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道德和宗教的“社会化”，与梁启超的“公德”概念有相似处。所以他认为：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度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胡适用新的人道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指出，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但是，新的宗教和道德却不同，“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化”的趋势。胡适概括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会有过的精神文明”。当然，在胡适的眼里，仍不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是，他看到由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无疑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思考的。值得重视的是，在阐述新宗教和新道德的“社会化”趋势时，他提出了道德的进步与物质生产的发展相同步的见解，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以，拿西方近代的精神与东方相比，又呈现出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由此，胡适又对东西文明进行了综合的评判。胡适指出，西洋近世文明，是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他们信奉“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机器的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科学的世界，社会政治上的不知足产生了民权的世界，神圣的不知足就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但是，胡适认为，东方人却不是这样。它“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所以，质言之，“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而“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然而，在“知足”与“不知足”的分野中，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东方的“知足”导致了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所以，这种文明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因此“是真正唯物的文明”；相反，胡适比较说，西方的“不知足”，带来了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的积极成果，并且，它又借以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种文明正因为能够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所以与东方文明不同，它才是真正的“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文明”。因此，决不是那般顽固派和调和论所讲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中国传统文明是精神的。恰恰相反，如果硬要划分谁更体现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的话，那么，不是东方，而是西方，才堪称为真正的“精神文明”，——这即是胡适的结论。当然，从第三者的立场去看，胡适的话不无使气作文的痕迹。但是，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他实在是坚持了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同步的思想，这在当时不无深刻——而这，又成为胡适倡言“全盘西化”的理论根据之一。
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坚持一元论的观点相一致，胡适在人类不同的民族生活道路问题上也持一元论的见解。他持这一见解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生活，都是作为生物的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的结果，而人类作为整体，它的生理构造又是大致相同的，所以，人类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胡适的这一观点，是他理解文化问题的根本依据，在胡适又叫做“出发点”：
我们的出发点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
从这种一元论的观点看问题，所谓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就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可能”。相反，所谓文化，也就不过是与环境和时间的关系中被确定。这样，胡适就反对用一种对立的笼统的概念去概括某种民族文化，而主张用一种统一的也是一元的历史眼光去审视之，胡适指出：
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
这样，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发展，都在实质上走的是同一的道路，区别只在于：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表现出迟速的不同、达到目标的先后的不同罢了。从而，胡适提出反问：“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为了证明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一元的特色，胡适还以东西方的历史为例，加以说明，他写道：“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漠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
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人，虽然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由此，胡适就大致地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一元的文化发展观。这种文化观一方面确认人类不同的民族文化由人类同一的与环境的关系中来，所以文化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另方面，它又确认民族文化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分，而差别只在于解决问题的先后和缓急不同，而演进的道路则是一致的。胡适着重从人类的统一性来考察民族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也只在于发展迟速的不同，而不存在什么文化类型的分野。这就是胡适文化观的要旨的所在。
不是别的，正是以这种一元的文化观作为评价尺度，胡适预见了中国也必将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目标。同时，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显然是落伍了陈旧了，中国要根本改变这种落伍的和陈旧的状态，尽快地走上由西方业已展现出来的现代化前景，没有更多的方式可供选择，惟一的抉择只有“全盘西方化”了。难道西方已经在人类近现代的跑道上获得了第一，而中国能离开这一惟一的大道而另有新求么？胡适确认“西方化”就是“现代化”，同时也就是“世界化”，这既是一元的文化所指示的方向，又是胡适在这种文化观引导下所作出的选择。
这样一来，西方文化又成为评价和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和坐标了。胡适在“五四”时代曾发出“重新估价一切”的呼喊，带头向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地抨击，构成他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曾经是几乎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发生了久远的影响。
正是这一基本的态度，使胡适以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观念来作为参照系，用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才使他“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的文化特性。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不无痛心和羞愧地比较说：
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既然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相比，是“百事不如人”，那么，在中国，还有什么理由去坚持自己固有的东西呢？所以，胡适主张，要“肯死心踏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正因为“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因此，对传统，就必须彻底地否定；必须“全盘地西化”。这是胡适关于文化选择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胡适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主张，和陈独秀、李大钊一样，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曾讥讽他“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了”，指斥他的主张和看法，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他对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认为是“民族虚无”，使人们“丧失了民族的信心”。
也许是由于胡适后来的政治生涯的原因，解放以后，国内也基本上对他的思想观点执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胡适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而他的“百事不如人”说也几乎成了他失掉民族自信心的铁证了。
那么，从“五四”当时的文化思潮着眼，胡适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参照系，以一元的文化观作为评价标准和原则，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否真地会使国人失去“民族自信心”呢？面对当年责难，胡适曾专门为文，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请看他自己的文字：
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地想：我们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我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发弘愿努力学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息：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金鬣枪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
与攻讦胡适丧失民族自信心相一致，反对派提出了相应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他们说：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以来，与欧美文化接触，许多新奇的现象炫盲了我们的眼睛，在这炫盲当中，我们一方面没出息地丢了我们固有的维系并且引导我们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能够抓住外来文化之中那种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结果我们走入迷途，堕落下去！
那么，什么是引导我们向上的固有的文化？什么又是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强盛的外来文化？这些反对派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学是外来文化中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态度？
面对当时这种文化思想论调，胡适联想起洋务以来的文化选择，他分析道：
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
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作法有热心的事实。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结果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仍然是坚持文化的整体观念，仍然是坚持科学与道德的一体一元观，胡适在这里的分析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即第一，在学习西方文化仍然是以时代的价值目标作为前提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和坚持要恢复和发扬固有文化的道德内容，而只认同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就无异于是重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恶调，其结果只能导致对传统的维护，而与国粹派合流，这种复古倒退的论调是不能苟同的；第二，抽象地去看待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信义忠孝和平观念，而不能对其进行历史的具体把握，从而主张要维护它，说明维护的只能是过时的陈腐的东西。相反，唯有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新道德，才是真正能使民族充满信心从而也是真正“高明”的道德。
理论的分析反映的是对现实的把握和体认。胡适所以执着地要全面地向传统文化开刀，要执着地坚持全盘西化，其针对性正在于“五四”时代文化进步浪潮中所潜伏的复古倒退的暗流，正在于要从文化的现实冲突中去追赶时代的高度，正在于要通过反省的功夫使民族重新振作起来。而胡适自己则将这一态度归结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以为我们对于固有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自认罪孽深重，方才肯下决心去消除罪愆。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纨绔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有的态度。
至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是否真地如他所表白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倒是可以深入分析或者见仁见智的，但是十分明显，胡适有感于民族的落伍和人心的迟钝，执意要对传统文化的痼疾痛下针砭，从而以期追求时代的召唤——尽快走向工业文明，其用心倒是十分良苦的。而这，就不是一句“民族虚无主义”的简单评判所能把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