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帝继位后，帝挚被分封到尧帝原来被分封的唐地。而帝挚跟他的七位兄弟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合称——“八元”。“八元”在舜帝的时候被任命为道德使者，“布五教于四方”，宣传“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舜帝对“八元”的这种任用比较有意思。我的想法是，之所以舜帝要这样使用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平时对推行这种家庭伦理不遗余力。而“八元”之所以对于推行这种家庭伦理不遗余力，正是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道德以强大的光辉烛照了他们，他们再去烛照世人。帝喾和姜嫄以宽厚的心胸呵护了他们，让他们没有在众人面前背负道德的包袱，这让他们看到了道德的强大，并心甘情愿为这种强大的道德服务。
其实在写作三皇五帝故事的过程中，我一再接触到有关道德教化的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从前曾经知道的，有的则是现在通过查找资料才发现的。但有一点，就是这些资料总是给我带来震撼。黄帝列朝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异数，就算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异数。
跟西方历史相比，黄帝列朝作为中国道德发源期，这种道德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人的烙印。也就是说，黄帝列朝的新道德，从一开始就将道德作为“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德。黄帝列朝的君主都相信，人通过道德能够改变自己，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让人类生活得更好。这样，道德作为一种抽象的教义，既不会受到人的干扰，也同样不会受到神的干扰。神如果没有道德，在黄帝列朝的道德观看来，这样的神也得完蛋。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罕见的人文景观，当西方世界因为利益所驱逐步走向人性的自私的时候，中华道德却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善”的力量，中华先民在对利益的追逐中，无论道德曾经如何沦丧，最终道德都会重新回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人类的利益追逐做出调节。
跟印度历史相比，尽管印度文化对于“善”的追逐也是一以贯之的，但印度文化偏重于个人的修行，道德只是个人的事情，甚至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道德成了特定种族的专利，只是佛教出现之后，才出现了“普度众生”的“大善”。但佛教的“普度众生”跟中华文化的“人的道德”相比，依旧缺乏一种普世的实践的态度。佛教的修行方式是游离于普通人之外的，这跟印度文化中特定的修行方式有关。而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普世的道德实践方式。尤其是在黄帝列朝，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可以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被放逐到穷山恶水，也可以因为自己的道德修行重新回到众人之中。道德让一切变为可能。人之为道德，不是为神，而是为人，表面上是为了他人，其实是为了自己。
所以在世界的各个古国中，唯有中国可以称为“人文之国”。甚至现代源自于西方的人文精神，最初的源头也要上溯到中国文化。正是在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人文的养料，才有了西方流传至今的普世价值观。
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人类人文精神的鼻祖？我想这又是一个“李约瑟难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华的人文基础，离不开道德先贤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那些“脊梁”式的知识分子，就充分发掘了精神的力量，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道德水平，并逐步形成强大的合力，植根于最深层的文化土壤之中，从来就没有枯萎过。
这其中，神农氏是黄帝朝以前人文精神的代表。如果没有造福众人的精神，神农氏就不会以身试药，也就不会发展出中药学，并在上古时代将人类的寿命提高了尽可能长的地步。当时人类寿命的状况，一直到今天，在现代医学呵护下的人类，也最多能够比肩看齐。甚至因为现代医学对于生命科学的某些误读，加上现实压力的加重，今天人类的寿命还不如那时的水平。正如帝喾后来总结的，利益是对道德最好的催化剂。当西方人因为利益而自相残杀助长恶行的时候，中华先民在战争之外，通过道德获取了实打实的利益。这让中华先民从一开始就获取了正确的认识，道德是一切利益之源。首先人类必须通过道德来确定秩序，然后人类才可以在秩序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正如只有一个小出口的起火的房间内，只有一个一个鱼贯而出，才能最大限度地自救，如果一拥而上，那就谁也跑不掉。
但神农氏的“脊梁”精神，只是一种自发的“脊梁”精神。他的“脊梁”精神跟印度文化的修行观类似，道德还只是个人的事情，虽有辐射而效果并不显著。甚至跟西方世界一样，为了利益，战争依旧不可避免。神农朝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是比力气的。只有从黄帝朝开始，“道德”才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韩非子所说“上古竞于道德”，在神农朝以前，应该指私有制出现之前的时代。但以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来说，显然不可能追溯到那么远。那么他崇敬的上古应该就是黄帝列朝。只有在黄帝列朝，“竞于道德”才成为可能。
黄帝是一个道德的天才。正是在黄帝朝，道德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利益在受到保护的同时，又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只要你违反道德，你就千夫所指，无所遁形。只要你拥抱道德，你就所向披靡。
那么黄帝朝的道德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首先，黄帝的道德观，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道德观。道德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人还是神，只要你违反道德，你就狗屎不如。这就从人和神两个方向保证了道德不被践踏。其次，黄帝的道德观，是一种实践的道德观。他的道德观，跟此前的部落道德观截然不同，贵族不再享受特权，民众得到尊重。不合时宜的道德，一概丢弃；有利于民众的道德，得到张扬。由此也就有了第三点，黄帝的道德观，体现于对于大众文化的充分尊重，百姓需要什么，黄帝就干什么。百姓的需要就是道德的需要，违反百姓的利益，道德就失去市场。第四，黄帝朝的道德观，是一种在知识分子的道德加工中精益求精的道德观。道德不是僵硬的，道德有自己的规律。如果要道德永远符合规律，就必须有知识分子的不断完善。第五，黄帝朝的道德观，是一种知识分子在道德加工的时候必须适应大众文化的道德观。这种适应未必要去迎合，但一定要充分考虑大众的需要。当道德跟大众的生活脱节，这样的道德是毫无意义的，最终只能发展成自欺欺人的道德。第六，黄帝朝的道德观，是一种官方文化引领的道德观。首先必须有官方的讲道德，才能辐射到臣民。官方对道德的重视，是道德得到奉行的基础。第七，黄帝朝的道德观，官方的道德必须是一种切实奉行的道德，如果官方挂羊头卖狗肉，或者道德只约束百姓不约束自己，这样的道德照样形同虚设。第八，黄帝朝的道德观，在官方道德中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地位，不凭想当然确定道德，也不凭某一部分知识分子或者民众的好恶来确定道德，这样就保持了道德的稳定性，确保道德对于大多数人的保护。
这种体系的确立，使黄帝朝拥有了道德的中场发动机。当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抽象的道德系统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想象其能量。而当人们真实地沐浴在这种道德体系之中时，才能够感受道德强大的力量。
黄帝这个天才的制度发明，不仅让他成为中华的人文始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世界性的人文始祖。
黄帝朝的道德体系，第一次让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脊梁文化）和大众文化同时在道德体系中登场，并各自最大程度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尽管黄帝朝道德体系的内容未必完美，但仅就体系本身来说，却是堪称完美的。直到今天，各国的道德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往往都是对黄帝发明的这个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偷工减料。偷工减料的人自以为得计，其实道德体系已经得到了伤害。
从黄帝朝开始，由于官方文化的引领，道德从“自发”走向“自觉”。道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道德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道德的研究成为一门风光的学问，并出现了颛顼帝、尧帝这样的道德知识分子和“蒲衣学派”这样的道德知识分子群体。
正是因为道德体系的存在，对利益的无限的追逐从而导致的恶行，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流。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在对抗物质主义方面发挥了深远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