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侬
公元前十二世纪，距今约3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陕西岐山下的姬周国统治集团内由于“嗣位”问题出现了矛盾，周太王古公亶父把“兴周翦商”希望寄托于孙子姬昌的身上。太王孙姬昌是古公小儿子季历所生。当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古公殷切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的两个哥哥泰伯和仲雍。为了能让姬昌顺利继位，就自动让贤，一起由岐山南下于长江下游的荆蛮之邦（当时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文身断发，以示让位于季历的决心。泰伯兄弟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遂有一千多户跟他们来到荆蛮。泰伯仲雍兄弟在荆蛮建邦立业，自号“句吴”国。自此，吴民族和吴姓民族的传人们均信奉吴太伯为民族和宗族的始祖神，句吴国所在的太湖流域由此成了礼仪之邦的人才荟萃的首善之区。
A．句吴的玉石文化和稻作文化
三千多年前伯仲建立的句吴国地区，居然出土了五千多年前的玉器文化。1973年在吴县草鞋山，1977年在吴县张陵山西山，1979年在武进寺墩，1982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1984年在吴县张陵山东山以及海安青墩，江宁咎庙、横林青墩、雪堰桥南山、湖塘金鸡墩、常熟三条桥黄土山和嘉陵塘，昆山绰墩、吴县东渚等约有二三十处地点都出土了大量的古玉器，其中有极珍贵的玉琮、玉璧等大型礼器。据仪器测定，江浙两省出土的吴越古玉器比中原出土的古玉器的年代要早几千年，采用了轮制方法并掌握了抛光技术。可以肯定，当时这里已有专业玉工。崧泽出土的玉璧是采用了玉片进行切割而成，其他地区出土的玉琮图案中的眼睛直径仅有1．5毫米，眼的圆圈是封闭的阴刻线，线宽只有0．7丝米，是用管状钻旋转而成的。当时作为研磨料的黄沙已能筛到极细，制玉用的解玉砂主要是硬度为7的石英砂粒，掺水作为介质，用竹木骨石做成各种刀锯管棒对玉料进行切割、钻孔、碾搓、琢磨、刻纹，使玉成为各种形状和纹饰。上海考古界曾依据地下发掘出的玉琮和玉璧等大型礼器，确认在四千多年以前的太湖流域已开始形成国家。这些礼器是部落首领酋长的王权象征物。
句吴地域范围原指苏南、皖南和浙北一带，东临大海与于越在太湖东南一带错居，西临彭蠡至新安江上游与楚接壤。北与南淮夷隔江相邻，地属古扬州。《周官·职方氏》划分九州行政区域时，把扬州列为九州之首：“东南日扬州，其山镇日会稽，其泽薮日具区……其利金、锡、竹、箭……其谷宜稻。”
不过，夏民族划分行政区时，把这片广袤的沼泽泥涂地区列为“九州”中的“下下等”，《禹贡》称扬州“土惟涂泥”。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吴越之地在夏代以及更远一些的年代里，洪水泛滥，地势低湿，海水倒灌，土地泥泞，人民“水行而山处”，与鱼鳖为伍。凡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献中，吴越总是被列为荆蛮洪荒之地。夏禹建越，太伯建吴后，吴越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之地，文明和繁荣几冠中原，甲于天下。因此，夏禹及其子孙就成为开发于越的始祖英雄，伯仲兄弟就成了吴民族的始祖神了。所以，句吴地域的稻作文化也如玉石文化一样熠熠闪光。
上海青浦崧泽、马桥，无锡仙蠡墩，吴县草鞋山、梅堰和南京庙山等古吴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米、谷壳、稻秆和农具等遗物，特别是河姆渡发掘出堆积的稻谷竟达120吨。这些地区同时出土了绸片、丝线、丝带、麻布片和大量的玉石礼器。
地下发掘出的吴越土著先民的灿烂历史，使《禹贡》和《周礼》两篇古文献有了矛盾。古吴越灿烂的文化在夏禹时代显得黯淡无光，到了西周时代又重新灿烂起来，这一条起伏的历史曲线，似乎隐藏着一个历史谜团。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洋而不息”。
《说文》解九州的“州”字：“水中可居者日州”。中国别称“九州”，王献唐先生说：“以州名地，知当时悉为水国，羲皇前后皆为滨水之族矣。”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上古时有有过一次或数次大洪水，唐尧、虞舜、夏禹都曾巡行天下治理洪水。王充《论衡》：“实禹舜之时，洪水未治，尧传于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洪水。”他们终生在与洪水搏斗，成为名垂青史的三代治水大英雄。
数年或数十年不停的大雨洪水，使海平面上升，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大海侵。海水倒灌，山呼海啸，淹没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片土地，气候温湿，风调雨顺的鱼稻之乡的宁绍平原和太湖流域均遭其害。句吴族、于越族等先民被迫迁徙。有的渡江北上，有的流迁西南，有的泛海东去。
北上的句吴族人中有一支吴人改变了渔耕生活而开始以狩猎为生，他们的团族改变了名称，在“吴”字上蒙了一层虎皮而成为“虞”族了。
西迁云南的一支吴人成为现在的纳西族，据纳西巨族《木氏宗谱》记载远古祖先中的前八代都娶吴女为妻。有些纳西人至今仍保留母系氏族的习俗，并保留了每年绕泸沽湖“转海”的风俗，可知句吴族女性曾长期执掌过纳西族酋长的权柄，告诫子孙们不要忘怀滨海临湖的故土。
泛海东去的可能到达日本和台湾，日本的人类学家正在考证他们的祖先之根出自云南和江南。
本土难舍的先民们就走进山林，过着“山居水行”的生活。
据《浙江地理简志》考证，这场灾难性的大海侵持续了三四千年，直到句践的父辈时，海水才全部退尽。这就是夏禹南巡时所见到的沼泽洪荒图，殷商到西周以后的千余年时间中，藏匿在深山里的句吴族人和越族先民历尽苦难，艰辛地把沼泽泥涂开垦成良田。太伯开伯渎运河，把句吴沼泽中的水排入太湖长江，即所谓“穿泠渎以备旱潦”。“吴越熟，天下足”。句吴和于越成了丰饶无比的天然粮仓。《周礼》当然把它列为九州之首了。
B．吴刀
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古墓中出土两把铜剑，剑身上阴刻鸟篆：“攻吾王夫差自作元用”。同年河南辉县发现一把古剑，也刻有：“攻吾夫差自作其元用”的篆字。1983年湖北江陵又出土“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的矛剑制作非常精良，铭文也极华美，印证了古籍中对吴越兵器的赞辞。
古人论及剑戈，总是吴越并称的，但很早以前，“吴刀”、“吴戈”是独领风骚的。
《楚辞·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
《吕氏春秋·行论》：“鲧……殛之于羽山，副之声吴刀。”
吴刀不仅锋利无比，还是镇邪的神圣宝物，“吴刀”在夏代以前就有极高的知名度了。
吴越之地盛产铜锡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据学者考证，早在商代吴越地区已有发展程度不一的青铜文化。吴兴棣溪、海盐、安吉、丹徒烟墩山、武进淹城等地出土了不少商代铜器。还在该地区西周遗址中出土了熔铜的坩埚和灌铜汁的勺类、陶钵，这些铸铜匠人均为吴、越当地土著居民。
越灭吴后，越人垄断了冶炼技术，从此，“吴刀越剑”并称于世。
C．吴文化和鱼文化
句吴之地不仅滨海临湖，境内又多江河湖沼。《玄中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尸子》日：“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句吴族人以渔耕为生，习俗披发纹身，他们常在水中打渔，裸体上刺刻了龙蛇花纹，“以像龙子”，可以躲避蛟龙的侵害。
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了大量的玉鱼刻刀，小玉鱼、玉鱼耳勺以及佩鱼尾饰带的玉人，其中的玉鱼刻刀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鱼形骨匕造型十分相似，化形为器，在文化内涵上有相同的联系。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多有玉鱼、陶鱼和捕鱼工具出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圆形雕刻木鱼，陶塑鱼和刻有双鱼水草纹的陶片。南通博物院中收藏的一件战国铜戈上也刻有清秀的阴纹鱼形图饰……这些都说明了古吴地域曾是鱼文化十分活跃兴盛的地区。
生息在中原的各民族也都经历过鱼文化的时期，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有美丽的鱼纹，考古学家推测，这些人首鱼纹“可能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即氏族的徽号。
句吴先民对鱼的崇拜更神秘更虔诚，在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些陶鼎的足，常被塑成鱼目锥形或鱼鳍形。陶鼎是祭祀神灵用的礼器，可见句吴先民是把鱼作为通灵神物加以崇拜的。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三例人鱼共煮的奇特现象，陶釜底部的鱼骨堆中发现薄薄的人颅骨，鉴定为初生婴儿。河姆渡人鱼多粮足，不可能饥而食人。《墨子节葬》：“越之东有骇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故有些学者推论河姆渡人也有“宜弟”的陋俗，这是值得商榷的，“解而食之”与“人鱼共煮”恐非一回事。我以为这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尸子》：“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杀人以殉是古老的隆重祭祀风俗。
吴县张陵山早期良渚文化遗址中有殉葬陶器和三个人头。铜山丘湾石社遗址中有20多具活埋奴隶的尸骨……所以“人鱼共煮”，不是自己吃了自己的长子以后可以多生孩子，而应该是用鱼和俘虏或奴隶的孩子作供品祭祀神灵的杀殉敬神活动。礼毕，像分享胙肉一样分割供品煮而食之。
在中国诸多民族中，当他们走出丛林，走向平原时，都曾把鱼作为主要食料，都曾有过鱼的图腾，但真正与鱼文化结合得最紧密的惟有句吴先民了。他们不仅以鱼为图腾，甚至以鱼为宗族姓了。对内，他们把鱼图腾作为养活他们，供他们生存和繁衍下去的始祖的象征；对外，则把鱼图腾作为“非我族类”的区别标志。
拂开积淀在“句吴”之上的千年尘埃，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历史。
（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