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容
浩瀚的太湖是孕育吴文化的摇篮，古吴无锡梅里是三千年前首建句吴国家的发源地，素有“山歌乡”、“故事矿”的美称，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宝藏。
我就出生、生活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地方。从小受到这里许许多多动听动人的吴歌、故事和传说的教育和熏陶。毛主席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的，活泼的。”并指出：“……如果连群众的浯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我没读几年书，连小学也没毕业，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朱海容作品研究》中教授和同志们称我为搜集家、整理家、研究家等，我愧不敢当。但有一点，我一直在群众的语言大学里（上学）学习着、记录着（听课，做作业），直至今天。
现在回想起来，我60多年的民间民俗文化生涯是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的，是从学习童谣、儿歌开始的。我的奶奶、妈妈、婶娘都是“儿歌家”。她们要我睡、要我吃、要我笑时都用唱儿歌的办法。这对我影响极深，我进人民问文学的第一步。记得1946～1949年在家乡组织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时，我带领小朋友唱童谣：“小小红头军，本领实在狠（大）。棍打青恶狗，枪戳黄老鹰”；“东洋兵、西洋兵，南杀人、西抢金”等等。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在《中国儿童》、少儿出版社及江、浙、沪等报刊发表300多首儿歌。2001年我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太湖新儿歌集《美丽的小鸟》（6辑200多首）。
在爱听爱唱儿歌、童谣的同时，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吸引着我，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到处有民谣、山歌、渔歌等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我6岁时，父亲因家无寸田，农忙时出外做短工，农闲在一单间破屋开了“两张半”台子的小茶馆，村里的老人都喜欢去“穷开心”，讲“山海经”，说古道今、谈天说地、无奇不有，特别是太湖无锡一带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机智人物的故事传说和长短吴歌。老人中有“讲头”（主要讲故事），有“唱头”（主要唱山歌），他们讲得活龙活现，唱得生动活泼。我听得津津有味、句句人心，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因饥寒交迫，我11岁时就离开家乡到苏州、常州做小手工学徒。在此间的四、五年中，我学到了许多历史常识、文化知识，积累了许多（特别是吴地的）优秀文化遗产资料。这段时间，为我以后的民间文学事业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解放后，1949年春我就到区里工作。开始我一直跟区委书记跑跑腿，打打杂差。不料，有一次参加“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的大会时，书记刚开了个头，接县急电要立刻去县府开紧急会，书记对我说：“小朱，你讲讲吧！”说着钻进吉普走了。我站在台上呆了一会，红着脸说：“我没在大会作过报告，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会上有点头，多数人摇头，我只得硬着头皮讲了个《双倌抗租》。万万没料到，讲到双倌受苦受难时，许多人低头痛哭，讲到双倌惩治恶霸时，大家站起来，一片掌声……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掌声中把会议要求贯彻了下去。书记回来后对我说：“小鬼！讲得比我好听，会开得很成功嘛！”
从此，我开始体会到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意义和威力。
由于开会、工作的需要。促使我更积极地随时随地搜集、记录、运用各种民间文学的资料。1951～1963年我在无锡县安镇等区委和县干校、党校工作期间，特别是在党校（党训班）的五年间。是我学习、运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一段卓有成效的时期。那时党训班每年要办3～5期（每期1～3个月）参加对象大多数是基层干部。每次办班期间我都要去作报告、讲课，每次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要求，运用（或穿插或举例、或讲、或唱）各类大家喜闻乐见的，而又能加深对问题理解的民间奇人奇事奇语。
在这段时间里，我搜集记录了长篇系列故事、传说以及许多小故事和中、短山歌等等，共记录大小笔记本20多本，还收购收藏各种原始手抄本30多册。在搜集、挖掘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整理，并发表。从1954年起在《无锡工人报》、《无锡报》、《县文艺》、《苏南日报》、《苏南大众》、《群众文艺》、《民间文学》等报刊共发表各类故事、传说85篇。
“文革”中我蹲了三年多牛棚，最痛心的是多年的资料全毁，不少老歌手、老“故事”去世，搞民间文学的人，均深受“借古讽今”等罪名的迫害，不少同志发誓再不搞民间文学了。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的早春，上海文艺出版社钱舜娟同志从北京等地组稿后赶到了无锡，在县上的一次组稿会上，她讲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说道：“无锡是吴歌、吴文化的发祥地，有很多‘宝矿’、‘宝贝’等着大家去发掘……”此后，老钱同志三天两头来电来信传达姜彬老师“及时抢救、挽回损失……”等指示。
从此，我和大家都从余悸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民间民俗文化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工作，经过七、八年的加倍努力，取得了较大成绩：1980年歌王钱阿福师徒唱述我搜集整理的长篇叙事吴歌《沈七哥》在《县文艺》发表，1981年《江苏民间文学》第三、第四期发表，1983年中国《民间文学》发表，并发了《朱海容与沈七哥》的专论，称《沈七哥》的发表在“民文”的百花园中是“文革”后的第一声“春雷”。第一枝“报春花”。《沈七哥》不仅震动了中国民间文学界、学术界，并引起国际民间文学界的重视，西德波恩大学瑶贝克教授花两年时间于1986年把《沈七哥》译成德文，并撰文说：《沈七哥》是中国最早的汉族民间长诗，是世界少有的“创世诗”。
紧接《沈七哥》后，《中国歌谣报》、《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五姑娘房门半扇开》等7部长篇叙事吴歌。1988年《沈七哥》、《薛六郎》、《小青青》等三部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
1987年10月，我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无锡县民间故事集》（上、中、下三集80万字）、《无锡县民间歌谣集》（上、中二集70万字）、《无锡县长篇叙事吴歌集》（9部105万字）、《无锡县民间谚语集》（30万字）由江苏人民出版总社出版，主编的《无锡市歌谣精选集成》（20万字）199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担任省《歌谣卷》的编委，参加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的普查和编纂工作。1989年1月年获省文化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局、省民协联合颁发的注明“在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老书省卷的编纂工作中，成绩显著，富有创造精神，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1991年7月获入画艺术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颁发的注明“在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1997年11月获人画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注明“在完成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编纂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特颁发文艺集成老书编纂成果二等奖”的荣誉证书。
上述的奖项以及省、市、县的数十次奖励的获得，上靠各级组织的领导、指导，下靠基层干部群众的真情关怀、热情支持才取得的。它们成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1990年，我离退了，领导动员我迟退三年，我说：“人退工作不退，我早决定把‘终点作为起点站啦’。我所喜爱的民间民俗文学事业，吴歌、吴文化的研究工作在等着我哩！”
从1997～2001年，经过五、六个年头的日夜苦战，《华抱山》第一集6000行于1997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华抱山》第二集9000余行，于1999年4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获锡山市特别贡献奖奖状，2002年获无锡市“五个一工程奖”奖状。2000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新版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中立专章介绍了英雄史诗《华抱山》。韩国出版的《中韩文化交流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的第4期均以“中国第一部汉族英雄史诗《华抱山》”为题，设了专辑。
很多人说，朱海容年岁越大。成绩越大，质量越高，这是一种可贵的现象、难得的现象。我知道我做得还很不够。还须加倍努力，把领导和同志对我的鼓励作为奋斗的目标。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还哺育我、养育我的家乡父老兄弟们（特别是老歌手、老故事）一点“情”和“爱”。
（载《江南论坛》2002年第8期）
