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破产还表现在荒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收获量日趋减少方面。国民党政府上台最初10年里，耕地面积就已有下降趋势。据1931年材料，陕西19县被弃不耕之地，平均占耕地面积70%。1934年四川梓潼只有1/3的稻田插了秧，广元、苍溪、剑阁只有1/10的稻田插了秧，农业产品收获量已全面下降。到1943年至1945年，这种情况又有发展，四川省冬季作物播种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为5，700万亩，夏季作物播种面积从7900万亩减少为7600万亩。又据调查，1942年后方13省作物面积较1937年减少17.3%，产量减少13.3。
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农民日益陷于贫困饥寒之中，于是，大量农业人口的流离死亡成为社会的严重现象。常常是，食谷糠咽树皮，因饥饿死亡者不计其数，一县之内数万人被饿死屡见不鲜。农村经济处在恶化之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起来。
上述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发展所导致的停滞和衰退状态与农村经济的日趋恶化和破产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近代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活动自身的要求。从而呈现出对外依赖帝国主义、自身受控于官僚垄断的畸形对立状态。这种经济结构，不但严重地束缚和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结构一起结成统一的畸形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工业化文明的实现，抑制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这种官僚垄断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结构是官僚买办型的，这种政治结构自有它的特征在：其一是它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强控制性。一方面官僚买办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官僚垄断经济结构之上，但另方面离开了这种政治结构则这种经济结构也无法存在，如果没有蒋家王朝在政治上的绝对权力，四大家族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它的垄断集权性。对这种政治结构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考察，我们发现它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转形。但从它的现实产生根源上分析，便知道它不过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结果。这种资本的高度垄断性质要求在政治上给予确认，于是乎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古代与现代的扭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了现代的官僚买办政治形态，专制和独裁就成为它的主要职能。
这种政治结构又以相应的文化意识结构为中介与整个社会相勾通，以保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这种文化意识结构当然也就只能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儒学文化的杂拌。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无非就是儒家宋明理学的封建文化在现代的复活。这种杂拌性文化的特点在于，一是它打着保存传统的幌子宣扬封建文化，二是它假借吸收外来思想的名义宣扬奴役哲学。因而这种文化意识结构是封闭保守型的，它扼杀民主和自由，摧残理性和自觉。它其实并不能将伟大民族引向新的生活，它是巩固官僚买办政治结构的御用工具。
上述三个结构连在一起组成了中国近代一体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所示：
这个结构的组织力量中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国民党，以他们为首组成官僚政府，并以政治军事的强力将三者统一起来，形成近代中国的一体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内部，由于杂拌型文化意识束缚，在近代中国谈不上欧洲工业化形成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和风尚；由于官僚买办的政治统治，所以近代中国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作为整体，由于在政治结构的强制约下三者联成一气，使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文明与中国现实格格不入。这个结构是国民党一手构造起来的，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考究国民党错误之时，便不能仅仅将它归结到某些枝节上和表面上。国民党不仅没有找到实现中国工业化文明的正确方式，而且它完全背离了中国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背离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方向，它所建造的社会结构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文明的正确方式相动的。虽然国民党也曾扯起“现代化”的旗帜，叫喊着要“复兴中华”，但事实上他们所走的道路，只是一种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连初期资本主义的方式也不如。所以结果中华并不能复兴，中国并没有现代化。国民党以其组织的社会结构的没落性和反动性证明，它只是将中国社会和民族重新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虽然他们自己会因为独霸一切而中饱私囊，但受苦受难的却是整个人民。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实现工业化文明问题，历史便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
但是问题在于，工业化文明运动毕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有量变，也有质变，是量变质变相统一的运动。
洋务运动虽然只是以“以夏变夷”到“变于夷”为意识前提，从表面方面开始了工业化运动，但它毕竟首创了历史起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主张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又大大地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深入。虽然这三次运动都以各自的历史局限性而失败了，从而证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行不通。但这些量变质变的运动相对于这时的古老农业文明，毕竟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不仅如此，它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使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获得了农业文明无法比拟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前进了。所以，不管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三次运动努力的失败，抑或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也都不过在客观和反面的意义上证明和揭示了：要实现工业化文明，中国必须谋求另一条道路，一条高于资本主义方式的历史道路。
历史进程的戏剧性意味在于，一种错误行为的结果，却能够成为一种正确方式的前提。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恶劣表演，虽然使伟大的民族备受屈辱和痛苦，但它在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却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物质前提。而它在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专制(军阀混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罢了)，却正好为社会主义提供了革命前提。
看来，利用一百年来的历史成果，打破国民党构造的腐朽没落的一体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使中国合理地走上新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道路，将成为即要崛起的新的社会组织力量的历史使命。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理论再认识
在自然经济中浸泡了几千年的古老中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干预下才步入近代的。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却没有带来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前途。恰恰相反，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中，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前，中国社会选择了另一条出路，即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偶然和人为的。它不但受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所决定，而且又跟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相联系。一个社会的未来，不存在于个别先知先觉者的意志中，也不存在于善良人们的幻想里，社会的未来，只存在于它既有的社会结构中所孕育的各种可能之中。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蕴含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却包含一系列与社会主义相沟通的条件。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实践提出了挑战：中国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模式理论又是什么关系？中国如何在科学地把握历史中走向未来？问题本身要求我们的回答重新回到理论上来。
我们应当确立怎样的思路
中国社会按照其独有的规律演进着，形成它自身的历史，这一历史与我们既往的传统观念相矛盾，从而中国的实践便向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这一质疑首先是针对着传统的五个阶段单线发展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有五种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不但前后相连，而且形成一个单线序列，对人类社会而言，它是普遍的规律。这种观点被经典式地表述在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它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况。”。据说这一观点是从马克思那里引申出来的。但是这一观点在实际上却离开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由于把五阶段在时间上和在逻辑上看成是逐个连贯的一切世界历史前进的目标，所以它就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单线发展模式。
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却恰恰在许多的情况下不是这样，其中中国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由于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西欧那样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更为复杂，所以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却是历史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由于“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假若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例如毛泽东就持这一观点)。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的一体化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毫无沟通之处，所以即使在近代没有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也无法或缓慢或迅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把中国社会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秘密归结为“特殊的”原因所造成，实际是以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观作为普遍规律而演绎出来的，因而所谓中国实践向历史发展规律传统观念的挑战和质疑。实际上就包含着它的这一演绎出来的方面在内的。
实践提出质疑的第三种传统观点是，认为中国现实的计划经济高于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还可以表述为，近代中国从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讲，所超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商品经济。这种观点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一，因而认为计划经济是高于商品经济的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而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通过革命，不仅跨过了资本主义，而且跨过了商品经济。
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意义上的消灭了商品经济之后的计划经济这种社会主义形式并没有出现，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无法为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提供根据，而现实的中国计划经济也并不能消灭商品经济，而且现实又不断告诫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情况终于经过艰难的理解，被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理论的形式规定下来，认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所超越的并不是商品经济，而只是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呢？按照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或称初级)阶段，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形式(这一观点在苏联更加流行)。按照这一观念，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共产主义的范畴体系之中，只不过有区别的只是所谓初级阶段而已。于是，在实践和决策上，便出现了抓紧机会尽快过渡，从而使所有制加快升级步伐的情况，但这一切，却正好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背离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带来了一连串严重后果。实践证明，把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理解为属于共产主义一部分的观点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
把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那么，它属于一种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实践向传统观念质疑的同时要求理论本身对现实历史作出新的概括的描述，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新任务。
上述五种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挑战下暴露了自己的片面性和不科学性，但是，历史和实践是无法修正的，可修正的只能是理论本身。
应该强调，上述五种传统观念之间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其中“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是最根本的观点，由于它的存在和流行，其他观点才能得以流行和发展起来。所以，所谓实践的挑战，最主要的也就是针对着这一单线发展模式而来的。
以“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为代表的传统历史观点所以能够形成并且流行起来，它的根源之一就是欧洲中心论。
这种理论和方法认为，西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形式，是历史的常态，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始终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演进发展的。在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和指导下，曾经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当理解和认识非西欧国家的历史时，便以西欧为正宗来剪裁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削足适履，使其纳入西欧历史发展规律的规范之中；其二是当非西欧国家和民族谋求现实和未来发展时，必须遵循西欧的方式，强使非西欧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服从于西欧的运动轨道。这两种结果，前一种产生于对历史的认识之中，后一种发生在谋求发展的现实之中，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说人类历史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叫做欧洲中心主义。
当然，欧洲中心主义的存在自有它的更为复杂的背景，我们这里姑且不论。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确作为一种理论、态度和方法，曾经统治了整个世界若干个世纪，给非西欧国家和民族带来过许多不良影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中心主义在其表现形式上是不尽相同的。例如黑格尔把中国的历史称为“非历史的历史”，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结果；而“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却是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映。
悲剧之处在于，一些目空一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攫起欧洲中心主义的旗子倒是有可以理解之处，但是一些生活在亚洲东方的中国人却也执迷于欧洲中心主义之中，倒有些令人费解了。
以“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为内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也相当流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后果。第一，用“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
来规范中国的历史，试图让中国的历史就范于“五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