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沪启航。在四等舱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来自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他们是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他们虽然相隔千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邓颖超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战斗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旅欧中国少年党"的油印刊物《少年》、《赤旗》也使邓颖超等国内社友耳目一新。特别是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文章，常使国内社友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与此同时，国内社友还收到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觉邮》（即"觉悟社的邮箱"之意。）《觉邮》专登觉悟社社友彼此来往讨论问题的信件。受国外《觉邮》的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在国内《觉邮》专刊等一期上，便刊登着1923年1月周恩来给逸豪（即邓颖超）的信，谈的是德法问题与革命。
觉悟社社友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信件之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与贺年卡。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被害四周年之际，给社友寄来了他们两人的相片，并在信里联想到被军阀惨杀的社友黄正品（即黄爱）的"血祭"日子；他也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卡。虽然许多社友都曾收到过周恩来寄来的信与画片，但唯独邓颖超收到得最多、最频繁。据廖似光大姐说："那是些漂亮的画片。邓大姐有一个相本哩！"1983年，邓颖超参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也说，这样的明信片，她有一百多张。
觉悟社的社友在一次通信中曾高兴地写道："我们大部分社友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了。"确实，他们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逐渐长大了。而在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更由于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与决心，使他们那种亲密的感情也逐渐发展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他九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他的工作十分繁忙。
周恩来回国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还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几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据邓颖超自述，在他们这一时期的恋爱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段插曲："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来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对于他们的结合，或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8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无论如何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即便像陈赓这样的机灵人，看花了眼也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中秋之夜给邓颖超写信，表达自己"对月怀人"之情。正是周恩来这份深沉的、细腻的爱，使邓颖超承担频繁分离的痛苦、忍受动荡不安的家庭生活而毫无怨言，尽管她也说"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每次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然而，她理解、支持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50年代，邓颖超身体不好，而他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而周恩来要到卧室去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有时工作忙，安排不开，不能见到邓颖超，也必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1960年某日，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这天周恩来有外事活动，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及时送去丈夫的安慰和关怀。对此，任何深爱丈夫的妻子都会很满足了。邓颖超也一样，她见周恩来日程安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不仅对妻子爱得深沉，爱得细腻，而且爱得高雅，富有情趣。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给周恩来。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达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回报亲人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被他们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永远是他们似海深情的见证。
周恩来对邓颖超爱得那么深切，几十年不变，还可以从周恩来61岁时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得到验证。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年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23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30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问好。
翔宇
1959年3月18日夜
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老夫老妻之间的的惦念之情，是多么深挚。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为什么能数二年如一日，那样忠贞不渝，那样历久弥坚？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把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周恩来和邓颖超几十年革命生活培育了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不败，而且愈开愈鲜艳，是真正的"模范夫妻"。
周恩来在患癌症以后，有一次他深沉地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双方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把没有说的话埋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
周恩来就是这样，不管他多么挚爱他的妻子，然而，他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严守党的纪律！
1927年，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说，要知道当时的生离，也可能就是死别啊！然而为了严守党的保密纪律，深爱的彼此，只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职责。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知道许多党和国家的秘密，然而，他绝对严守，在爱妻面前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时，周恩来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结果使这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严格的制度。他的办公室，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颖超保管。邓颖超则像接受任务似的把钥匙珍藏起来，周恩来回来的时候，夫妻间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交还两把钥匙。
邓颖超曾深切地回忆说："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就是周恩来同志。"她说："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周恩来与子女的关系也是们学习的一例鲁迅曾写过一篇为父之道的专论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说到，父母对子女，有一种天性的爱。确实，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子女！但是，爱同时又意味着一种责任，正如鲁迅说的"觉悟的人，要用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新人。"就是说，爱是不能滥用的，爱的结果是要造就子女成为"后起新人。"周恩来是深深明白这一点的。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他是周恩来的密友。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李硕勋于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7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于9月16日被敌人杀害。就义前，他遗言给妻子"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然而，好多年，周恩来多方打听仍不知李鹏母子的去向。直到1939年，他才了解到李鹏已11岁，住在四川成都的一位亲戚家里。邓颖超把李鹏接到重庆，以后又送到延安。到延安后，少年的李鹏才受到正规教育。11岁的李鹏还是个贪玩的孩子，有时玩得浑身是泥，两位家长从不嫌脏，非常耐心地照顾他，关心他的生活、思想和学习。周恩来常常教李鹏念书、读报，并一边听一边纠正错误，耐心解释，这个情景深深地印刻在李鹏的脑海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为己出，对于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是他的"邓妈妈。"
1945年11月，年仅17岁的李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一天，他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住的窑洞去向"伯伯"和"妈妈"告别，他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即将奔赴前线。周恩来听到李鹏已经入党，十分高兴，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李鹏，在组织上入党是一回事，在思想上入党是另一回事，而要做到在思想上入党更重要。教育李鹏学习父亲李硕勋及其他革命先烈的崇高思想。周恩来夫妇还把一条毛毯送给李鹏，作为临别纪念，这是在重庆的一位朋友特地捎给他们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总觉得，自己盖的毛毯虽然已经使用多年，但还是很暖和，考虑到李鹏要上前线，毛毯轻，背着好行军。一床毛毯，凝结着周恩来夫妇对即将上前线的儿子的全部爱心。
后来，李鹏在延安一所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他被送到苏联深造。1955年回国以后，他主要在东北地区工作，作为一名电力工程师和厂长，工作成绩显著。然而，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眼中，李鹏仍是一个孩子，需要长辈们经常提醒和帮助，他们时时关注着李鹏的成长，鼓励他进步，提醒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正是由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的悉心爱护和严格要求，才使李鹏能健康成长，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可见，慈爱和严格要求是调适父母和子女关系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感情上和生活上充满爱，思想行为上坚持严；方法上用爱，内容上要严，这样才能使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既融洽又健康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