顿说道：
我希望X当选， 而Y落选。因为我们基本上能够了解到，我们能够控制X，而不能控制Y……
在国会里，在阿奇博尔德的付费代理人之中，有一位民主党人希布利（Sibley）。就像是对民主党人所做的一样，希布利也自由地将某些他的共和党同事推荐到了标准石油公司领导人的“斡旋”中。1884年，在整个美国的强烈政治兴奋之中，“改革者”克利夫兰挑战布莱恩。“克利夫兰这个人怎么样？”詹姆斯·希尔向蒂尔登发电报问道。答复是“他很好”。希尔在他西北的朋友和家臣之中，传播了这句好话。
当拥护自由贸易的骑士克利夫兰当选时，钢铁大亨卡内基从欧洲给弗里克发了一封电报：
克利夫兰的压倒性胜利！好吧，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人们现在会想，受保护的制造商将会得到照料，并且放弃骚动。克利夫兰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明天我就要前往威尼斯了。
而作为卡内基公司的主席，给予了共和党2·5万美元（一个相对较少的资助）竞选资金的弗里克则回复道：
对于哈里森总统（President Harrison）①，我觉得很抱歉。但是我不能看着我们的利益将会受这个变化的影响，不论它运用何种方式。
正如我们最近从新出版的资料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克利夫兰也被成群的工业大亨“包围”了。1894年5月28日，财经记者克拉伦斯·巴伦注意到了，在近期出现了将克利夫兰与股市中对蒸馏与牲畜饲养公司股票进行操作联系在一起的秘密流言。这次投机活动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华尔街的“银狐”基恩为了奥利弗·派恩、威廉·惠特尼、俄亥俄州参议员卡尔文·布莱斯和尼尔森·莫里斯的利益而指导进行的。但是，尼尔森·莫里斯以及一位名叫格林哈特的人突然通过“出卖他们的同伙”而赚到了150万美元。因此，这位消息提供者评论道：“我听说，克利夫兰曾经因此而损失了7·5万美元。”
最后，“党派没有什么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另一本编年史的主题。这本编年史就是写于多年之后，由弗雷德里克·汤森·马丁执笔的《游手好闲的有钱人的流逝》。他在这本书中所写道：
在人们中间，我很少听到纯粹的政治讨论。当我们正在讨论候选人正反双方的优缺点或政治政策的重要性时，这种讨论几乎总是可归结为经营效率的问题。除了因政治问题会威胁或加剧现存的问题之外，我们完全不在乎国家法案、养老金动荡、水路拨款、政治拨款、州权或其他任何的政治问题。我们只关注关税的问题，关注所得税的问题，关注铁路监管的问题，关注全部商业事件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对工业企业的一般联邦监管问题，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迅速变成了偏激的游击队员的问题。哪个政党执政，或哪位总统执政都无关紧要。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公共思想家。我们是富人，我们就是美国人。只有我们得到了它，上帝才知道是怎样得到的。但是，我们想要维持这个状态。所以，对于会威胁我们财产完整的任何立法、任何政治平台或任何一次总统选举，我们都将会通过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政治关系、我们所收买的参议员、我们饥饿的众议员以及我们公开演讲的煽动家们巨大的力量去反对。
在已经于美国建立了很长时间的民主制度之下，正如比尔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职业政客的恰当的看法（在这些大亨不成文的指南中），就是将他看成在社会里竞争的经济力量之间或参与竞争的承办人之间的一种“诚实的掮客”。政治机器的功能，就是忠实地执行它的任务。因为这个原因，像亨廷顿这样的人总能准备好，为了实现政治中的实用合作协议以及得到保证他的交易的权力，去支付大量的资金，无论这些合作协议能持续多长时间——通常随后就会发生错误的喜剧。而这些错误的喜剧更好地阐明了正在进行中的潜在规则。
1890年5月8日，带着业余爱好者的热情，一位年轻的俄亥俄州共和党检察官，开始了一次旨在废除标准石油公司特许状的诉讼。马克·汉纳立刻给这位检察官写了一封信，信中包含了这些着名的话语：“你从事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应该知道在公职人员中没有人敢欠大众任何东西。”而且在这封信的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我明白，是谢尔曼参议员鼓励了这次诉讼。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抓住机会好好地说他一顿。”
在同样的现实情况下，科利斯·亨廷顿给他的亲信科尔顿写了很多信件。这些信件暗示，公务员只是代表铁路垄断机构，被授予了立法机构监管战场代理人的角色。1877年4月3日，亨廷顿写道：
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地得到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有意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参议员，而且之后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我认为，X将会对我们友好，而且在参议院中，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一项措施推得更远。
几乎就在同时，亨廷顿给合伙人查尔斯·克罗克写信道：
我完全理解你的境况，并且需要X（一位美国参议员）。我害怕一旦他到了那里，不会像以前一样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利益。斯坦福认为我错了，而且我也希望我错了。
而且，亨廷顿进一步从华盛顿写信道：
如果你可以让一个合适的亚利桑那人成为该州参议员……在参议院工作，并在这个地区煽动一个问题……向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授予一项特权。这项特权能够让这家铁路公司不被征税，并且直到达到普通股本10%之前，其运费都不会被干涉。我认为，这位参议员可以用5000美元来召集立法机构，并且授予他这样一份特许权。
对于一个显然正颇有前途地“发展”的一个众议员三人组，亨廷顿评价道：
我希望 X可以被送回到国会。我想，如果这件事不成的话，那将会是一个灾难。Y并非一直正确，但是他是一个好伙伴，而且每天都在成长……Z总是对的，而且如果他不能进入国会，对于加利福尼亚来说将会是一个不幸。
①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美国第23任总统，任期1889-18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