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日军为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发动了旨在打通由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成为敌后，战事迫近桂林。李济深先生回到家乡广西苍梧县大坡山开展敌后抗日民主活动。他派人到广西的玉林、北流、容县和广东的高州、罗定等县，与旧部蔡廷锴、张炎等人联络，要在西南发动和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南方局给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书记林平发出电报指示："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响应李任潮（即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同年冬，张炎在李济深的动员和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在吴川起义。1945年3月6日，广东省临时省委和省军政委员会又接到中共中央电报指示：上层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张炎的联系。并指出蒋介石的特务要谋求李济深，要省临委告知李济深小心防备。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代表李嘉人与李济深联系。其时，张炎起义失败，被蒋介石密令枪决。李济深立即折回罗定，与蔡廷锴等旧部商量下一步做法。李嘉人几经周折，来到罗定见到李济深，带去周恩来同志的亲切问候。双方会谈结束后，李嘉人回到郁南，代表省临委指示三罗（罗定、云浮、郁南三县）党组织要对李济深的抗日民主运动给予大力支持。
同年4月，李济深离开罗定回到大坡山。中共三罗中心县委以"南武"名义，在通门圩组织了一个有几百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欢迎军事参议院李济深院长抗日大会"的巨幅横额，两边贴着元代诗人赵孟兆页的"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两句诗为对联。李济深看到这个欢迎场面，心情十分激动。当大会主持人致完欢迎词后，他站起来慷慨陈词，纵谈时局和他的政治主张。他说：看了你们的这幅对联，感动得垂泪，你们是真心抗日的。目前处境艰险，但假以时日，我们在西南敌后抗日是会有所作为的。
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广东省临委根据"七大"精神，分析了李济深在粤桂边的抗日活动情况和这些年他对抗日的态度及我党联系的情况，认为应该继续与他合作，争取华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省临委派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的政治干部杨基秘密到大坡山与李济深联系。杨基接受任务后，到大坡山见到了李济深，向他传达了"七大"精神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双方商定了电台的通讯联络密码。李济深要求杨基回部队后，迅速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他在苍梧的活动情况，表明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
同年7月，中共广东党代表大会在罗浮山召开。会议决议："积极发展华南民主运动，团结和帮助民主同盟，发动并组织广大人民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此时，李济深派遣陈残云来罗浮山与东江纵队司令部联系。8月上旬，李嘉人代表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把与周恩来联系的电台密码，以及十两黄金、一斤人参交给陈残云，让他设法转交李济深。这个时期，李济深与周恩来并没见过面，但从上述活动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李济深十分关心，支持他的抗日工作，并彼此信赖，肝胆相照。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因此，这种友谊是牢固的、真诚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加剧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在周恩来同志关照和安排下，李济深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从内地撤至香港。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8月以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安排民主人士分期分批秘密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
李济深先生是随第三批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因为李济深先生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地位高，影响大，一言一行都受到各方面的瞩目。我们党与他有密切关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往来，美国方面也与他接触频繁。这时，国民党分崩离析，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有人对李济深先生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那里就身不由己了。另一些人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像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让一个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请任公（指李先生）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先生要顺利离开香港，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有危险。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也为此做出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电报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住在大连最好的宾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从这些细致入微的安排中，可见周恩来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一片真情。
当时大连是苏联管辖区。靠船的码头，分军用和民用。军用码头是深水泊位，可停靠万吨轮，但对外不开放。经过冯铉同志的交涉，苏联同意我们租用的"阿尔丹"号船在军用港靠岸，并在此卸货下人。因为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已经引起外界注意，因此，这一批民主人士确定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香港受西方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要放假，欢度节日，选择这一天可以躲避外界耳目，保证安全。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安排，这次上船时间选在12月26日晚上。为了安全，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和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由工作人员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远门的迹象，到了约定地点，由护送的同志送上船。李济深先生动身的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陪同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场作陪。席后，他们便乘小艇上船。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浏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以后才靠拢租用的苏联货船。上船后，李济深先生看到船上熟人很多，有点惊异。护送的同志特意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乘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有一套货单，并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示和护送人员精心安排下，李济深等一行30多人平安到达解放区。
后来，李济深先生每当忆起这些往事，就深情地说，周恩来真是党外同志的知心人。建国后，周恩来与李济深同在全国政协担任副主席，1955年后周恩来连续三届任全国政协主席，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更为密切了。
十六、跟周恩来学以小促大
周恩来在其一生的领导实践中，一贯注重抓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在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曲折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角色是周恩来没有扮演过的，而且几乎总是成功地扮演的。"
但事实上，周恩来对"小事"也十分关注。尼克松说："周恩来具有一种罕见本领，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周恩来处理"小事"有三个特点：
1利用"小事"解决重大问题
1954年4月，周恩来亲率代表团出席为解决韩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会议期间，近千名各国记者的目光，时刻注视着中国代表团。为了让世界了解新中国，代表团为各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一九五二年国庆节》，一位美国记者看了影片后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听后说，即使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所以他决定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哀史》。工作人员考虑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能理解剧情，就请懂越剧的同志写了份十五、六页的说明书。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说，这是"不看对象，对牛弹琴"，"长达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工作人员笑着说，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说，那要看怎么个弹法，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换个弹法，在请柬上只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对剧情作三分钟概括介绍，并带点悲剧气氛，一下子就能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周恩来还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
大家按着周恩来的主意去做。放映那天，各国记者在开映前十分钟就坐满了剧场，数百名观众，被电影中绚丽缤纷的画面所征服，为高雅委婉的唱腔所倾倒。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激动也达到高潮，不断有阵阵啜泣声，影片结束，华灯复明，观众仍然如醉如痴，全场静默一分钟后，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位外国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各国记者通过周恩来选择安排演电影的"细末小事"中，对新中国了解得更加生动、具体了。
2"小"中求大，为解决大事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专门到上海看望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周恩来发现罗杰斯等住在锦江饭店十三层时，马上意识到这是接待人员的疏忽，因为西方人最忌讳"十三"。
当周恩来走进罗杰斯的套房，官员们都站起身来，但笑得很不自然。几句寒喧过后，周恩来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十三"的避讳。""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这样一来，不但消除了对方的误会，而且赢得了友谊。
中美两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对抗之后，基辛格1971年7月第一次秘密访华，他同随员情绪都很紧张。在客厅迎接周恩来时，他们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显得手足无措。
周恩来与他们握手寒喧时，如老朋友晤面，语调热烈亲密，轻松自然。在与霍尔德里奇握手时，周恩来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会的吧！"在与洛德握手时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如同亲朋好友聊家常，谈的又都是琐碎小事，但却使本来紧张、拘束的客人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为会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3从小事入手，提高下属的思想层次和工作能力。
周恩来有时非常计较"小事"，一分钱、一把糖、一包鸡毛菜，……总而言之，他不占公家一丁点儿便宜。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见怪不怪，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都养成了廉洁奉公、不贪便宜的良好品质，可见，"小事"的作用不小。
周恩来还常常通过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对干部具体"传、帮、带"，提高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台湾中央社记者王家松遭到中共新闻联络官拒绝入场。
这事后来被周恩来知道了，便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新闻联络官说要警惕王家松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说，警惕性是必要的，但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就会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把人家拒之门外，既不利于人家了解真实情况，又于情理不合，没有根据地说人家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反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接着，周恩来还教给他补救的办法，从大陆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和王家松接触的，向这位台湾记者作些解释，并告诉他欢迎参加今后大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周恩来同时又叮咛要掌握好分寸，要顾及到对方的处境，不要使王家松为难，更不能使他丢了饭碗。
十七、跟周恩来学讲究策略
1966年底，周恩来约见陈毅，话语充满忧虑："这么大国家，千头万绪，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吧？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话头一转："陈老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样？"
"叫我带头？"陈毅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叫我向造反派作检讨？我有什么错误？"
"陈老总，"周恩来注视着陈毅："就忍了这一次吧！"他分明是在求他了。正巧，这时秘书来通知，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拉起陈毅："陈老总呀，你是外交部长，外交工作一天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陈毅见周恩来动了感情，不忍再惹他烦恼，就说："好，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后，陈毅推开周恩来的门："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紧握住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带个头，以大事为重。"最后还叮咛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来我看看……"
周恩来在这里事实上提出了管理者的处世艺术、特点问题。管理者，是组织者、领导者，也就是组织和推动别人去完成任务的人。管理者不善用人，不善于发挥别人的才能，不会调动别人的积极性，一切都自己亲自去做，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因为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要管的方面太多"，"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所以遇到问题要讲策略。
"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被打倒、被批斗，周恩来痛心疾首，他的心在流血。虽然他身为国务院总理，但他深知，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制止这场动乱的，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多保护一些被打倒的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旦条件成熟，立即让他们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