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品评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形，直径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形。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品评
据长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大量接触鲁迅作品，是在1938年8月《鲁迅全集》20卷本编辑发行之后。
1938年l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个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全部著作，因此对《鲁迅全集》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新中国成立，进了中南海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他又拿出鲁迅的书读起来。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毛泽东一边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边自言自语道，“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20来页书读完，才去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画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盯梢》里有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沙》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但从词律的音韵来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便将“从”字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做了改正。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论述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时，毛泽东常常运用阿Q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第一次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扬扬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便以阿Q为例，说蒋介石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阿Q斗争起来还算英勇，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上党八股。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赞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特别指出：“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说要将《阿Q正传》印发给大家，提醒与会的中央委员们不要像阿Q一样，自己的毛病别人说不得，一触即跳。
在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准备多听一点。
鲁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作品。鲁迅在书赠柳亚子的条幅上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跋语，但毛泽东透过作者的自谦领悟到的则是展现诗人人格的严肃主题。所谓“偷得半联”，据郭沫若考证，出自宋人的诗句“饭饱甘为孺子牛”，经诗人对“孺子牛”这一典故的改铸，确实是起了质的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出自《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还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如同鲁迅称赞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特别看重《自嘲》中的这一联，都是别具只眼。经毛泽东的弘扬，这一联已是公认的作者的人格自画像，是概括鲁迅精神的最为精辟的警语。郭沫若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样评价此联：“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毛泽东多次书写此联。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书写过；1958年12月在武昌应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之请求，再次书写，现在传世的墨迹正是这一幅。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在推崇鲁迅的同时，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的某些不足。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新中国成立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鲁迅）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毛泽东最爱鲁迅的杂文
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地谈及鲁迅的时期，而他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的杂文。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33个题目”。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是引鲁迅为知音了，因此又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又提升了。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晚年的毛泽东，“读鲁迅”的兴致并没有因体衰多病有所减少，反而更甚。他在考虑起用一大批老干部时说，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鲁迅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的说法。毛泽东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读点鲁迅”。
毛泽东与冯友兰
2006年，由百度国学频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的评选结果中，著名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先生榜上有名。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书经》《易经》和《左传》，从头至尾，反复吟诵，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冯友兰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6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先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毛泽东对冯友兰有着颇多的点评。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书信交往
毛泽东与冯友兰的交往始于1949年10月。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天后，即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