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初一改初衷地宣布要竞选院长的动因并不复杂，一是他目睹了曾给予他患难之恩的老张师傅“死在他的同仁医院，死于他的医院的医生的推诿，死于对生命的漠视，死于延误抢救的时间……”；二是老院长临终前，用那令他刻骨铭心的、一个伟大的医生才具有的悲悯目光，恳请他为了同仁医院，为了病人，接任院长。甚至说“这时候，你可以是高洁，但少了些高尚。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可以预见困难、痛苦和挫折，你可能会遭受难以忍受的磨难而且最终都归于失败，可是，这一切总得有人去经受承受，一个高尚的人，总不能连投身其间的精神和勇气也没有啊。”老院长请他接班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你是一名真正的医生。”由此归结起来，白人初竞选院长的终极目的，用两个字便能概括：坚守！这便使白人初的竞选，颇有点悲壮的感觉，而且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失败的阴影，表现出一种悲剧的意味。
“坚守”，也是徐世立为这部小说定调的基本主题。医生的坚守，其实是一个普世的命题，对于全人类的医务工作者来说，希波克拉底誓言就犹如神圣的教义，不容存丝毫的犹疑。从踏入这一行业门槛的那一刻，救死扶伤、守护生命，仁心仁德便是一个医生要坚守一生一世的道德底线，这应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多有作家纳其入文，常讲常说。而在《儿科医生》所展示的社会背景下，白人初的坚守之路走得格外艰难而悲壮。竞选对手李大元们对同仁医院的“市场化改造”，使医德医风日益败落，医疗事故频出，白人初对此痛心疾首，他决意要不惜一切地豁出老命去拯救他所爱的同仁医院，他不能再恪守自己的处世信条，清则自清、独善其身下去了。为了他的医院，为了他的病人，要遵老院长的嘱托，把同仁医院的一个白人初，变成十几个几十个白人初，为此，别无他途，只能是当院长。因为老院长告诉他：一个医院的院长，“医术上，他至少应该是一门科类的权威。医德上，他应该像一位母亲。形象上，他应该是一尊神，一尊令善者敬恶者畏的正义之神。”老院长的话让白人初明白了，只有自己去当这个院长，他的坚守才不会是一个人的坚守，而是一群人的坚守，是一座医院的坚守，这样的坚守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而且，“在医界，神是越来越不多见了，鬼，倒是不少见哪。”老院长的忧虑，更让白人初领悟了竞选这个院长的深远意义，“竞选”在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职位的更替形式，而是一场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奋勇投身的搏斗，是一场为守护“医生的神圣形象”不遭玷污的阻击战。
白人初对他前行路上的重重蒺藜已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对旧有体制痼疾的掣肘作用和经济热潮中人心的鼓荡，会给竞选结果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也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低估了官场角逐中那近乎险恶江湖的诡谲和莫测。他面对依次登场的形形色色的面孔，既要明察阴谋，防范算计，破解圈套，还要对各种力量的斡旋和均衡洞若观火，对游戏规则了若指掌，甚而忍辱委身其中。这一切，让这位一生崇尚高风亮节的纯粹的医生，身心俱损，伤痕累累，白人初在他发表了泣血而呼的“竞选演说”后倒下了。虽然他以生命作抵押的竞选失败了，但他撬起了官场规则这块锈死铁板的一条缝，把颇具民主象征意味的竞选变成了现实，并由此搅动了整个医院，乃至社会各个领域对医院体制改革的遥想。当然更直接地，是白人初用他的舍命一搏，向全院的同仁宣示了他的信念，他的精神，在所有人的心中横亘了一杆戥秤，时时警示人们衡量自己做人的份量；更在所有的医生的眼前，竖起了一根标杆，什么叫真正的医生。
《儿科医生》用白人初的竞选失败，完成了徐世立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节点的种种思考。然而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徐世立对小说大背景的思考和定位无不显现出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或许是为了给小说中的“竞选”故事营造尖锐的冲突效果，他有意无意中忽略了改革开放对中国巨大的进步意义，而着意突显了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替代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及负面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徐世立在构思小说立意时，自己的认识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新旧纠结中，因而小说中所设置的正邪博弈，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偏差，集中放大了社会的负面现象，对新旧事物和观念交替的变革，有失偏颇地统统归咎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混乱和堕落”，把主人公白人初的对立面李大元概念化地设计成“经济动物”，从而影响了人物塑造的丰满和可靠。凡此种种，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作品内涵的张力。但《儿科医生》也在一种悲剧的意蕴中完成了对坚守主题的诠释，从德高望重的老院长钱煌，到“真正的医生”白人初，再到新儿科主任周小慧，不论世事如何变化，这种坚守仍然薪火流传。
肯定的，徐世立竭心尽力去探究市场经济环境下医疗体系建构的命题，无疑是极有意义的追求，也体现出一种前瞻性的思考，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儿科医生》终究也没有就这一命题得出一个明晰的说法，但是小说对这一命题关注的本身，就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我不能去苛求徐世立在这部小说里能给予满意的答案，即使白人初竞选成功，说不定他最终也会引咎辞职。不管怎么说，《儿科医生》塑造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白人初医生。初看去，白医生执意竞选的勇气，颇具堂吉诃德战风车的风范。临末了，再看竞选失败的白医生，则更让人想起《老人与海》里的圣地亚哥。有此，《儿科医生》是厚重的。
国企改革的文学先声
蒋杏的《走进夏天》是一部近距离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小说，以湖北宜昌地区国有大型纺织企业的改革为切入点，真实地再现了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试图从社会文化和人性关怀的角度去进行文学的审美观照。
《走进夏天》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因为题材触及到国企改革这一中国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人物又涉及到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和市级领导，因而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蒋杏是敏锐的，他本身就处在国企改革的旋流之中，是事件的当事者“在场”的言说，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小说离生活实在是太近太近，近的仿佛伸手可触”。这种“太近”的观照方位，一方面可以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最真实地、近距离地把握对象，描述更具体细致，更能体现出现场感。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因距离太近，而影响到作品在宏观视野上的提升。
小说的基调严肃而低沉，主人公章秋遭遇了失去妻子的打击，当他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就被任命为纪南纺织总厂的代理厂长。厂长的职位对很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但纪南纺织厂却是块烫手的山芋，对于任何接任厂长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场危机，一种磨难。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纪南纺织厂，亏损四千多万，有几千工人需要养活。章秋一上任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原料短缺，棉花只够维持三天的生产，当月工人工资缺口百万。对于工厂当下的现状，章秋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清楚，纺织行业现在很不景气，亏损仍将与日俱增，如果说纪南纺织总厂是一架大车的话，这架大车现正在滑向渊谷”，明白工厂和纺织业现实处境的章秋，完全是凭着对工厂的感情和一腔改革的热情，在这样危难的时刻走马上任担任了代理厂长的职务。
《走进夏天》发生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情节紧凑、波澜起伏，层层推进，几乎不留喘息的空隙。为了拽住这架正在滑向渊谷的大车，章秋本着对工厂负责对工人负责的态度，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果断地做出集资的决策让工厂摆脱了破产的危机；对兼并的三个厂实行“断奶”的政策，卸掉企业身上沉重的包袱；果断关停设备老化亏损的分厂；分流职工为企业的重生扫清了障碍。这种种举措，为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即将上任的正式厂长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改革的过程是充满艰难的，由于长期主管生产，对企业的其他环节并无过多地了解，就在章秋为工人工资发愁的时候，副厂长曾长全以收账为借口意图跳槽并掐断自己经营的销售渠道。由于轻信或者说是过于自信，章秋不顾原料科科长的多次劝阻，钻进了棉花公司经理设的圈套，这成为章秋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危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性格因素使然，敦厚的章秋太容易相信别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商品经济和商业文化还很生疏，不懂得商业活动中的种种潜规则。但可贵的是，章秋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能够放下面子第一时间内纠正，他会为自己错怪了原料科长孙邦才，诚恳地向他道歉。在关键时刻，章秋得到了工厂员工的支持，本来生活就不富裕的普通工人们对集资虽有怨言却坚定地支持着厂长，有的工人甚至为集资去卖血。孙邦才也没有因为厂长的误解而产生怨恨，而是第一时间做出解救措施，最终挽救了工厂。
在对兼并企业“断奶”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直接威胁到了章秋的前途和生命安全。分厂职工在厂长的唆使下去总厂闹事，结果闹出严重的事故，章秋本人被从二楼挤下受重伤。更为严重的是分厂工人在香港回归这样一个伟大时刻去市政府闹事，而章秋没有听从副市长罗吉言的指挥，直接与工人对话更加重了副市长对他的不满，这成为影响章秋能否转为正厂长的关键因素。出于个人政绩的目的，副市长罗吉言强行要纺织厂兼并已经资不抵债的床单长。从纺织厂的利益出发，章秋当面拒绝了这个要求，给副市长造成不好的印象。这个情节也最鲜明地反映了章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特征，首先他能够为维护工厂的利益直言不讳，其实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副市长自己都知道，兼并实质上已经破产的床单厂无疑是给还没有脱困的纺织厂增加新的负担，但是出于各自的考虑没有人说话，只有章秋站出来说出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话。其次是章秋对官场文化的陌生，像化工厂工人出身的市经委主任雷建屏非常清楚纺织厂目前的处境，但谙熟官场文化的他，出于对上级领导的逢迎，要求领导说的都应该无条件地办到，而章秋则不同。两相比较之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凸显出来。
《走进夏天》实际上牵涉到企业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蒋杏首先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探寻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探索在市场经济初期商业活动中存在的缺乏诚信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其次是更深层次地从体制的角度去分析改革的阻力。章秋所进行的改革符合时代的进步和工人们的利益，他所遇到的问题非常清楚，但却受到各种牵制，几乎是所有的改革者们都会遇到这种体制的障碍，这也成为国企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蒋杏的这些探寻，不仅具有尖锐的现实性，而且体现出一定的前瞻性，有些想法是很有远见的，不过作家毕竟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分析，也已经超出了小说家的能力范围，不过这种介入现实的精神却是可贵的。
三个月的时间内，章秋做了别人几年都没有做的事，但就是这样一个为企业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章秋，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一个优秀的改革者，最后没有成为正式厂长，心爱的女人肖月也离开了他，可以说他付出最多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工人们对他的支持，这也正是他所追求的。
可以说《走出夏天》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甚至带有悲壮色彩的作品。小说截取国企改革这样一个横断面，将社会矛盾、官场文化、利益博弈、复杂人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展示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涉及到了改革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激荡的现实矛盾冲突中，蒋杏理想化地塑造了章秋这样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中可贵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支撑着改革继续深入的中流砥柱。
《走进夏天》在小说叙事上采用了传统的单线索的叙事结构，时间紧凑，矛盾冲突集中，在急遽变化的事件过程中塑造人物。尤其是对心理叙述语言的成功运用，使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不同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在叙事的过程中，蒋杏以“在场”的当事者眼光，有意识地拉近了叙事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以便更加透彻和清晰地剖析问题，但是，这种近距离的观察难免会有偏颇。作为小说家对问题的把握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全局性地把握对象，近乎平视的叙述策略是无法达到更高要求的艺术水准的。对于这一点，蒋杏自己是有着清醒地认识的，正是因为与叙写对象太近，所以“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或许很快就会将我的小说远远抛下，变作历史的陈迹”，但不论怎样，蒋杏毕竟在时代的潮流中，留下过自己的痕迹。
社会转型期的价值消解
董宏量的《遍地黄金》相对来说题材比较特殊，一是这一题材具有历史时间线段的限定，表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初期，时代和社会的激烈变革给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带来的冲击和碰撞。二是小说表现的人物很独特，像个体书商，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过渡性人物身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
小说的主题并不复杂，董宏量想要表达的意思从他的“题记”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如他所说“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喧哗和骚动的年代，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良知，比如爱情，比如信念……但愿我们弯下腰面对大地时，拾取的不是遗憾，而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和饱和的憧憬。”这段话即反映出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将董宏量的叙事立场和价值观展露无余，也体现出他的诗性气质。
《遍地黄金》中的主人公季少白曾经是一个普通的钢厂工人，爱好文学，是一个业余诗人。熟悉董宏量的人会发现人物的这一身份、爱好都与他本人很像，董宏量是个诗人，小说中用了多首诗歌，这更是让季少白身上多了些董宏量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