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史上，自从老子创立了一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便引起后学多方面的发微。首先是荀况把它严格规定在物质第一的前提下，庄周又把其引向相对主义的泥沼，魏晋玄学则又将它弄成了玄得不知所云。近几十年，学术界又围绕“道”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大争其鸣，闹得不亦乐乎。
老子生前隐居无闻，老子死后注家峰起，古往今来，解老、释老、论老的文字不下几千万言。有人说，这种情况真使得后起的老子研究者望而却步，不知道还能否讲得出什么新东西。这种心境，恐怕一般是老子研究工作者的相通之处了。
然而，本人仍然想就老子的“道”说点什么，这原因散见于下文陈述之中。
笔者认为，“道”就是“道”，就是它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思辨哲学体系。这个“道”的体系，有它的总体结构，包含了它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化形式，从而构成了老子的思辨的哲学大厦——“道”的体系。
不管前人已经说了多少宝贵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坦然果敢地揭开其“玄”的神秘帷幛，深入到大厦内部去，品评一下“道”的体系结构。
一、“道”的内在结构
千百年来，对老子的研究众说纷纭。然而，强调全面理解老子，从总体上把握“道”的体系的人似乎不多。这正是非常要紧之点。不然，抓住某一命题或只言片语，很容易造成各持一端莫衷一是的僵局。比如：强调“道法自然”
和强调“有生于无”，就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这种方法上的片面性会导致对老子认识的片面性，对研究工作是有害的。
好像没人怀疑，“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那么，“道”内在的结构指什么？
看来，作为结构，它是由四大因素(或四大特征)组成，即：第一，自然基础；第二，理性原则；第三，复归本性；第四，内向心理。这四大因素，各具独立性，又互相联系，互为依靠，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层次分明地构成“道”的内在结构框架，决定“道”的基本面貌。而“道”的最高使命是追求“复归”。
现分述如次。
第一，自然基础。与孔子的仁学结构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不同，老子“道”的内在结构，是建立在客观实在的自然基础之上。老子的“道”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怪物，它是由细微的有形的物组成的，它独立地不依靠外界力量而自己存在着，成为宇宙万物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老子描述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25章，以下引《老子》)
书只注章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章正因为“有物”、“有象”、“有精”、“甚真”、“有信”，“道”是客观实在的可以把握的，故而人们才有可能依此来认识万物的开始、原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状哉？以此。”(21章)这个“道”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它不依靠任何东西产生自己，它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自然而然。万物都效法它，在它之上，再没有什么神异之物。所以：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4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与传统的上帝创世说的目的论不同，老子的“道”以世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根基。
目的论说，世界的存在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天子则作为上帝的儿子代表上帝统制这世界的存在，宇宙的一切都来自上帝有目的的安排。
而老子的“道”则不然，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道”先成万物，是它自然而然如此的，并不是什么主宰使它如此的。甚或，“道”竟在“象帝之先”。上帝难道也是“道”产生的？也许是吧，可惜老子没有进一步考证它。
这些论点表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的意志支配的，也不是有某种预定的目的。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见解跟目的论的说法鲜明地对立起来，表明了“道”不是精神性的实体，从而使“道”学说的主体内在结构建立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之上。
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根源、万物的发韧之初，不是“水”，不是某种具体物质，也不是“上帝”，更不是“天神”，而是排除了超自然主宰之“命”的“道”。这不但摒弃了传统的上帝创世说，又与传统原始唯物论见解不苟同，正好说明，老子在理论思维上高出前人一等，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第二，理性原则。基础毕竟不是大厦，它需要进一步构成大厦。老子只是以“道”的客观实在性为基础，他并没有沉溺在感性直观中，而是在理性的天地中去构筑大厦；他也没有幻想在上帝的乐园中去觅求安慰，而是在理性的思辨里去探求自由。
似乎很不妙，老子在给“道”作进一步具体规定时，便陷入了矛盾：
一方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4章)；另一方面，“其名不去，以阅众甫”(21章)。“其中有物”，“其中有象”(21章)。
这一方面“道”不可道，不可名，无形、无象与另一方面“道”可道，名可名，有形、有象的情形竟对立起来，形成如康德所谓的“二律背反”。
然而在这里，老子正是以思辨的形式，揭示了规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既然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根源，那么，一个有限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一切东西的根源。因为，它既然是“有限”的，就必然与其他“有限”的东西相对立，它不过是“有限”的东西之一，不可能成为一切东西的根源和归宿。因而，“道”也必定是“无限”的，如老子所说：“绳绳兮不可名”(14章)，既无起点又无终点。
同样，“道”既然是“无限”的，那么，“道”就不能是有规定的。因为规定就是否定。对于具有无限性的实体来说，在质上对它的每一种规定，就必然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限定，因而就意味着否定。可见，“道”又是无规定性的。
“有限的名词概念，不能满足理性的需要”(黑格尔：《小逻辑》第109页)。
然而，“道”并不是栖身于宇宙之外的抽象物，它就存在于宇宙之中，存在于事物之中(“其中有物”)，一切事物都有其“道”。
两说如何统一？怎样才能自圆其说？这就必须依赖理性思辨。老子表述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俗以观其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1章老子认为，“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开始。
天地生万物，“无”比“有”更根本。承认“无”，就能认识“道”的本质，承认“有”，就能分清“道”的界限。
这都指明，“道”即是“无”与“有”的统一，而“无”比“有”更根本。
“道”既然是世界的根源，因而它就是无限性的、无规定性的。老子的“无”正具有这样的意义。诚如一切有形的物质形态，它在形成这一具体形态以前，对于这一形态来说，它便是不存在的，是“无”。而当此形态一旦产生形成，便是“有”了。这“有”经过发展变化，此形态经转化又归消失，复成为“无”。老子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他把“道”之“无”的性质看得更根本，“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道”学说体系。综观全部老子哲学，他更偏爱于“无”，反映了他所坚持的理性原则，在老子那样的年代，在那样传统的和原始直观的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气氛里，老子给“道”作如此理性思辨的规定，无怪人们感到其神秘而不易把握，无怪使人们感到“玄之又玄”。
这一理性原则取得了“玄之又玄”的神秘服装之后，便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在“道”的整个内在结构中独立起来。
老子的“道”在理性原则的引导下，尊重世界万物的存在，又不局限于流动不居的事物，它从感情存在出发，又不满足于感性直观。它企图在万物之中的更高层寻求世界无限多样性的统一，这统一不是上帝，不是鬼神，而是“无”，从而它的“道”也最后归结为“无”，以至于扔掉了感性直观。
这种理性思考，在人类认识史上固然有巨大的启蒙意义，但是，它的这种“以无为根”的本体说，却诱使它走上了“不出于户，以知天下”的唯理论。
第三，复归本性。老子高高地站在理性思辨的殿堂之上，来考察“道”的深化运行。他发现，“道”在自己的运动旅程中，产生了宇宙万物，而万事万物的运行也规定在“道”的总轨道内。具体事物的得失赢亏，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运动变化，“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赢，或挫或隳(29章)。这运动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事物的对立面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运动变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盈，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2章)。事物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2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58章)。在老子的眼里，事物不但运动变动，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转化，就是“道”的普遍性格，老子称之为“反者道之动”(40章)。
这样看来，事物的发展，“道”的运动，乃是一个过程。老子描述说：
“曰逝，曰远，曰反。”(25章)“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万物(参“道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证)。万物又开始自己的运动，向极端发展，在其久远的程度上，又向对立面转化(“曰反”)。
转化的最后结果，则是万物又回归于“道”的本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16章)。
“道”总要产生万物，万物总要发展，发展就要转化，转化就造成“复归”。这一过程，由“道”的本体开始，经过运动变化，又回归到“道”自身中来，恰像百川之流终要归入大海一样。老子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32章)，正是对“道”的复归过程的生动描述。
在这一总复归的过程中，不管万物变化怎样千姿百态，不管具体事物如何生生不息，也不管现实世界是如何变化莫测，它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任凭你千变万化，然而最终你总要回来的。这并不是什么外在的力量使然，“道”的本性就是如此。
可见，“复归”的本性对于世界根源的“道”，正反映了它的最高追求。
是“道”的内在结构中“复归”这一因素，导致了其结构本身陷入循环论，与上升式螺旋型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形态判然有别。
第四，内向心理，因为“道”的最高追求是“复归”，“复归”是“道”的本性特征。所以，“道”的旨趣便不在外求，而是内向，从而形成“道”结构的内向心理特征，并与前三个因素连成一气，共同构成“道”的内在结构体系。
从由“道”中产生的宇宙万物纷纷纭纭，变化不已，使人感到直观现象的表面性、偶然性。这引起“道”自身的反思：外在的具体事物是流动的、暂时的、表面的和偶然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而运动转化必然又回归于“道”，“归根曰静”，只有“道”这个万物之根，才是永恒的、必然的和可靠的。
既然如此，“道”何需去过多地关注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内的肯定、追求与外的怀疑、否定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建立在外的否定之上，不是宇宙万物背离了“道”，也不是“道”不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而是万物不等于“道”。比起具体的万物来，“道”自身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它是纷纭世界的本源。惟其如此，世界上最真实的乃是“道”本身。
既然如此，何不理智地摆脱世界万物纷扰，去追求“道”自身的完美？因此，必须“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16章)。甚至要“塞其兑，闭其门”，“为道日损”(48章)。干脆把外部世界否定个净光！
因为对具体事物的每一点信赖，必然是对“道”的自我完美境界实现的障碍。
“道”这种内向心理的基本要求即是：外部世界尽管是存在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最本质的存在。它受“道”的制约而存在，还要复归于“道”自身，因而，“道”所重视的并不是自身以外的他物，这他物的运动变化只证明“道”的永恒真实性。所以，“道”不假外求，只好内追。“道”完全浸沉陶醉在把握自我的完善性上了。
“道”的这种内向心理要素经过外在发展，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形成了贵柔守雌、无欲无为不争的特点，对于汉民族精神性格的形式，起到了极坏的毒化作用。
儒家倡导的“内心修养”，佛学信奉自我“顿悟”，老子推崇内向心理。唐以后，儒、佛、道三家合流归一。而这一点，可能是三者所以归一的共通之处吧。
作为内在结构的四大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平摆在一起，而是动态性地联结在一起，既各有其独立性，又互相作用，从而构成了有机的“道”的内在结构体系，统治着整个“道”学说。
“道”的自然基础特征使其不入于虚妄而具有现实精神，“道”的理性原则使其不落世俗而保持理智；“道”的内向特征又使其具备安然自乐的心理。和“道”的复归本性相联结相作用，“道”把自己的全部旨趣放在追求自身的完美性上。“道”把自己和世界一起看作是无限循环的过程，不管这一循环怎样重复，不管这一过程多么复杂，但它循环往复的每次结局都是对“道”自身完善性的完成，从而使“道”在执行自己的使命中，具有封闭型保守性的总特征。正因为如此，“道”的内在结构本身便取得排他性的特点。任凭历史千年发展行进，老子的“道”学说却基本保持其风貌而不像名、法家那样被历史湮没，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二、“道”的外在化形式
事实上，老子的“道”并不只局限在本性内发展运动，它还向外部辐射，呈现出多层次的结构。这一多层次的结构，集中表现在“道”外在化过程里。
“道”是宇宙的总根源，它生育万物。这个生和育的过程，即是其外在化的过程。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1章)“道”是本性，“德”是功用，功用依赖本体，“德”来自于“道”，又归结为“道”，“德”是“道”
外在化的结果和体现。
“道”外在化为“德”，“德”体现和代表了社会、人和人的认识的最高原则。而这个“德”与社会、人和人的认识各具体领域的“德”又是不同的。具体领域的“德”，受制于“道”结构的复归本性，又必然向总“德”回归，所以老子又称这个总体上的“德”为“孔德”、“玄德”、“德”的最后发展，又复归于“道”自身，“玄德”在现实尘世中，就是“道”的体现者。“道”外在化而形成的这一多层次的结构，进一步充实了“道”体系，使其一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另方面又使本来思辨抽象的结构，带上了伦理化道德化的特征。
如果说“道”的内在结构还停留在抽象的思辨领域，那么，其外在化的“德“则已完全驶入到具体实用的现实中了。
“德”在社会领域里表现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理想原则。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弑君夺室，君臣易位，你争我夺，互相攻伐，平民造反，奴隶暴动，旧制度在崩毁，新制度在创建，整个社会处于摇动之中。
老子看到了这一现实，他认为这动荡不安完全是“有为”的结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57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因而他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只有无为无知无欲，天下才能不争，国家才安宁。
何以然？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德”的原则，从而达到“道”的要求。所以老子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然后乃至大顺”(65章)。
既然有为有欲是灾祸的根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同时又违反“玄德”，那么，就必须去智去欲，实行愚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