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散文家，是生活在前6世纪中期到前5世纪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相传他著有《左传》和《国语》。《左传》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散文。《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全书30卷。所记时间与《春秋》同起于前722年，止于前453年，比《春秋》多28年。它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和历史散文名著，记述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和社会事件及人物，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残暴，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情感。叙述详密完整，尽管历史事件错综复杂，但详略得当，有条不紊。其情节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对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写得条理分明，重点突出。人物形象刻画生动，特别善于通过对话、行动和一些带特征性的细节突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如晋文公、先轸、赵盾等人，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语言文辞平易通俗，简练含蓄而富于表现力。唐代刘知几称其“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其思想倾向性和文笔都对后世史学家、文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成为了后世叙事散文创作的典范。作者左丘明，把我国散文推上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我国先秦散文的繁荣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最著名的散文家
最著名的散文家，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三岁而孤，由嫂抚养，刻苦学习。及长，尽通六经百家之学。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其间803年，因关中大旱上疏奏请减免徭役租赋获罪遭贬；818年又因上书谏阻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被杀。卒年57岁，后世称韩文公。著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王朝统一，排斥佛老，主张儒学，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间疾苦，热心教育。但宣扬性三品，反对王叔文改革。他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以“复古”为旗帜，主张继承先秦两汉优秀的散文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矫揉造作的骈偶文风。他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主张“物不得其平则鸣”，反对无病呻吟，要求文章内容充实、形式精美。他说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反对模拟剽窃，力主务去陈言，做到“文从字顺”；同时要“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这些理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更为可贵的是，韩愈以大量的散文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成为了我国杰出的散文大师。其散文今存300多篇，包括政论、书启、赠序、杂说、祭文、状表、碑志等。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无不各具特色，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的统一。《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师说》、《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杂说》之四以及《子产不毁乡校颂》等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质朴，语言流畅，是流传千古的优秀散文。他的议论文，不管是论政、论道还是谈学，常用形象化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等手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师说》是议论文的代表作，作者不顾封建传统师道观念的束缚，针对士大夫耻于相师的不良风气，论述人必从师和能者为师的道理，指出“人非生而知之”，“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运用对比手法，滔滔而论，汪洋恣肆，感情充沛，颇有说服力。《杂说》之四，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短小精悍，作者一腔愤懑尽露笔端。《原毁》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发出公正用人、重用贤能的呼吁。虽多述孔子等人之见，但从不引经据典，为散文创作开辟了一种新的形式。叙事散文亦有不少名篇，无论写人、记事、状物都十分生动。《张中丞传后叙》和《柳子厚墓志铭》等，善于选择重要事件和富有感情的语言刻画人物，文笔曲折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前者记叙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后者叙述柳宗元一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指责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祭十二郎文》则用抒情笔调，长歌当哭，痛悼其侄韩老成，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写得情真意挚、凄楚动人，被誉为“祭文中千古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之口，刻画和揭露官场的黑暗和大官僚的丑态，无不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是韩愈早期散文的一篇力作，被苏轼称为唐代的第一篇文章。
韩愈散文风格刚健雄伟，气势磅礴，曲折多变，流畅明快，不落俗套。皇甫湜说其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苏询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韩愈还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他散文的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既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词汇宝库，为汉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不少精练的警句，已成为成语至今沿用，如“垂头丧气”、“牢不可破”、“不平则鸣”、“杂乱无章”、“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落井下石”、“动辄得咎”、“轻车熟路”、“佶屈聱牙”等。韩愈的语言艺术，正如皇甫湜所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苏轼更称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得到了当时另一位散文大家柳宗元的密切配合，在当时就有“韩柳”之称。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为散文创作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突破了先秦散文和《史记》子、史的形式，发展了诸如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文学性散文，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之中找到了表现自己叙事、写景、抒情、言志的领域。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唐代古文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完成了文体的革新，使古典散文在继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即先秦散文之后出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的高峰，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北宋中叶，以欧阳修为首的一批文人，继承韩柳古文传统，再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欧阳修和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名家共同努力，使宋代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再放异彩，从而使韩柳古文成为了新的文学传统，因此，后世对他们便有“唐宋八大家”的称誉。这个新的古文传统，支配了中国文坛达上千年之久，明代以唐顺之、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和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都是对唐宋古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替代。
最早提出“古文”概念的人
最早提出“古文”概念的人，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768—824）。他首先在著名议论文《师说》等篇中，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由于韩愈的大力提倡，柳宗元等人的全力支持，古文终以丰硕的成果，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了当时文坛的主要风尚，即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彪炳一时，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最早取得重大成就的宋代作家
最早取得重大成就的宋代作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4岁丧父，家境清寒，刻苦自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政治改革，直言敢谏，屡遭保守派诬陷贬斥。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是北宋初期至中叶提倡诗文革新、反对西昆派的领袖人物，他继承并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继宋初柳开以来的革新精神，用自己丰硕的文学创作实绩，在梅尧臣、苏舜钦、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把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扫清了西昆派浮靡华丽的文风。他既强调道是文的核心，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认识到道与文的区别，纠正了宋初古文家重道而轻文或道即文的偏颇，把诗文革新运动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同时，他大力提拔和奖掖后进，曾凭借知贡举的地位，识拔善于写作古文的人才。苏洵、苏辙、苏轼、曾巩、王安石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他是宋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散文、诗、词创作和史传编写及论文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尤以散文成就最高。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他遵韩愈“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的主张，形成了一种平易晓畅、从容委婉的独特风格。他的政论性散文，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或斥责保守派，或讽谏统治者，或同情苦难的人民，或关心国家的兴亡，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原弊》等篇。其语言简练，条理明晰，说理透彻，切中时弊，思想深刻，词锋犀利，一唱三叹，令人深省。其叙事、抒情散文，委婉含蓄，简括有法，语言流畅，摇曳多姿，风神绰约，颇有感情。《醉翁亭记》，用自然流畅的笔调，描绘了山间四时景色的变化和游乐自适的情怀，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其音节抑扬顿挫，给人以从容舒缓的感觉。《秋声赋》则通过多种比喻，将无形的秋声描绘得变态百端，可感可触，为宋代抒情小赋的典范。其诗平易流畅，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风气。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食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平深感不安。《答杨子静两长句》，更指出了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是人民贫困的直接根源。那些抒写个人生活情趣及亲朋间题赠应和之作，也不乏其新颖意境。其词，清新婉丽，充满生活气息，对宋词的演化有一定影响。主要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抒怀言志。《采桑子》一词，表现了他啸傲湖山、流连风月的洒脱情怀。所著《六一诗话》，首开诗话论诗形式，促进了后世诗歌的发展。他在史学、经学、目录学、金石学等方面亦有创获和贡献。
总之，欧阳修以其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和北宋文坛领袖的地位，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宋代及其以后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家最少的朝代
作家最少的朝代，是统治中国仅15年时间的秦代（前221—前206）。秦王朝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箝制思想，摧残文化。他们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坑杀儒生460多人，极大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致使其能称作家的仅有李斯一人。李斯（？—前208）是秦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初为郡小吏，后与韩非同学于荀况所授“帝王之术”。学成后，为施展其建功立业的抱负，西入秦国，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之策说秦王嬴政，深得秦王赏识，被拜为长史，不久为客卿。前237年，秦王因发现为秦兴修水利的专家郑国是韩国派来专事破坏的人，于是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供职的外籍官员。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谏逐客书》，力陈秦王纳谏，取消逐客之令。秦王看后心悦诚服，不但纳谏，而且任李斯为廷尉。李斯在辅助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统一天下后，李斯官至长丞相。秦二世时，他为赵高所陷，被腰斩且夷灭三族。
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其文章多为奏议诏令和碑刻之作。他在战国末期所写《谏逐客书》，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文中驳斥了秦凡客必逐的错误，指出用人唯贤和不必限于本土的道理，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文章上承战国纵横辞说的遗风，下启汉赋骈丽的文风，表现了散文赋化的倾向。李斯的另一篇奏议《论督责书》，文风峭刻，具有法家的特点。他的刻石铭文，对后世碑铭文有一定影响。他还是一位文字学家，所著《仓颉篇》，对我国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最早的政论家
最早的政论家，是西汉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世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20余岁时已精通诸子百家之书，议论风发，被文帝召为博士。他主张改革政制，并草拟了整套实施方案，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深得文帝赏识。因此，他却遭到了周勃、灌婴等守旧派的谗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4年后回朝任梁怀王太傅。后怀王坠马而死，他郁郁自伤，年余辞世，仅33岁。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常上书评论时政，写了很多政论文章，有《新书》58篇，“疏”7篇。其中《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大政》等篇，是他著名的代表作品。这类议论文，大都言辞激切，观察敏锐，分析透辟。他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亡的原因，吸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表现了“民为邦本”的进步思想。《论积贮疏》一文，提出了使民归农的主张，为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而重视农业、积蓄粮食，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限制豪强商贾。他的《陈政事疏》，主张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匈奴侵扰，注重民生，完善礼制，巩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过秦论》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主要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施暴于民、失去民心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给汉文帝政治改革、巩固统治地位提供借鉴。其它散文亦文笔锋利、言辞激切、感情充沛，皆对我国后世政论体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称贾谊的政论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并将作者与稍晚的著名政论家晁错并称。在贾谊之前，特别是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政论性散文颇多，但成就均不及贾谊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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